最近，日本大选落下帷幕，关于重新振兴日本，成为日本年轻一代的希望。同时，关于日本的未来，亦引起了全球普遍关注。
英国学者，《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撰文称，日本仍然是一个理智、稳定、繁荣和令人激动的国家。就政治、文化、甚至经济而言，与其说日本提供了一个教训，不如说它在如何应对长期逆境方面树立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
同时，日本是一个乐于做出尝试和改变的国家，它曾选择个性张扬的自民党成员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担任首相，后者在2001年至2006年间，推动日本走向了更高程度的自由市场化。如今，它转而选择了不那么迷恋美国模式的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和民主党。日本的自我休整能力，使其在经历了“失落的十年”之后，仍然保持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
而中国学者，前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罗天昊，则在直属中国执政党中央的《求是》系杂志撰文，以全球和“亚洲”视野审视日本，他认为，日本的崛起，本质上得宜于两点，一是作为美国欧洲等传统强国的经济补充，得以成为第一次产业转移的受益者，其二是，日本相对亚洲国家的先发优势和制度红利，无论是明治维新，还是其后在美国主导下的宪政和社会文化全面改革，日本都比亚洲其它国家更为现代化，在制度改革方面一直领先。
而在未来，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日本失去了其“大自由港”的中转地位，同时，中国不可能永远处于威权统治时期，印度也不可能永远保持种性制度，亚洲其它国家的现代化努力，也将使日本的制度优势消失，先天不足的日本，就回归小国。如欧洲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一样。
罗天昊与吉迪恩•拉赫曼的不同观点，其实都折射出了人们对于日本未来的关注。作为事实上一直暗中“以日为师”的中国，日本的变化，亦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经过改革的中国，也在变化之中，中日未来的格局，也存在相当变数，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日本的地位被相对削弱，亦是事实，日本近年的国策，也由“脱亚入欧”，变为“亲美入亚”。
未来日本，是逐渐衰落还是重振强国风采，值得期待。

边缘化的日本
罗天昊
本次日本大选，虽然被称为“年轻一代”的胜利，但是，从全球视野来看，日本的衰落，已经成为必然。
上世纪70年代，曾经有一部风靡日本的影片，片名叫《日本的沉没》，此片的风行，正暗合了当时日本人内心普遍的危机感。而其后，日本经济开始停止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步入低潮期。
在本此全球金融危机中，日本亦同样遭受巨创。日本2008年第四季度GDP按年率计算实际下降12.7％。这是日本近35年来的最大季度降幅。日本的经济跌幅，为发达国家之冠。
从丰臣秀吉时代以“日出处之国”自居，到明治维新之后成为“东亚霸主”，再到二战以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的大国之梦，持续了数百年之久。著名日本作家五木宽之甚至在一片题为《衰退时代：日本应有的“觉悟”》一文中，提醒日本到了“地狱时代”，呼吁日本应该定位于做一个“小国”。
这或许是一个未来时代的隐喻。事实上，在未来时代，日本也必然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先发优势与“大国附庸”是日本崛起的根源
日本成为世界大国，既有其奋发图强之宏治，亦有其特殊时势。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崛起，源于两大优势。相对于亚洲诸国，其进行现代化努力的先发优势，以及与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国的互补性。
成为大国，一个很基本的要素，是在主流的文明圈中成为强者。在全球化尚没有完全到来的时代，欧洲和亚洲，乃至后来的美洲，乃是全球几大区域中心，美国是美洲的中心，英国曾经是欧洲中心，后来的法国和德国也先后争当欧洲中心，而在亚洲，日本由于率先进行现代化改造，通过明治维新，最早也最彻底融入现代化体系，获得相对于亚洲各国的制度优势。
中日甲午战争，最能说明这种制度上的优势。当时，中国经济总量仍然是日本的六倍，而军事力量更是远胜于日本，但是，“蕞尔小国”最后还是战胜了“天朝大国”，凸现出现代文明的威力。其后日本吞并朝鲜半岛，乃至后来侵略中国及东南亚，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一岛国而扬威于亚洲，都源于当时亚洲诸国尚处于农业社会。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而日本在二战以后的崛起，也是一种制度红利，仍然是一种先发优势。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在政治体制与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民主化、现代化改造，从过去的半封建半现代国家，过渡到完全性的现代国家。重新获得制度优势；而中国的改革，则延迟了将近30年，东亚各国现代化的努力，也仍然比日本晚，也不如其彻底。
同时崛起的大国之间，往往存在着激烈竞争，曾经的美苏对峙数年，未来美俄、美中，乃至中俄之间也许仍然将对峙很多年，但是，日本在其崛起过程中，与当时的顶级强国从来就不存在大国之间的争雄，而更多的是互补。
日本特性是：高素质的国民及由此造就的丰富人力资源、贫乏的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可以纳入美国的体系，而不太可能成为独立的不可控的经济体。与美国经济的巨大互补性，是日本速崛的重要原因，台湾、韩国某种意义上也是走的这条路。
亚洲觉醒:日本失去先发优势
在全球化的历程中，其它国家也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日本的制度优势将逐步丧失。
经过民族独立之后的初期阵痛，亚洲各国和地区亦开始了现代化的里程。上世纪80年代，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相继崛起，90年代，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四小虎亦开始突飞猛进。其后，越南通过革新开放，近年来亦发展迅猛。而印度在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后，也开始大象之舞。亚洲国家的崛起，稀释了日本的独大地位。1994年之后，日本名义GDP从占全球17.9％的顶点逐步滑落，一直到今天的9.1%。
对日本影响最为直接的，还是中国。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步崛起，使日本的影响力削弱，如果未来中国能够继续现代化改革，在制度层面缩小差距，则日本将根本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
在制度优势丧失后，日本的先天缺陷，将成为其致命伤。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其先天禀赋有限，日本侵华，在某种意义上说，正说明日本经济强盛的脆弱性，只有依靠中国的资源，方可立足未来，很多当年侵华的日本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在对华战争之时，既骄傲自大，更有隐藏于内心的恐惧，在未来，日本是一个会被日益边缘化的国家。日本的崛起，只不过是得益于中日之间现代化的时间差，在中国尚处于中世纪乃至半封建社会时，已经脱亚入欧的日本，对于中国有一个体制上的比较优势。
早在100多年前，就有日本人洞察到其未来宿命。而民国时期富有远见的中国人如国民党的蒋百里，共产党的毛泽东等人，正在此基础上，预见到中日之间经过持久战后，日本必然失败。
三十年前，中国名义GDP仅占全球的1%，为日本的十分之一，而2008年，中国GDP已相当于日本的87% ，未来三年中国超越日本，将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大势。而到2025年，印度亦将超过日本。日本的亚洲经济中心地位，将不复存在。
在全球化的历程中，其它国家也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日本的制度优势将逐步丧失。在制度优势丧失后，日本的先天缺陷，将成为其致命伤。中国不可能永远保持在威权政治时代，印度的种性制度也不可能永远保持，这两个亚洲大国，在消除其内部最大制度组碍之后，必然发生飞跃。
日本的先天禀赋的局限，使其与德国一样，缺少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基础。纵使美国衰落，日德也无能力取代，日德仍然只能成为未来主流经济体的互补性力量，这是日德等类国家的宿命。
被“中美板块”遗弃的“大香港”
从全球经济格局来说，其形态正如两大版块。以前存在几十年的的美苏对峙以及现代单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为一大版块，而广大后发的经济体，则是另一版块，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更似是美国这一全球主要经济体，与广大的后发国家之间的缓冲带与中转地。只有小国，才适合充当这种中间地带，日本与德国，其崛起更多得宜于这种“自由港”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德国之于全球，正如香港之于中国。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日本亦如一个“大香港”，日本的崛起，亦得益于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落差，使日本有机会成为中转地与自由港。中美对立时期，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经济上尚且属于落后地位，日本作为中美之间的中转地，成为资源交换市场交换的巨大自由岛，从中日邦交正常化一直到20世纪初，长达30余年的时间内，日本同时成为中国与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两边均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最近两年以来，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一贸易大国。同时，美国亦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一贸易大国。中美之间互相成为对方的第一贸易大国。日本则逐渐被边缘化。
全球化的浪潮使“中国版块”与“美国版块”在碰撞后产生一体化的倾向。很多学者就曾就未来时代的中美两国重新作出战略性定位，称之为“中美国”(Chimerica)，即中国是美国全球合作伙伴的“中美国”概念，一种新型的，以合作而非竞争为存在形式的大国关系。
不光是在中美之间，在全球范围内，日本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亦日益降低。美国强盛时期,日本可以作为美国经济的互补体，而当中国，俄罗斯等大国逐步强盛后，美国与其它大国之间的直接对话与资源交流合作将更多，日本作为中间地带的“ 自由港”地位将逐步衰落。

日本并未衰落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去年，当这场大衰退开始之际，人们常常把日本的遭遇，作为给西方的一个可怕警告。他们说，如果美国和欧盟(EU)未能采取正确的政策，或许也会遭遇日本式“失落的十年”，其后则是多年的增长疲弱。
如今，当日本人在上周日的选举中结束了自民党(LDP) 50多年的统治，把民主党(DPJ)送上台时，西方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此次选举是一场政治革命，是日本结束多年停滞局面的重大机会。
然而，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民主党不太可能大幅改变现状。他们也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日本过去20多年来的境遇，决不像许多西方人描述得那么悲惨。
诚然，自1990年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以来，该国经济增长缓慢，股市大幅下跌，国家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攀升至可怕的水平。但是，尽管面临这些困难，日本仍然是一个理智、稳定、繁荣和令人激动的国家。就政治、文化、甚至经济而言，与其说日本提供了一个教训，不如说它在如何应对长期逆境方面树立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
令许多局外人感到困惑的是，在经济陷入相对停滞的多年时间里，日本人始终选择由自民党执政。少数人士甚至把这作为日本不够民主的证据。但日本乐于做出尝试和改变。它曾选择个性张扬的自民党成员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担任首相，后者在2001年至2006年间，推动日本走向了更高程度的自由市场化。如今，它转而选择了不那么迷恋美国模式的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和民主党。
不过，日本始终是在明确界定的限度内寻求改变。欧洲人和美国人担心，严重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助长政治极端主义——考虑到美国出现的歇斯底里的政治论调，以及欧洲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所获得的更多选票，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在将近20年的逆境中，日本人却从未与政治极端主义有染。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应对经济困难方面，比外国人有时承认的要强得多。例如，《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有时会抱怨日本“让人失望的能力惊人”。确实，外国投资者会发现, 过去20年里日本股市尤其令人失望；日经指数目前仅略高于10500点，而泡沫鼎盛时期曾达到过39000点的峰值。日本人还曾因不愿更冷酷地处理“僵尸”公司、执著于“终生雇用”等过时传统而受到外人的诟病。
但是缓冲经济衰退最严重社会影响的努力收到了成效。上周新闻媒体上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标题，宣称全球衰退导致日本失业率创下新高——5.7%。但与美国及欧元地区的9.4%相比，这已经算是相当好的表现。官方的数字背后，或许存在许多隐藏的失业数据——但西方社会同样如此。
日本决心保住就业岗位，这使得其劳动力市场不那么“有弹性”，也让经济付出了代价——但这种代价并非不可承受。学者们发表“日本将成为全球第一强国”的惊人预测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返。但在经历了20年的所谓停滞之后，日本依然排名第二——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大型企业依然在制造世界一流的产品。例如，丰田在研发普锐斯(Prius)等混合动力汽车方面，就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东京给人的感觉，的确不像一个陷入终极衰退国家的首都。东京的米其林星级餐厅比巴黎还要多。英国《金融时报》的时尚宗师泰勒•布律莱(Tyler Brûlé) 徜徉在东京街头，不知疲倦地搜寻前沿设计的范本——这是在向日本的时尚声誉致敬。日本2002年主办世界杯时，“失落的十年”刚刚过去，日本向世界呈现出一副欢乐而好客的面孔，相比于其联合主办国韩国怪异的民族主义，显得格外讨喜。日本人的足球踢得也不错。日本国家队赴北京参加了2004年亚洲杯的决赛，击败了东道主中国队——而且还活着离开了中国。
当然，日本有其自身的问题。其人口平均年龄正稳步上升，而人口总数逐渐减少。每5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年龄超过65岁。民主党已承诺将提高养老金和父母的育儿补贴，并采取减税措施。但很难想象日本政府如何实现收支平衡。当英美两国担心其公共债务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0%时，日本的债务却正逐渐接近GDP的200%。
日本应对社会老龄化的一些努力也让人不安。在研发给老年人做伴的机器人方面，该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中包括一款“温暖体贴的Ifbot”，据媒体报道，这种机器人“身着宇航服，会谈论天气、唱歌和做游戏。”
最好不要嘲笑他们。美国和欧洲正疲于应对泡沫经济、公共债务不断上升和婴儿潮(baby-boom)一代退休带来的后果，他们应该怀着尊敬的心情向日本取经。日本的现在，可能就是他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