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不如试着用在产业组织学学过的知识分析一下吧. 如果红灯区合法化的话, 这也许能纠正部分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晰导致的问题(为什么说一部分呢,下面会接着解析).
大家都知道,嫖娼会有很多社会问题,最最最根本的,就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疾病. 为了简单地粗略分析这问题,就假设性病是唯一的界外效应(externality). 性工作者本身知道性病可以传播,但是由于感染者(嫖娼者)因为嫖娼感染了性病,花费在治病上的成本,无法体现在/算到性工作者的"生产成本"上, 这可以认为是产权界定模糊的代价. 所以,性工作者个人负担的成本远远少于社会成本. 因此, 这种服务的价格偏低.
大家不妨用柠檬概念(Lemon principle)来试试分析吧. 假如市场上的确有无疾病和带病的性工作者而且收取的服务费用不一. 但是,作为嫖娼者无法区分谁是健康/带病的. 那么, 带病者同样可以收取高额的费用, 因为"客人"无法区分他们的质量差别. 到最后, 市场上剩下的当然是带病的性工作者.
好了, 分析一下政府的介入(娼妓合法化)的可能性. 娼妓合法化, 其实也等同于设立一种"准入机制", 一方面, 对公娼提供应有的帮助(例如宣传卫生知识,强制要求使用避孕套防止性疾病传播). 这样,公娼当然需要承担更高的成本, 服务的价格也因而提高. 另一方面, 严厉打击暗娼.
但是, 为什么说娼妓合法化只能有一部分的效果呢, 本人献丑, 尝试用principal-agent model去分析. 问题是,但就监督成本(monitoring cost)这一项,就让这政策失效了. 举例吧, 如何强制要求性工作者使用避孕套呢? 这在监督方面基本上无任何绝对可行的方法. 其次, 如何给政府部门提供激励效果(incentive)呢? 公安局的通过扫黄的罚款获得incentive吗? 鉴于中国现状, 例如新闻说的,警察本身就是色情场所的投资者之一了, 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有incentive吗? 可能提供incentive吗? 另外,如果公娼通过税收形式(皮肉税?)保证其合法身份, 但是价格调高后,没有人能保证对公娼的需求会依旧,正如其他商品一样,价格全面上升可能导致需求萎缩.) 所以,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很难保证公娼会转行,变会暗娼.因此政策就破产了. (记得之前看过台湾的报道,说政府要求公娼进行每月健康检查次数增加,立即导致很多人扬言转行暗娼,娼妓合法化瞬刻有等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