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公众认同的十位二十世纪的老校长：
蔡元培：兼容并包 从1917年起，蔡元培名义上做了十年半的北京大学校长，实际在校办事只有五年半，却奠定了崇尚民主、科学和自由的北大传统，也塑造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在他看来，大学就要“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确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他主张教授治校，以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他支持学生社团活动，仅傅斯年们办的《新潮》每月就拨款2000元(当时北大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4万元)。在军阀跋扈的暗夜里，他在北大辟出了一块自由的园地，点燃了“五四”的圣火。 蔡元培：兼容并包 从1917年起，蔡元培名义上做了十年半的北京大学校长，实际在校办事只有五年半，却奠定了崇尚民主、科学和自由的北大传统，也塑造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在他看来，大学就要“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确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他主张教授治校，以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他支持学生社团活动，仅傅斯年们办的《新潮》每月就拨款2000元(当时北大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4万元)。在军阀跋扈的暗夜里，他在北大辟出了一块自由的园地，点燃了“五四”的圣火。 胡适：学术独立 从1946年到1948年，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后不过两年半，但从1917年留学归国，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曾长期担任北大教授及文学院院长(期间还做过20个月的中国公学校长)。虽然他当大学校长的时间短，但他对于塑造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北大传统起到的作用却是无人替代的，换句话说，他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塑造了北大的品格。1946年10月，他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特别强调学生要独立研究，不要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1947年他写下《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呼吁用大力造成五个、十个第一流的大学，他认为大学制度要革新，大学教育要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以学术独立为基础。 梅贻琦：行胜于言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包括西南联大主持日常事务的常委)，前后18年。清华大学在他手里始终坚持自主办学的传统，长期保持了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他在美国学的是电机工程，又进修了物理学位，他在办学中处处体现出科学精神，为人处世无不一丝不苟。他沉默而真诚，但他的沉默与寡言并不是寡断，而是有自己主见的，他身上有一种“沉默的责任感”，他把自己对于学生、对于学校的责任当做一切。在风雨飘摇的抗战前夕，在西南联大的几次学潮中，他都是尽力保护学生。他脚踏实地的为人，恰如清华的标志日晷上镌刻的铭文：“行胜于言”。 马寅初：北大主义即牺牲主义 这位曾让蒋介石政权头痛的经济学家1951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到1960年1月4日被迫辞职)，他衷心地拥护共产党，但他没有因此丧失自己独立判断的能力，不是一味的盲从、跟风。大学一律学苏联，几乎取消科研，他却主张大学也应当从事科学研究。早年他就在《北大之精神》文中指出：“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往直前，以达至高的鹄的。”他本人就是北大精神的身体力行者，1950年代后期，他因为提出《新人口论》，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而成为批判对象，但他认定自己没有错，在批判会上一再声明：“我勇于更正错误，但坚持真理，而且在真理面前，无私无畏。”“不怕坐牢，不怕油锅炸，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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