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说明这是市场失灵，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

我还是觉得经济危机跟经济制度有关，与社会制度无关。

这就对了

因为我们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我们政府的行为有很多还是计划经济那老一套，所以我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社会化大生产，就是把全社会整合成一个公司的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市场经济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即有够买能力的需求，当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够买力有限（由于工资源或失业原因造成）这种需求就不足，相反自由市场的竞争会使企业扩大生产，由于企业要生产压倒其它企业，这就会现了竞争，光不说发不发生经济危机，就是竞必然造成全社会整体效率的低下和资源浪费。

而计划经济由于全社会整合成一体，只要有效求解资源配置方程组就可以做到最有效率。而计划经济下的需求是社会需求而非有效需求或使社会需求等于有效需求，因此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得到最合理的安排，百分之百的就业率和高福利，一个星期顶多上三四天班就行了。

但多次偏离了合理控制范围的局部经济过热和之后的经济调整，也使我们损失惨重

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好处就是在于经济能够预先纠错，而市场经济无法做到，只能即时纠错，即发生危机后再纠错，这样就对社会造成了危机。

计划经济下货币不能驱动生产，货币的作用也只是在最后保留的消费市场（计划经济应称分配环节）起分配券的作用。而生产领域不存在企业（生产组织），任何“企业”（生产组织）都没有营利性质都不赚钱，资源调动或生产通过解资源配置方程组直接调动。为什么不赚钱和营利性质，对于处在市场经济下的人很难理解。不过当想清楚计划经济本质就好理解了。计划经济下全社会整合成了一个公司。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内部的各组织间的所有东西当然都是这个公司所有者的，当然资源调动是直接调动。

计划经济下各组织的工人或管理者的工资由国家印发的货币来发，通过最后一环的消费环节完全收回。所以经典的计划经济下是没有税收的，所以计划国家的GDP等于零，只能算GNP（实物生产），GDP是市场经济国家的算法，对于纯计划经济国家不适用。

计划与计划经济是相回事，可以说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天敌。计划经济是把全社会整合成一个公司。与市场经济相比它不存在交易费用也不存在由无序竞争带来的几何辈的效序低下。当然计划经济要收信息，例出投入与产出消耗(市场经济下应用“成本”这个词，但是它没有以货币形式体现所以不用这个词了），对上千样基础的产品或资源编制一个投入产出表，通过超级计算机求解，这个超多元多次的资源配置方程组，以得出资源配置涵数。可以说计划的成功的关系与计算机信息技术有关。

经济制度就是社会最主要的制度。

经济危机由市场造成与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并不矛盾,

请参阅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那里分析的非常精彩.

谁说现代没有经济危机？

要是没有的话，那么1997年的亚太金融危机根本原因是什么？

要是没有的话，美国还用对伊拉克发动战争？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

贾根良

【内容提要】“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遇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场运动对西方国家主流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批判，它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趋势不啻当头棒喝，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需要重新反思。笔者认为，科学的真正精神是多元论的，新古典经济学无疑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完全被放弃，但它许多严重的缺陷和“科学性”的多少长期得不到讨论，其霸权地位也已对学术自由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是战后美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教训，我们不应重蹈覆辙。现在，我们应该认真研究这场国际运动所提出的问题，放弃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新古典主流化和数学形式化这种取向，采取渐进的和试错的改革办法，兼收并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育与发展之路。

【关 键 词】“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现代经济学/中国经济学

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modern economics/chineseeconomics

【正 文】

正当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加速西方主流化之时，2000年7月，由于法国经济学学生的请愿，一种抗议西方主流经济学统治地位的国际运动已悄然兴起，其矛头直接指向脱离现实和数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被称作“post-autistic economics（注："autistic"在英文中的含义是“我向思考的”和“幻想的”，"autistic economics"是指脱离现实的、幻想中虚构的经济学。由于"post-autistic"在中文难以找到相对应的术语，故"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在本文中暂时译作“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但有时也使用“后我向思考经济学运动”。）”的运动目前正方兴未艾，有可能颠覆新古典主流在西方经济学界的霸权地位，本文暂时把它译作“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论文首先介绍这种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简史，其次为读者理解这种运动提供背景分析，然后就这种改革运动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意义做出简要的评论，最后作为附录则提供了post-autistic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主要文件的中文译本。

一、“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注：根据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网站http:/www.paecon.net／刊载的报道材料整理而成。）

“我向思考(autistic)”的特点是与世界构成了歪曲的关系，我向思考的人没有能力与其他人交流，它是离群索居的和自我封闭的思索，这也是现代经济学的症状，现代新古典经济学脱离现实，集中于自身的智力体操的游戏之中，这是一种目前被称作"post-autistic economics"的新运动对其做出的诊断。这种运动开始于2000年7月，当时法国一群学经济学的学生在因特网上发表了一封对他们教授的请愿书。请愿书反对目前经济学教学中所流行的状态：没有控制的使用数学，数学本身已成为一种目标；新古典理论及其方法在课程表中居压倒性的支配地位；武断的教学方式，不允许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思考。法国学生呼吁结束这种状态，他们提出，经济学要面向经验的和具体的经济现实，采用科学的而不是科学主义的态度，坚持经济学方法的多元论。为了从离群索居的经济学思考和对社会不负责任的状态中拯救经济学，他们呼吁经济学教授们发动改革。

在两周内，学生的请愿得到了许多人的签名，其中不少来自法国最有声望的大学。7月21日，法国le monde报道了这个事件，并对学生们呼唤改革的要求发表了同情的长篇评论。其它法国报纸、杂志、电视和电台也对此做了报道。7月底，一些教授发动了他们自己的请愿，明确地支持改革的要求，并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教授们的请愿书也呼吁进行公开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教育部部长jack lang宣布，他要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不满，建立一个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jack lang任命著名经济学家paul fitoussi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责令他在一年之内提交研究报告。

2000年9月，《post-autistic经济学通讯》的电子出版物在英国开始发行，它谈到了在法国发生的事件，鼓励人们了解并参与其中。这很快就在学生、助教和教授们之间传播开来了。10月份，到第二期发行时，《post-autistic经济学通讯》的订户已发展到36个国家。

从一开始，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post-autistic经济学”运动采取了漠视的态度。然而，很快对新运动的批评之声就出现了。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10月份在le monde上发表了一篇长篇论文，他写到，post-autistic经济学对新古典的保留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新古典主义的支持者完全意识到了这些缺点，正统和异端的目标最终都是一样的：致力于发展政治经济学中可以使用的可靠工具。然而，主流的这种主动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有观察者认为，索罗的文章是帝国主义的和恩赐态度的，它是对学生们的请求冷嘲热讽的歪曲。

法国学生继续组织公众争论，在整个2000年至2001年学年中，法国的许多大学组织了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关这个运动的文章继续在法国出版物上出现，2001年2月，法国杂志l'economie politique用一期的篇幅刊载了这方面的争论文章。在法国国家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和访谈中，法国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站到了学生的一边，200多名法国经济学家签名支持学生们的请愿。

2000年11月，为了对post-autistic经济学改革运动进行国际指导，http://www.paecon.net／网站创立，《post-autistic经济学通讯》在这个网站上为公众讨论建立了一个持久的平台。现在，《post-autistic经济学通讯》已变成可以免费订阅的因特网杂志，并已改名为《post-autistic经济学评论》，目前的订户已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个国家。2000年12月，post-autistic经济学运动法国学生领导人参加了在英国召开的“经济学的未来”国际会议，这激发了该项运动在法国和世界其它地方之间的联系。大约在同时，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飞抵法国会见了这个新运动的学生和学术界领导人。2001年1月，加尔布雷思在《后我向思考经济学通讯》第四期上反驳了索罗的看法，他指出，经济学的许多核心理论命题需要争论。

2001年7月，剑桥大学27名博士生发表了“开放经济学”的公开信，到2002年4月，在公开信上的签名已超过600名。2001年8月，在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75名学生、研究人员和教授对经济学状态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谈论，其结果是以类似的方式，发表了“堪萨斯城建议”，请求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们克服有关人类行为的僵化观念，在研究中认真考虑文化、历史和方法论问题，开展跨学科对话。2001年9月，由fitoussi担任主席的调查委员会发表了他们的最终报告。法国学生请愿活动的组织者之一gilles raveaud评论说，这个报告虽然没有满足某些人希望提供替代性的经济学的要求，但如果它被贯彻的话，法国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将与现在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对这个报告持有保留意见的同时，他希望经济学教师们与他们一起支持这个报告，使之得到真正的执行（注：post-autistic economics newsletter,issue no.9,october20,2001.）。

在post-autistic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国家的报刊进行了报道和评论，下面就是http://www.paecon.net／网站摘录的一些评论：“由于学生们的首创精神，就目前经济学所面临危机的原因，一场争论最终被发动了”（法国le monde），“革命的烈火变得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法国教育部部长jack lang已任命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melboume age)，“post-autistic经济学运动像野火一样已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学生们中间蔓延，在许多国家之间的通信日益增加”（美国《科学与社会》），“在法国，反对无节制的形式化经济学课程的post-autistic经济学运动已经爆发，这个运动很快扩散到西班牙，越过欧洲大陆，正进入英国”（英国guardian），“战线已经拉开，http://www.paecon.net／网站是一个采取更多行动的场景”（《澳大利亚人》，“post-autistic经济学运动，一个反对传统经济学的学术运动，很快在发展中经济和发达经济中对这个沉闷科学不满的实践者中间赢得了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现在，post-autistic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已在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土耳其等许多国家建立了网站。《经济学的危机：post-autistic经济学运动最初600天》是一本汇集这个运动早期材料的新书，2003年上半年将由edward elgar出版社发行，我们已与该出版社达成协议，一旦英文版本编辑完毕，我们就考虑中文版在中国出版的事宜。

二、历史背景分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古典经济学统治地位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为了理解post-autistic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回顾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正如20世纪初在物理学革命中曾发挥重要作用的数学物理学家彭加勒所指出的，若想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对经济学来说，这种情况更为迫切，因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受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经济学数学形式化所支配，割断了理论与概念发展史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使经济思想史上一些非正统学派原创性的思想处于未发展的状态之中，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来说，只有割断历史，才能巩固其统治地位。现在，美国大多数著名的大学都已取消经济思想史的课程。钱颖一先生2002年在南开大学的一次讲演中，也好心地和郑重地劝告准备到美国留学的同学，在申请书中千万不要提到亚当·斯密等经济思想史中的人物，因为如果你谈到这些，美国大学的教授就会认为你的知识结构非常陈旧。

让我们首先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诞生时期谈起。19世纪中叶，古典经济学开始陷于危机，它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到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学派林立的局面，主要有历史学派、马克思学派、老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和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学派，目前的许多重要经济思想都可以在这些学派中找到其渊源。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谋求主流地位之前，对当时经济学教育影响最大的有历史学派、老制度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是简短地说明这三个学派当时的情况。

1843年，罗雪尔出版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标志着历史学派的诞生。历史学派在德国的影响几乎达一个世纪之久，它在当时的影响犹如今日的新古典学派，那时的北欧和美国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学者都曾留学德国，只是回国后才另辟蹊径。例如，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瑞典学派的卡塞尔等都曾赴德国留学。又如，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大学的经济学讲座绝大部分是由德国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担任，1885年成立的美国经济学学会，就是由一些留学德国返美的经济学学者仿照德国“社会政策协会”的模式而创建的。在美国，继德国历史学派对当时的经济学产生很大影响之后，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主流经济学是凡勃伦等所创建的老制度学派。有关老制度学派在当时的影响，我们只举美国老制度学派三个代表人物的例子就足以说明：美国400多名经济学家曾联名要求凡勃伦出任美国经济学学会会长，但被凡勃伦拒绝了；康芒斯曾担任美国货币协会会长，对美国联储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起过重要作用；米切尔创建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为经济周期、宏观经济以及后来库兹涅茨等人所研究的国民收入帐户及其核算奠定了基础。

新古典学派是通过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所创建起来的。虽说门格尔、瓦尔拉和杰文斯是边际革命的共同发起者，但在那时的许多思想已不是新的了，有四位先驱者已作了开拓性的研究，这就是屠能、古尔诺、杜布衣和戈森，但他们的著作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是后来人们才追认了他们的贡献，如古尔诺和戈森的著作都是经杰文斯（和瓦尔拉）发现并加以赞扬，才引起英、美经济学界越来越广泛注意的。戈森的命运尤其不佳，在边际效用学说方面，他不仅是一位先驱者，而且，在他的著作中几乎论述了后来奥、英、法等国边际革命所使用的全部重要概念，但他在世时的著作生涯却是很不幸的，前后花了20年时间写成的《论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在1854年出版后，几乎没有销路，不得不在他临死前不久自行收回（注：参看胡寄窗主编：《西方经济学说史》，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91年版，第187～196页。）。这些情况说明了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学派在它的诞生时期也饱受了冷漠和歧视，但它的处境要远远好于今日经济学的新思想和异端经济学，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目前的经济学改革运动所倡导的多元论新精神是多么的重要。

在19世纪末，由门格尔、瓦尔拉和杰文斯发起的边际革命，经过马歇尔的整理和精练，才以其较完备的形态而出现，1890年马歇尔刊行的《经济学原理》影响达30年之久。有关新古典经济学在这段时间的历史，我所了解的三个史实还需要告诉读者。第一个是马歇尔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是经济生物学（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演化经济学），但他的一生却是在为他不以为然的理论进行阐扬和精化，到后来由于精力衰微，才不得不放弃更为他所崇尚的目标，其心情可想而知。第二个是与瓦尔拉和杰文斯不同，在门格尔看来，对于理解复杂的人类行为来说，数学方法完全不能获得在他手中边际革命所试图揭示的经济现象的实质，这是奥地利学派迄今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但自庞巴维克开始，门格尔的原创性贡献逐渐被遗忘了，以至于20世纪30年代在奥地利出现了背叛门格尔遗产的数学形式化革命的插曲。（注：gloria,s.,the evolution of austrian economics:from menger to lachmann,london:routledge,1999.）第三个是作为边际革命意识最强烈的瓦尔拉(1834～1910)终身都在寻找他的理论的支持者，但效果不大，在法国没有找到继承者，最后总算由意大利人帕累托继承了他的衣钵，其理论在逝世后约十年才得到重视，新古典经济学家甚至把他誉为极伟大的经济学家。

在当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是它盲目地崇拜经典物理学成就滞后影响的产物，而现在它对现代物理学所蕴涵的哲学意义仍几乎毫无所知。正如杰奥尔杰斯库—罗金指出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注：georgescu-roegen,n.,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2-3.）但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的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却迅速上升呢？除了社会政治原因外，主要就是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巨大影响。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首先在奥地利登场，这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维也纳学派有很大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除了新古典经济学以外，其他所有经济学流派都被逐渐地边缘化了。特别是二战一结束，新古典经济学获取主流地位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在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强大威力的影响下，在把经济学建成如物理学那样精密科学的目标下，萨缪尔森1947年出版的《经济分析的基础》在经济学界获得了崇高的理论地位，经济学强调数学的重要性日见增强，以至于目前在西方已造成人们普遍地认为，最好的博士毕业论文是建立数学模型并用数量资料加以检验，学术讨论的开始就是数学模型，至于数学模型中那些假定的经济学含义是没有必要讨论的，经济学是在效用最大化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科学（注：张维迎：《经济学：理性选择的科学》，读书，2000年第6期。），凡是不符合这个定义的就不是经济学。

在数学形式化日益普遍的今天，假如历史上像斯密、马克思、熊彼特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现在读博士的话，就不会被认为是好学生，恐怕有可能毕不了业。斯密他们如果今天参加美国大学绝大多数经济学讨论会的话，这些经济学高手们就会不耐烦地问，你的模型在那？如果斯密他们拿不出，在讨论会参加者异样的眼光下，斯密他们就会感受到无地自容的压力，惊叹自己的经济学太落后了。据认为，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界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按照近几年这种流行的思维，斯密他们在会议结束后，一回到家就会想到，如果再不改变，恐怕他们连讨论会的门槛都不会让我进了，遂提出了“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的口号，要实现经济学的“现代化、国际化和标准化”。试想，斯密、马克思和熊彼特会这样做吗？我想他们不会食洋不化。

由于新古典主流对经济学的统治，在美国“以至于达到很难发现不追随正统宗旨的研究生教育项目。实际上，美国大学的所有经济学系都已被经济学是什么、应该怎样研究经济学的单一观点所控制，通常伴随着深奥的数学技术，（自由）市场理论的论证已成为该专业绝对必需的东西，深奥的证明而不是社会目标赢得了更响亮的掌声。在美国所确立的这种专业取向，经过某种时滞，正扩散到欧洲和日本，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各种丰富的经济思想传统的生存危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部分来自于这种事实：许多经济学家在美国受到训练，然后带着他们所吸收的新古典精神，回到本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追随美国模式，这些国家在专业人员的招募、提升、薪金和奖赏等方面正转向新古典的和数量的理论标准。虽然这并没有完全被完成，但在欧洲和亚洲，同质化和方法论的统一的相同过程正在稳步的被推进。”（注：http://www.econ.tcu.edu/icare/mail.html，或通过www.google.com搜索icape。）这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是非常突出的，随着著名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卡尔多、罗宾逊和斯拉法在20世纪80年代的逝世，到90年代，剑桥大学经济学系就已经处于主流的控制之下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深切地感受到了新古典主流对经济学的单一统治所造成的危害，感受到它对学术自由的威胁，对目前的经济学状况非常担忧。因此，他们于1993年成立了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icape)。该联合会认为，在经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上都需要更大的多元化。多元论的新精神将推动各种不同方法的实践者开展更具有批判和建设性的对话。这种多元论将在竞争性的思想交流中强化科学研究的标准。新的多元论应该反映在科学争论、学术会议、专业杂志和经济学家的训练和雇佣等各个方面。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的目标是致力于促进信息交流和其他富有成果的合作。联合会成立大会宣称，经济学学科需要基本的改革，需要对经济行为更健康的各种跨学科的和其它方面的研究开放。

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目前有40个成员组织，这其中包括：演化经济学协会，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异端经济学协会，制度思想协会，社会经济学协会，社会和政治经济学协会，比利时——丹麦制度与政治经济学协会，东部经济学协会，欧洲经济思想史协会，德国政治经济学协会，国际熊彼特协会，生态经济学国际协会，女性主义经济学国际协会，新思想交流国际协会，凡勃伦国际协会，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国际协会，日本演化经济学协会，奥地利经济学发展协会，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政治经济学协会等。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2003年6月将召开第一次国际会议，题目是“异端经济学的未来”，会议特别欢迎把异端经济学的各种流派整合起来的工作。

正是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之下，2000年7月，首先发端于法国的post-autistic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在欧洲爆发。虽然这个运动与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它无疑是经济学多元论国际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都是呼唤西方经济学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束新古典经济学的霸权地位。

三、“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简短评论

在西方经济学界，许多人早就对目前的经济学状况非常不满，但由于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体制的习惯和惯性，体制内通过正常渠道所传递的改革之声早已被置若罔闻了，杂志、书籍和学术会议上分散的批评之声也早已无法改变主流经济学脱离现实的这种状况。从整体上来说，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发展已经锁定在劣等路径之中，它只有靠偶然的突发事件的冲击，并通过改革力量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才能加以改变，所以，post-autistic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学生和教师们不得不采取请愿书和公开信这种极端的形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post-autistic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已点燃了这种火焰，目前已发展成了燎原之势。国外的媒体评论说，自大萧条以来，经济学从未遇到过如此严重的危机。

目前在《post-autistic经济学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对经济学的许多传统观念都提出了质疑，正在讨论经济学课程中有那些东西应该保留下来，并明确地提出发展一种更现实的经济学。毫无疑问，经济学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认真讨论、仔细审查并反复实验。在今后几年甚至十几年，经济学界将面临着并将经历着一种学术上的思想解放运动。

虽然我们可以预料，经济学改革的火焰不可能被扑灭，但它目前仍没有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体制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传统体制的强大惯性、思维习惯和既得利益不能被低估。所以，post-autistic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实际效果最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经济学教学的课程体系依然故我；另一种是有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新古典经济学和数学的支配地位将被大大地削弱。前景是不确定的，但后一种的可能性较大，因为经济学需要根本性的改革，这种时间已等得太久了，对它不满的人数近十年来正呈指数般的增长。

与上述已潜伏了很久但最近才燃起的地下火焰相反，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学教育西方主流化的步伐明显地加快了。“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经济学要实现现代化、国际化和标准化”的声音不绝于耳；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我也曾被谆谆教导，要像美国的经济学教授那样，培养学生“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然而，西方经济学界有那么多经济学流派，究竟和谁接轨？经济学家们可以大致上被分为两种类型，究竟要像那类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一类假定技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不变，在均衡框架下，研究理性经济人如何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这类经济学家采用了把偶然因素排除在外的决定论哲学观，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规律，演绎主义的、数学形式化建模的和预测的是其方法的特征。另一类则认为，技术、制度、偏好等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这种变化的典型特征是非均衡过程，资源创造而非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经济行为者是按照得失权衡而非效用最大化原则采取行动的，经济研究要特别注重时间和地点的差异，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释的是其方法的特征。

熟悉经济学说发展史的人都知道，长期以来，这两类经济学家构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前一种的典型代表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后一种则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几乎所有异端经济学的共同特征，在笔者看来，它的典型代表就是今天正处于大发展前夜的演化经济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这两类经济学是以互补的方式得到发展的（注：参看dopfer,k.(ed)evolutionary economics:program and scope,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1,p.3-5.），但到20世纪90年代，美欧国家所有的经济学系都已被新古典经济学所控制（注：参看hodgson,g.m.(ed)a modern reader in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key concept,edward elgar,2002,p.12.）。因此，按照笔者的理解，我们目前所谓经济学与国际接轨的提法决不是指与异端经济学的某个流派接轨，所谓“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也决不是意味着像演化经济学家那样思考。对流行的思维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新古典范式和数学形式化的发展。在笔者看来，所谓国际化就是美国化，标准化就是数学化，现代化就是新古典化，这样概括不会有多大失真。

有人说，中国的运气总是不错，当我国的一些高级官员已订做好西服，准备到韩国学习“抓大放小”的经验时，当我们正在加速开放资本市场的步伐时，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了，推行了几年的“抓大放小”的政策及时被放弃了，开放资本市场的计划被暂缓实行，这是中国的幸事。现在，正当中国经济学加速西方主流化的步伐时，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爆发了，那么，我们是否要放弃这种目标呢？英籍德国人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拉什曼有句名言：不同的心智思考不同的事情，可能一些人甚至大多数人不同意我的看法：放弃这种目标又是中国的一件幸事。但大多数人可能会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应该放慢西方主流化的步伐，像post-autistic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学生和教师们所倡议的那样，对经济学的基础和经济学教学的课程体系进行讨论，经过深入研究，渐进地改革经济学教育，走出我们自己的道路。如果是这样，我除了赞成和支持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倡议外，下面就我国经济学的发展另外提出一些值得讨论的重大问题，并直率地公开我自己的观点。

第一，保护、鼓励和促成经济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多元化国内格局。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新古典经济学以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为武器，通过教学体系、研究组织、资源分配和奖励办法的单一化的制度化，对异端经济学大加围剿，使经济思想史上许多非正统学派原创性的思想长期处于未发展的状态之中，造成了今日主流经济学缺乏批判和反思性思考的局面，这是与生物多样性原理相违背的，它已造成了对经济学学术自由的严重破坏，造成了这种局面现在改变起来非常困难。我国经济学界尚未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支配，但存在着这种威胁，我们应该对此加以警惕，致力于创造一种多元化的科学文化。作为一种学术制度，多元论的科学氛围将使我们不得不宽容自己所不赞成的学说，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表面上对立的学说实际上是互补的。即使某些学说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冲突，那也将如怀特海所说的，是机会而非灾难。多元化的科学文化将使具有真知灼见的经济理论脱颖而出，从而避免对教条理论的长期迷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产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局面，迎来中国经济学前所未有的大繁荣。

第二，注意引进异端经济学，关注欧洲各国在经济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这种作法至少有两种好处：一是获得我们原先所不知道的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二是成为保护国内多元化经济学格局的重要手段。2000年我就在一篇论文中批评了我们引入西方经济学的缺陷，突出的表现就是对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非常薄弱，而主流经济学现已提不出解释经济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它的许多创新是在异端经济学持久批评的刺激下才得到发展的。创新往往是以异端的形式出现，特别是在非常规科学时期能活跃思维、解放思想，目前的经济学正处于这种时期，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所提出的“新”思想实际上大都是异端经济学早就持有的。

在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上，我们所存在的另一明显的缺陷就是在地域上几乎完全关注于美国，而对欧洲经济学界半个世纪以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视而不见，以至于造成了有的学者声称经济思想史上的历史学派在欧洲现已绝迹，但据我所知，恰恰相反，历史学派的思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欧洲已经复兴。欧洲经济学界有很多非常好的经济思想，如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概念就是由欧洲学者提出的，它对国家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又如在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学的研究上，欧洲经济学界整体上要领先于美国。欧洲经济学界的经济学研究要比美国更关注于现实，异端经济学也更活跃，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首先爆发于欧洲的主要原因。

第三，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学的科学哲学和文化基础展开研究和讨论。现在国内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的科学哲学是波普的证伪主义，费里得曼的实证主义仍非常流行，正是这两者加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方法论的许多重大进展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研究，而这些进展对前两者都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此外，许多学经济学的人不知道“科学主义”是何意，更不用说分清它与“科学”之间的根本性区别了。如果说大多数学经济学的人对经济学的文化基础没有任何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但对理论经济学家来说，这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大多数人都知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时，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对这些名词是非常陌生的。当现代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在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中遭到很多批判时，它仍是支撑新古典经济学统治地位的文化基础。因此，对于理论经济学家来说，这方面的学习和再教育仍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四，反对过分注重数学。西方经济学教育的经验说明，数学在经济学中没有限制地被使用已对经济学的进步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甚至是灾难。笔者并不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但反对它在经济学中的泛滥。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然而奇怪的是，学经济学的学生无须具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的必备知识，但必须“精通”数学。大量论文充斥数学模型，很少关注现实，很少有经济思想的创新，这就是post-autistic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所批判的离群索居的经济学。从这个角度来看，2002年教育部规定，数学在经济学硕士生入学考试中所占分数等于四年所学经济学在考试中所占的分数，无疑将对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并不是建议立即就取消刚刚实施的大幅度提高数学比例的措施，而是希望重新评估数学在经济学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研究它到底是不是经济学研究必备的工具。我们应有自己的判断，没有必要跟在西方国家的后面亦步亦趋，特别是数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已造成弊大于利的情况下，我们更应三思而行。

第五，不迷信“诺贝尔经济学奖”（注：真正的名称应该是“瑞典银行经济科学奖”，参看gingras,y.,beautiful mind,ugly deception:the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s science,post-autistic economics newsletter,lssue no.17,december 4,2002.），只把它看作是衡量经济学研究水平和学术动态的一个参考指标。我的理由是：首先，与物理、化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不同，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目前还存在很大争议，所以它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是不可以与自然科学方面的奖项同日而语的。其次，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如新制度学派的科斯和诺思获奖与前苏联东欧的巨变不无关系。我对他们的获奖虽极为赞成，但也深知他们理论的缺陷。再次，“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的最初动机是因为发起人认为，经济学由于数学化程度已很高，已变成了一门硬科学。从最初两年获奖的经济学家中可以看出这种倾向，只是后来才多样化了，但是否使用数学仍是评奖的重要指标。在某种程度上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也难辞其咎。最后，“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多的关注的是技术层面的经济学研究，它只奖励了对经济思想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一小部分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而许多具有杰出思想但并不符合流行时尚的经济学家在世时不可能获奖，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要远比在技术层面上获“诺奖”的经济学家重要得多。基于以上理由，我们没有必要迷信“诺奖”，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以获取“诺奖”为目标。

第六，探索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新道路。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有一个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但问题是模仿什么？模仿是采取单一的还是多重的路径？模仿是否有必要照搬西方国家的现行做法？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单纯的模仿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创新才能后来居上。经济学的教育和发展也是如此。经济思想史的观察可以告诉我们，一种新型经济学的萌芽可以在主流经济学锁定非常严重的国度被发现，但它的成长和壮大很可能就要转移到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经济学“落后”的国家，正如19世纪中叶的德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学史所呈现的那样。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它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如果西方主流经济学墨守成规的话，而我们却不能不与时俱进，中国经济学界应有勇气抛弃经济学中的陈腐教条，正如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样，根据我们的实际，探索经济学发展的新路子。因此，笔者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并研究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关注并研究法国等国家所采取的经济学教育改革的措施，关注并研究经济学多元论国际思潮，兼收并蓄，采取渐进的和“试错的”方法改革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体制，为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

四、附录：“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主要文件（注：译自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网站http://www.paecon.net/。）

（一）法国经济学学生请愿书

法国经济学学生致本学科教授和教学负责人的公开信

我们——大学的经济学学生宣布，我们对所接受的经济学教学普遍不满。理由如下：

1.我们希望脱离虚构的世界！

为了深刻理解现代人所面对的众多经济现象，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从事经济学研究。但是，经济学教学就绝大部分内容而言是新古典理论和方法，总的来说，它不能满足我们这一期望。事实上，这一理论从一开始就以不考虑偶然性(contingencies)为借口，几乎没有对事实进行必要的关注。经验性内容（历史事实、制度功能、对经济人行为和策略的研究……）几乎是不存在的。这种教学中的差距和对具体现实的漠视给那些希望能有益于经济和社会的人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2.我们反对无节制地使用数学！

使用数学作为工具看来是必要的，但是当数学本身不再是工具而成为自身的目的时，求助于数学形式化会导致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真正的精神分裂症。形式化易于构建问题(construct exercises)和操纵模型，而模型的意义局限于能为写出“一篇优秀论文”而发现“好的结果”（即来自初始假设的逻辑结果）。在科学的幌子下，这种习惯做法有利于评估和选拔，但永远不能回答我们所提出的有关现代经济争论的问题。

3.我们要求经济学方法的多元化

通常，对授课内容(lectures)的质疑是不许可的。在研究现有经济问题的所有方法中，一般只有一种方法提供给我们。这种方法借助于纯粹的公理化程式，宣称能解释任何事物，似乎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学真理。我们不接受这种教条主义。为了适应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对付经济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失业、不平等、金融市场定位、自由贸易的优劣、全球化、经济发展，等等）所涉及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一种多元化的方法。

4.呼吁教师们：尽早觉醒！

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的教授受制于某些约束。然而，我们要向所有理解我们的请求和希望变革的人进行呼吁。如果重大的改革不立即推行，所产生的风险会大到使正在减少的经济学学生们整体地放弃这一领域，这并非因为他们失去了对经济学的兴趣，而是因为他们被孤立于当今世界的现实和争论之外。

我们再也不想让这种脱离现实的所谓科学强加于我们。

我们并非无中生有，只是希望好的思想能更加流行。

因此，我们希望尽快得到回应。

（二）法国经济学教授请愿书

对经济学教学进行争论的请愿书

请愿提出了如下问题：

1.课程表中排除了不是新古典的理论；

2.经济学教学与经济现实不匹配；

3.数学被当作目标而不是工具来使用；

4.教学方法排除或禁止批判性的思考；

5.需要一种适于分析对象复杂性的多元化方法。

在真实的科学中，解释要针对实际现象。一种理论的有效性和适宜性只能通过与“事实”相对照进行评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许多学生一起哀叹经济学教学的发展状况，哀叹它给予了新古典理论和构建、操纵缺少经验内容的模型以特别的优待。这种教学强调模型构建的形式化特征，而极大地忽视了模型与经济现实的关系。这就是科学主义。然而，在科学的方法中，首先关注的是与整套经验现象对应的抽象的信息力度和效率，这应成为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它不是一个数学问题。

然而，“回归事实”的路径并不明显。每种科学都依赖于被建构并被概念化了的“事实”。因此，出现了不同的范式，每种范式都是由一套解释或构建现实的不同表述(representation)和程式所组成。

毫无疑问，承认范式的存在和作用，并非赞同不同范式相互独立。范式间应该比较和对话。基于一种“自然的”或直接的表征(representation)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使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所提供的工具。但是，依靠绝对的数量基础，无法实现对一个模型的批判性评估。无论形式化如何精确或统计如何严密，任何“经济定律”或定理都要在它所适合的情境和类型中评估它的相关性和有效性，还需要考虑制度、历史、环境与地理状况、个人和群体的策略、包括性别关系在内的社会维度，以及更多认识论方面的因素。然而，经济学中的这些维度在我们学生的训练中被严重地遗失了。

通过引入专门课程，这种状况能够得到改善。但是，这不是指增加一些重要的新课程，而是在原有教学计划中把不同知识领域联系起来。学生们要求得到这种联系，我们支持他们的做法。我们应同现有的学科框架进行抗争。例如，宏观经济学应该强调制度、生态约束、结构和历史作用的重要性。

这就产生了多元论问题。多元论不仅仅是思想观念的问题，它使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不同成见或视角。更重要的是，不同理论的存在也可以通过假设的性质、提出的问题、在现时范围中的选择、研究问题的边界，至少是制度的和历史的情境中得到解释。

多元论必须成为经济学家基础文化的一部分。研究人员应该自由发展他们所相信的和感兴趣的领域所带来的思考方式和方向。在一个快速演化和永恒复杂的世界中，逃避是不可能的，试图阻止替代性的事物是危险的。

这导致我们对新古典理论的质疑。当然，新古典理论这种压倒性的地位与多元论是不一致的。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新古典主义对“理性”经济人的虚构、依赖均衡概念、以及坚持价格是构成市场行为的主要（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与我们的信念不一致。我们的经济学概念是基于另一类行为原理，包括经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重要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异质性、基于非市场因素的经济行为的重要性。组织的权力结构和文化、社会领域也应该包括在其中。　从伦理角度看，在很多情况下，教学局限于新古典主题也是值得怀疑的。学生们将错误地认为新古典理论是唯一科学的流派，而科学只是一件公理化和（或）形式化建模的事情。

我们同学生一起斥责把科学与使用数学联系起来这种幼稚而荒谬的做法。关于经济学的科学地位的争论不能局限在使用数学与否的问题上。而且，用使用数学与否构建争论实际上是欺骗人们，并逃避真实的提问和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质疑模型化本身的对象和性质，考虑经济学如何能重新定位于探索现实、远离当前只集中于解决“想象的”问题。

大学教育的两个基本特征应该是多样性的学位课程和训练学生批判性思考。但在新古典体制下两者都不能实现，通常第二个方面受到更严重的压制。坚持数学形式化意味着多数经济现象被禁止进入研究和经济学的课程表。这种限制的不可原谅之处就是它把学生们的批判性思考看作是一种危险的威胁。在自由社会中，这是一种不能被接受的状态。

我们——经济学教师完全支持学生们的要求。为了对他们的期望提供初步答复，我们特别关注这种地方性的首创精神。我们也希望所有大学中的全部经济学学生知晓这些问题。为达此目的，我们准备同学生开展对话，并通过召开会议允许开展对所有问题的公共争论。

（三）剑桥大学27名博士生的公开信

本文发表于2001年6月14日

剑桥大学27位博士生支持下面这封公开信

开放经济学：来自剑桥学生的建议

作为剑桥大学的学生，我们希望促进对当代经济学的争论。下面我们将提出我们所认为的现代经济学的特征、需要争论的内容以及为何需要争论：

正像现代经济学的教学科研实践所表明的那样，我们相信，一种单一的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分析方法垄断了经济学。这种分析方法的核心就是形式化的推理模式，只有应用这种模式的研究才被认为是有效的。这方面的证据是不难被发现的。经济学这个学科的主要杂志、教研机构和课程的内容都被引到了这种方向。

在我们看来，普遍地应用这种形式化方法来理解经济现象是值得争议的。这就是需要争论的核心。何时这些形式化的方法对于提出有效的解释是最佳途径？什么使得这些方法有用，它们的局限性何在？经济学中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被使用吗？经济学内部和经济学家之间应该展开这种争论，而不是把它挤到经济学的边缘，甚至完全排除在经济学之外。

我们特别提出如下建议：

1.主流方法的基础应该被公开争论。这种争论坚决拒绝糟糕的批评意见和糟糕的辩护意见。学生、教师和研究者需要了解和认识经济学主流方法的有力和无力之处。

2.与主流经济学相竞争的其他方法，应在同等程度上经受批判性的争论。只要这些方法能对我们理解经济生活提供重要的见解，它们就应在经济学中被讲授，其研究就应受到鼓励。但现在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与主流经济学相竞争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几乎没有发挥它应起的作用，这仅仅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主流经济学有关什么是经济学的观点。显然，这种状态是自我强化的。

我们之所以说这种争论是重要的，是因为这种现状至少在四个方面是有害的。第一，对于那些接受主流经济学“工具”教育而并不了解这些方法的应用领域的学生，这种现状是有害的。正如与之竞争的理论的存在和地位一样，这些思想的来源和演化也被忽视了。第二，我们的社会本应获益于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的，但经济学的这种现状却使社会处于不利地位。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科学，这种潜力一旦发挥，将通过其对政策辩论的影响发挥重要作用。在现在的状况中，它在这一舞台上的有效性受到了主流方法未经批判的运用的限制。第三，对经济生活许多重要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理解的进程已被阻止。由于被限定只能在单一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学研究，具有竞争性的研究项目的发展被严重地妨碍甚或完全被禁止。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在当前状况下，一个不按规定方法从事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发现其研究很难获得承认。

主流方法的统治，已经在这个专业中创造了一种社会惯例，那就是：只有符合那种主流方法的经济学的知识成果才是好的研究成果。因此，其他模式下的经济学知识都很容易被当作过于贫乏或者根本不属于经济学而不予考虑。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都不得不面对选择：或是使用他们认为不适合的方法去解释经济问题，或是在面对经济学问题时采取他们认为最佳的方法，但同时知道他们的工作不可能被经济学家所倾听。

让我们通过强调我们所不同意的观点来做总结：我们本身并不反对主流的方法，但反对在这个专业中，主流的方法的统治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我们不反对主流的方法，但我们信仰研究方法和路径上的多元论。争论将赋予这种多元论正当性。多元论的缺乏意味着替代性的经济学工作并不会被轻易接纳，但物质和社会条件应该象满足当今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繁荣一样，同样程度的满足多元论发展的需要。这是当我们谈及经济学的开放时，我们真正的用意所在。

（四）“堪萨斯城建议”

2001年8月3日

给所有大学经济学系的国际公开信

“堪萨斯城建议”

经济学需要根本性的改革，现在该是变革的时候了。

这份文告出自于来自22个国家的75名学生、研究者和教授参加的会议。2001年6月在密苏里—堪萨斯城大学(umkc)，在两年一度的演化经济学协会第二届夏季学院会议上，与会者对经济学和经济的现状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是由密苏里—堪萨斯城大学、演化经济学协会和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中心联合主办的。

在下面签名的参加者都赞成对我们的学科进行改革，从而形成了如下公开信。这封公开信与来自其他有着共同关注的团体的声明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赞同并支持“post-autistic经济学运动”和剑桥建议，我们相信经济理论的发展受到了非历史的方法和抽象的形式主义方法论的阻碍，它对理解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只提供了有限的理解。这种狭隘的经济学方法论阻碍了经济学产生真正注重实际和现实性的政策方案，阻碍了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进行富有成果的对话。

所有经济学系都应对经济学教育进行改革，使之包括对支撑我们这一学科的方法论假设的反思，一种负责任的和有效的经济学，应该在更宽广的背景环境中考察经济行为，应该鼓励在哲学基础层面的挑战和争论。最直接的是，经济分析的领域必须被扩展以包括如下内容：

1.更宽泛的人类行为的定义。将经济人界定为自主的、理性的、采取最优行动的个人，这一定义过于狭隘，而且没有考虑其他决定因素所起的作用，诸如本能、习惯的形成、性别、阶级和其他社会因素在形成社会行为者的经济心理学中所扮演的角色。

2.注重文化。经济行为像所有社会现象一样，处于文化体系之中，文化包括所有的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价值体系和制度。通过强制性义务、对具体选择的允许或禁止、创造社会或公共的共同性，这些文化深刻地塑造、指导着人类的行为，也影响着经济行为。

3.富于历史感的思考。经济现实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因此，作为经济学人，我们必须研究考察事物怎样和为什么随着时空变换而改变。现实主义的经济研究应聚焦于过程而不是仅仅关注结果。

4.新型的知识理论。社会科学中传统上所应用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两分法存在问题。研究者的价值观不可避免的要在科学调研和进行科学的阐述中得到体现，而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研究者无法避免价值判断这种看法废弃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承认这一点，才能对知识的声言进行更加精密周详的评价。

5.经验性的基础。应付出更多的努力用经验性证据来论证理论主张。在经济学的教学中，赋予理论原则以特权，而不考虑经验性的观测，使人们对这种经济学解释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6.研究方法的扩展。诸如亲身参与观察、案例研究和论说分析等途径作为获得和分析数据的手段，应被承认与计量经济学和形式化的建模一样的正规和被接受。运用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从不同的有利位置出发，而进行的现象观察，可以提供对现象的新认识，并提高我们对现象的理解。

7.跨学科的对话。经济学家应该意识到经济学内不同的思想流派，也应该注意到其他学科尤其是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

尽管在分析性思维技能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对于这些广阔角度的有效性，经济学家们的专业训练不鼓励对其进行争论，更不要说是接受了。不像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目前这个专业几乎不存在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层面上进行争论的空间，具有批判眼光的学生，只能面对不幸的选择：为了在这个专业上获得发展，不得不放弃他们那种要冒风险的兴趣；或者是干脆放弃经济学，而从事那些更能接受反思和创新的学科。

在我们的世界上，全球性经济变化正在发生，不平等存在于不同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环境的完整性受到威胁，关于财富和权力的新概念充斥，国际性法律架构正在发展之中，国际金融存在着不稳定性的风险。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需要这样的经济学：具有开放性思维、保持分析的有效性和道德责任感。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只有进行持久的批判性的反思，并不断地修正和扩展我们应做什么和我们应该相信做什么，这样的经济学才会出现。

【原文出处】南开经济研究

【原刊地名】津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3～12

【保留字段】本文是作者的新著《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中的一节，该书年内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论文，这里做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该文还同时发表于“经济学家”网站http://www.jjxj.com，部分内容已在2003年3月14日的《经济学消息报》上先期摘要发表。

【作者简介】贾根良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中國沒暴發全國性經濟危機原因有幾個.

一.中國的低工資.

西方國家工資和福利開支一般超過GDP一半,而中國始終徘徊在12~13%左右.日本用三十年使國民工資趕上了美國,中國用三十年使國民工資達到了美國的3%.

中國的消費在GDP中的比重

78年——06年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

年 份 最终消费率
(消费率)
(%)

1978 62.1
1979 64.4
1980 65.5

1981 67.1
1982 66.5
1983 66.4
1984 65.8
1985 66.0

1986 64.9
1987 63.6
1988 63.9
1989 64.5
1990 62.5

1991 62.4
1992 62.4
1993 59.3
1994 58.2
1995 58.1

1996 59.2
1997 59.0
1998 59.6
1999 61.1
2000 62.3

2001 61.4
2002 59.6
2003 56.8
2004 54.3
2005 51.8

2006 49.9
（最终消费率指最终消费支出占支出法GDP的比重） 参考资料：国家统计局

這個資料其實並不準確.至08年第三季度.投資在GDP中占的比重已達53.4%,仍然以兩位數激增(26%)

而消費中官方消費占了相當的比重.

二.中國的經濟模式.

投資拉動.唯GDP是圖.中國三十年來衡量所謂"政績"的唯一標準就是GDP.在此光環下什麽罪惡都可以掩蓋."勞動力成本低"成了中國的招牌廣告詞.投資在GDP中的占比直線攀升.去年已經過半,而投資轉化率卻逐年下降.以這種速度增長,三五年後中國經濟即將窒息而死.中國國內消費不足,但消費從來不是GDP的主角.國人消費其實是維持"基本生存消費".所以危機來了,窮人基本消費不會改變.而外向企業會受到衝擊.珠三角地區以"三來一補"為生的企業大量倒閉.儘管資料表示中國的外貿出口GDP占比達37%,但實際那是統計數據口徑不同造成的假像.如果僅以增加值算出口只占GDP的10%,所以輸入的經濟危機對中國影響只是局部.

中國沒暴發全國性經濟危機原因有幾個.

一.中國的低工資.

西方國家工資和福利開支一般超過GDP一半,而中國始終徘徊在12~13%左右.日本用三十年使國民工資趕上了美國,中國用三十年使國民工資達到了美國的3%.

中國的消費在GDP中的比重

78年——06年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

年 份 最终消费率
(消费率)
(%)

1978 62.1
1979 64.4
1980 65.5

1981 67.1
1982 66.5
1983 66.4
1984 65.8
1985 66.0

1986 64.9
1987 63.6
1988 63.9
1989 64.5
1990 62.5

1991 62.4
1992 62.4
1993 59.3
1994 58.2
1995 58.1

1996 59.2
1997 59.0
1998 59.6
1999 61.1
2000 62.3

2001 61.4
2002 59.6
2003 56.8
2004 54.3
2005 51.8

2006 49.9
（最终消费率指最终消费支出占支出法GDP的比重） 参考资料：国家统计局

這個資料其實並不準確.至08年第三季度.投資在GDP中占的比重已達53.4%,仍然以兩位數激增(26%)

而消費中官方消費占了相當的比重.

二.中國的經濟模式.

投資拉動.唯GDP是圖.中國三十年來衡量所謂"政績"的唯一標準就是GDP.在此光環下什麽罪惡都可以掩蓋."勞動力成本低"成了中國的招牌廣告詞.投資在GDP中的占比直線攀升.去年已經過半,而投資轉化率卻逐年下降.以這種速度增長,三五年後中國經濟即將窒息而死.中國國內消費不足,但消費從來不是GDP的主角.國人消費其實是維持"基本生存消費".所以危機來了,窮人基本消費不會改變.而外向企業會受到衝擊.珠三角地區以"三來一補"為生的企業大量倒閉.儘管資料表示中國的外貿出口GDP占比達37%,但實際那是統計數據口徑不同造成的假像.如果僅以增加值算出口只占GDP的10%,所以輸入的經濟危機對中國影響只是局部.

人类的创新是有极限的，一定时期内的创新可以吸收由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释放出的劳动力和资本，当从长期来看，人的创新一旦枯竭，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更大范围的崩溃。这就是“创造性毁灭”。

网友‘景洪’先生说：中国没暴发全国经济危机的原因有以下两个：

一是中国的低工资，二是这个的追求GDP的模式。拜读以后，感到十分迷惑。

1，说在中国，低工资遏制了经济危机，这从逻辑上讲，难以理解，景洪先生完全没有说出一个低工资可以避免经济危机的具体理由，他的这个判断前提与结论两不相干，等于说“由于A=B，所以C=D”谁都无法从这样的逻辑结构，判断其结论从何而来？，相反，大部分经济学者都认为工人劳动报酬的低薄贫困，是造成国内需求不足，从而成为引起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之一，而不是相反。

2，说用投资来拉动GDP是个效果不好的经济方针，又说，以现在的投资速度，三五年后，中国的经济即将窒息而死，什么叫‘窒息而死’？究竟经济学上的‘窒息而死’是个什么样的具体概念呢？（请恕我识浅，我还从未在经济学上读到这个术语，无从理解），又为什么会造成‘窒息’呢？还有，为什么按照先生的理论，这一可能造成经济窒息的措施，反而成为中国避免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呢？这一系列疑问，都使人感到先生的论断自相矛盾，一团迷糊。

迫切希望景洪先生能给以进一步的解释。也希望参与本坛讨论的SIxiangzhe先生和万岁大中华先生等专家能指点指点。（另外请SI先生告知“马克思1957-1958手稿”刊登在那一本经典著作中，以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