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说，“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的话自然引来一番唾沫横飞的口水讨伐。孤立地看，他的话确实有道理。资本长着一双会飞的翅膀，睁着一双唯利是图的眼睛，哪里的企业成本低，资本自然就往哪里钻。如果我们心甘情愿接受低端制造业这一产业安排，廉价劳动力当然会构筑最好的投资环境。正是按此理论，工人的工资十几年不见涨，国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三者之间俨然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链条。

但换一个视角看企业成本，低工资优势也许就成了劣势。

先从企业角度看，一些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曾多次在媒体上介绍，他们眼中的投资环境，依次为“配套能力、市场、政府服务、劳动力价格”。企业的总成本中，包括大量的行政成本、公关成本，政府的清廉度与这些成本成反比关系。我国的行政成本全球最高，而管制的大量存在造成企业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这些成本降不下来，或者一些地方不愿意把这方面的成本降下来，就只能转嫁到工人或者消费者头上。而且在实际谈判过程中，与地方政府、企业相比，工人缺乏议价能力，因此难逃低工资的命运。

如果由代表工人利益的议价者和资方谈判，情况会怎样？双方将首先达成共识，降低行政成本和对于政府的公关成本才能造就最大、最好的投资环境。这正是国际惯例。

实际上，即使对资方、对企业而言，工人低工资也不是什么好的投资环境。因为劳动力价格并不单指工人工资，还应把劳动生产率一起计入综合考虑。工人工资太低，劳动再生产的投入就低，劳动生产率也可能随之下降，对于企业来说并不合算。另外，工人工资太低，消费市场也会萎缩，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不利。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跨国公司要“自己向自己开刀”，搞什么社会责任标准，努力提高工人福利待遇和劳动条件的原因。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福特公司走出低谷的诀窍就是大幅度提高员工工资。

再从工人的角度看。李剑阁的话有一个前提：工人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强。这话貌似有理，而事实绝非如此。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国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税收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这几年政府税收是国民工资总额的2至3倍，而医疗、教育和住房改革此时却借助于市场化的旗号走了偏路，将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能全部委之于市场，造成民众实际收入的下降。这一数据形象地说明，相比于经济增长而言，普通劳动阶层处于相对被剥夺状态，也就是说，打工者虽然有了工作，但拿着微薄的工资，其实际处境却没有随之改善，或是改善的幅度有限。

至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能给民众增加福利的“工作机会”和企业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有害无益，长期以来的“低工资优势”只是强势话语的谬种流传。这一理念与政策既不会利于当代，更可能祸及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