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节 宗教改革与民族主义（2）    已删除敏感内容，请版主重新审阅。谢谢！

044“人民的国家”德意志

本篇观点：14世纪的“巴比伦监禁”事件，“教会大分裂”事件，削弱了教皇的威信；从15世纪波西米亚的异教徒约翰•胡斯的异端学说，到始于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95条论纲的宗教改革，结束于1648年的威斯特法伦和约，新、旧教同获平等地位。欧洲新旧教徒常藉异端之名，彼此迫害，再加上各国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与利益的纠葛，战争不断，尤以30年战争最为惨烈。

人类社会是从“族”而不是“家”开始的，是由具有血缘关系的族人构成，而不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夫妻构成的。家是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①是祖先崇拜而不是神和佛成为种族最早的共同信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部落间开始交往、争夺地盘和女人，相同的种族融合为大的部落，在奴隶社会末期形成了罗马帝国，汉帝国那样的大陆帝国，皇帝贵为“天子”，将利用人们对天授神权的敬畏实施的统治推向巅峰。

神权，作为一种公权力，始于公元382年，西罗马皇帝废止胜利女神的祭祀，独尊耶稣一神，可见并非“天授”而是“皇帝”授神权。尔后，教皇又给皇帝加冕，遂成“君权神授”。就是这样一个循环论证的逻辑把戏，玩弄了西方人民几千年。

教皇一词译自“Pontifex”（祭司），就是第一章大量篇幅探寻的草根村野巫师，前一篇提到巫师进城后修建寺院成为祭司。西罗马灭亡后皇帝没了，罗马教会成为整个欧洲社会的统治者。15世纪开始使用“Romanus Pontifex”（罗马祭司）一词，明清葡萄牙商人和传教士来中国时译作罗马教皇。神权几乎就是欧洲近代以前意识形态的全部。

一、市民异端思想挑战神权。

国家概念的普及，源于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便成为冲破神权千年桎梏的民众力量，“异端邪说”从理论上戳穿了教皇的谎言，使分裂的民族趋于统一，民族建国开启了世界近代史。

“人们一直把国家与君主本人混为一谈。例如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路德认为‘主教们和诸侯们’构成了‘德国’”，可见宗教改革以前的德国是主教们和诸侯们的国家，人们首先认为自己是不分国籍的教徒，然后是某地居民，最后才属于所谓的国家。并且，国家与君王是相混的。而这一切，皆因德国的宗教改革开始发生变化。因此，按美国著名史学大师巴尔赞对“革命”的定义，宗教改革是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它符合了“为实现某个信念，通过暴力造成权力和财产的易手”和“它改变的是整个文化”这样两个条件。

政权的合法性必须由辖区人民认可，而天授神权显然不需要人民认可，因此受到质疑。宗教改革固然是社会现实变革的产物，但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市民的宗教“异端”思想之中（必然，异端思想又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产物）。中世纪的城市在11、12世纪兴起后，为了抵制封建贵族与教会的掠夺与控制，城市从经济、政治上支持王权，王权则赐给城市以自由贸易乃至自治的特权（033资产阶级获取政治地位的主要方式，荷兰的地方官员更是由当地的商业精英担任）。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也逐渐兴起，对教会的大一统神权与正统神学的统治极其不满，于是酝酿出反教会的市民“异端”思想，并有力地冲击了天主教会神权的合法权威，反映了市民阶级建立“民族教会”或“廉价教会”的愿望，为16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遗产。到了14至16世纪，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当时西欧所发生的社会变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经济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新兴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瓦解。

第二，政治上，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开始形成，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与分裂割据。英、法两国的封建君主在与资产阶级、新贵族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君主制”。他们加强政治集权，推行重商主义，奖励文化创造，有力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但在意大利、德意志还存在着分裂割据，迫切需要政治统一，即建立统一的国家。

第三，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权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者批判中世纪教会的蒙昧、禁欲说教与封建的等级权制度，鼓吹个人的自由、平等与欲望，提倡竞争进取精神与科学求知的理论，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构成了对天主教神权的巨大冲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6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都把矛头对准罗马教会对欧洲的大一统神权统治，要求通过改革建立适应于民族国家发展的“民族教会”或适应于资产阶级兴起需要的“廉价教会”。要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真正意义，在民众间并无什么影响，却在于为德国的宗教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宗教改革却是欧洲民众为之牺牲的重大革命，是世俗向以神的名义占有他们财富的“神仙皇帝”讨回权利的革命。宗教改革后，实现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人神分离。

二、体制内的管事毁灭了体制。

德国宗教改革发生于16世纪至17世纪，是一场披着宗教外衣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一般认为宗教改革始于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95条论纲，结束于1648年的威斯特法伦和约。西方的历史以1500年为转折，伊比利亚的大航海始于这一年之前，海外扩张则在此后，几乎同时，宗教改革开始了，并成为欧洲近代史的标志。

14世纪的“巴比伦监禁”事件削弱了教皇的威信，当时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的士兵逮捕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继这一逮捕之后，教廷迁至阿维尼翁，在那里教皇不得已从属于法国势力。这意味着教皇天授神权的破灭。而对教皇的威信损害更大的是14世纪末的“教会大分裂”事件。两个教皇，一个在罗马，一个在阿维尼翁，各自宣布是圣彼得的合法继承人，并把对方逐出教会。我们习惯称匪夷所思的事情为“国际玩笑”，这就是神和人开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际玩笑！神已不神，不免有些可怜那些有神论者。

另一个因素是早些时候的异教徒如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和波西米亚的约翰·胡斯的异端学说。尽管约翰·胡斯于1415年在康斯坦茨会议的火刑柱上被烧死，但是一个世纪后，当路德宣传与他相近的教义时，他的追随者们仍然存在。

政治原因是北欧国家中民族观念的增强和与此相关的各国“新君主”的出现，君主和平民日益把教皇看着外国人。具有民族和国家意识的君主认为，教皇无权干涉国家事务和在本国疆域内征税，酝酿了与教会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中产阶层和国家君主觊觎教会巨大的地产和各种金银珠宝、艺术作品和豪华家具等巨额的可动产财富，大众对教会收税和遍布西欧的教会的巨大地产十分不满，包括以什一税的形式从各个国家源源不断地流入罗马的税收，出售教会财产获得的资金，大量的诉讼费、特许费和或免费等等，积蓄着社会巨大的反抗能量。

历史力量的这一结合最初在德国达到了爆发点。因为这里聚集了100多个公国——采邑、基督教城邦、自由城市、县城和公爵领地——他们的统治者太软弱，无法抵抗强大教会的过度勒索（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家）。其中一个例子是，1517年，教皇决定在整个欧洲兜售大量的赎罪券，以获得维修罗马圣彼得教堂的费用。（010）就是这些在德国引起宗教改革的赎罪券，承诺赦免“你所有的罪恶、犯罪和放纵，不管这些罪孽有多大，……因此，当你死的时候，惩罚的大门将被关闭，快乐的天堂之门将被打开。”当道德、灵魂可以被金钱赎买，神已不神了；当权力被金钱控制，权力也就等同于萝卜白菜了。

1517年10月31日，维滕堡大学的牧师路德将他的95条论纲张贴到了教堂门口。他明确表示，“上帝之语”并不在教会的说教里，而在《圣经》里，这就大大地削弱了教会的权威。公众的热烈反应表明，路德的论纲表达了民众深感不满的心声。随之而来的公开辩论，路德清楚地说明了他的以信仰完成核心的基本学说的革命含义——即教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并不是个人与上帝之间必要的中介，言下之意不通过教会场地和仪式一样可以与上帝对话。1520年末，路德和教会彻底决裂，并宣扬早些时候的威克里夫和100年前被处死的胡斯的异端学说是“最信基督教”的教义。他们无非要“回归原始的教会”，朴实的早期基督徒的教会只是大家推选出来的管事人员。对于早期基督徒来说，福音书的教诲就已足够。

虽然法国南部阿尔比镇周围地区在13世纪就完成了信仰的简化，但后来任何鼓吹异端邪说的人都将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而导致阿尔比派最终消亡了。“体制的自我改革历来罕见；虽然有改革的意愿，但传统的抵抗十分顽固。”②这就是我们回顾宗教改革的意义所在。

三、路德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最大的不同是，路德的论纲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了，他把论文誊写了多份分送给朋友，朋友又抄写给更多的人。后来，路德居然收到了他的论纲的印刷本——印刷术传到西方最早的用途就是刊刻印刷教义，但当古登堡活版印刷技术发明40年后，分裂西方的工具像工业革命一样成为推动西方走向近代的动力：“许多新教徒撰写的论文穿插了由克莱纳科、丢勒和其他著名艺术家创作的版画，以此吸引不识字的人，由他们的朋友把版画的说明念给他们听，从而扩大宣传。16世纪有关《圣经》理论的文章以及彼此攻讦的文章不再完全用拉丁文来写作，专供僧侣阅读了；而是开始使用比较流行的方言，通过新生的大众传媒手段向民众宣传推广各种思想。”③（这也是014巫师们占卜和记账的需要于是发明了文字的一个旁证）这就是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最大的区别。

路德面对皇家议会拒绝改变其主张，他说：“除非你们能够用《圣经》或者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服我。”皇帝强行通过谴责异教徒的法令制裁路德，史书说查理五世国王因为卷入了与法国和土耳其的战争无暇顾及消灭正在传播的异端邪说，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几百万人支持的路德没有像前辈被烧死的原因更在于觉醒的民众。到1546年查理五世刚从战争事务中脱身，便开始镇压信奉路德教的王公以恢复教会的统一，并得到教皇提供的资金和军队，但是路德派教徒聚集起来并得到信仰天主教、但更关心他的国家而不是宗教的法国国王的支持，双方毫无结果地拖延至1555年签署《奥格斯堡和约》，德国宗教改革的结果是在这个国家大致形成了天主教派和路德教派几乎平分天下的局面。

新教的兴起打破了宗教、教会的垄断，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在宗教中引入了竞争机制，其在思想上的意义远远大于打破经济上垄断的意义。500年前全世界人民看到最受敬畏的宗教尚且如此，世界上就再没有什么可以禁锢住人们思想的东西了。路德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以极大的热情反映人民的心声，敢于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皇和皇帝PK，到今年整整500年了。胡斯于1415年因“异端邪说”被烧死，换来了路德100年后追求真理不用再付出生命的代价。

四、“人民的国家”德意志。

“德意志”一词意为“人民”，最早是指古代日耳曼部落所讲的方言，后来意义延伸为民族、国家以及土地的名称。“日耳曼”的本意则是“令人生畏的好战之士”，这一点在德意志的躯体中埋藏得很深很久，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也一再表现出令人惊悚的特质。德意志帝国也就是人民的国家，可见人民、民族、国家是一体的，这是德国不同于法国的自由浪漫，也不同于意大利依托罗马的贵族时尚，而是“民族至上”的本质。

843年德意志从法兰克帝国分裂出来，962年德意志国王、萨克森王朝的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称帝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通过长期的对外征服，德意志占领了捷克、意大利北部和波兰西部，并远征俄罗斯、匈牙利。13世纪中期走向封建割据，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日趋没落，内部诸侯林立纷争不断，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又发展出天主教和新教的尖锐对立，周边国家纷纷崛起，近代前的德意志乱象丛生。

1618～1648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又称为“宗教战争”。以德意志新教诸侯和丹麦、瑞典、法国（法国是信天主教的，但是为了称霸欧洲才和新教国家站在了一起）为一方，并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为另一方，并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日耳曼各邦国大约被消灭了60%的人口，波美拉尼亚被消灭了65%的人口。

30年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德国宗教改革的结束和近代历史的开始。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一方面宣告了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的胜利，由此改变了欧洲政治力量对比。法国实力大增，为后来称霸欧洲打下基础。瑞典获得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重要港口，成为北欧强国。另一方面削弱了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加深了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新教（路德教、加尔文教）与旧教（天主教）地位平等；帝国内各诸侯拥有内政、外交的一切权力；帝国完全徒有虚名，分裂状况比战前更严重，计有300多个诸侯国、1000多个骑士领地，只有皇帝和帝国议会表明帝国的存在。这正是笔者认为，西欧现代文明是在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灭亡，屡次战火彻底毁灭了西方古典文明的废墟上建立的新的文明，而不是传统教育认为继承了这样，发扬了那样的似是而非、不得要领。

战争的破坏、劳动力缺乏以及战后的分裂状态，使德国的经济长期处于衰退状态。尤其是新航路的开辟，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沿岸，使德国失去了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为了保证农业劳动力，地主加快了16世纪末以来的农奴制再版进程，尤其是在东北德意志和北德意志。

在德意志各诸侯国中，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最为强大。普鲁士是在17世纪迅速崛起的，统治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在1415年获得勃兰登堡选帝侯国，面积仅2万平方公里。17世纪初先后获得克列夫兹、马尔克、拉文斯堡及东普鲁士，30年战争后获得波美拉尼亚东部大部分地区，1701年升格为普鲁士王国。当时的普鲁士基本上就是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仍保留普鲁士王国的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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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和“家”对统治者而言是紧密相连的。从政治角度看，古代社会中“国”和“家”的重要联结点是，王位和财产有嫡长子继承。

②、③【美】雅克·巴尔赞著《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