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张曙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中国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78-2004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9.4%左右，对外贸易年平均增长18%左右，2004年GDP总量136515亿元，进出口总额11547亿美元。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大，占世界经济贸易总量的5%左右，人均量更低，但中国的经济增量却占了世界经济贸易增量的20%左右。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贸易大国，在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稳定国际经济和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也是世界人士普遍关注中国，“言必称中国”的根本原因。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们20多年来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贸易政策有很大关系。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会低估本币，引进外资，鼓励出口，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中国20多年的实践再一次证明，在发展过程的前期，重商主义政策是必要的和有效的，不仅小国如此，即使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也概莫能外。近十年来，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4272.05亿美元，占同期资本形成的平均比例达7.81%；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很快，近几年超过了30%，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增长更快，从2001年起，在总出口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
　　然而，长期持续地实施这一政策必然会走到反面，出现弊大于利的结果。
　　一是近十年来，我们不仅保持了储蓄大于投资和出口大于进口的双剩余格局，从1994-2004年累计净出口2818.4亿美元，而且形成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态势，2004年达到了1820亿美元，带来了汇率升值的巨大压力。
　　二是贸易依存度去年已经超过了70%，出口依存度达到了36.9%，虽然由于汇率和GDP核算等因素的作用，对此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但分子(贸易)以3倍(30%：10%)于分母(GDP)的速度增长，则是不可持续的。
　　三是引资和出口的大量增加，增加了本已相当紧张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增大了环境负担，却没有带来相应的福利增加。笆比娃娃的故事尽人皆知，我们再讲一个童鞋的故事。据有关方面专门调查，中国生产的童鞋供应沃尔玛，在美国的售价最低是14.99美元，最高是29.99美元，而中国的出厂价只有5美元，扣除各种成本，一双鞋只能挣20美分。
　　四是外资独资化的发展，与本地经济不发生联系，形成孤岛经济，从最低端进入，没有技术转移，没有功能提升，没有价值创造，正如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所称，外商投资在促进中国经济贸易增长的同时，“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
　　五是加剧了贸易摩擦，恶化了我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国际环境。中欧纺织品贸易谈判刚刚结束，取得了双赢的结果，但在分享贸易合作的剩余中，中国所得的份额比较小，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尚未解决，美参议院甚至通过议案，向中国施压，中国当然不能接受。然而，美中贸易逆差占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1/4(按照美国的统计)-1/6(按照中国的统计)，冷静地看待我们的情况，是否也有授人以柄之嫌。发达国家祭起贸易保护的大旗，与我贸易摩擦不断，发展中国家也成为对我发起贸易摩擦的主体，今年一季度针对我国的6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有5起是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虽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有大量逆差，在国际贸易中大家都是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没有什么国际主义可言，但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是否也有点与穷兄弟争饭吃的味道。一般商品的贸易摩擦不断，我们还可应对，如这次纺织品贸易争端中针锋相对地采取某些保护措施，而知识产权的贸易摩擦，我们往往无还手之力，仅一季度美国就对我发起了4起337调查，涉案金额超过60多亿美元。有人说，中国贸易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外资企业的贡献，事实确是如此。加工贸易早已超过了一般贸易，前者的增长也快于后者，今年以来，加工贸易进口的增长依然较快，加工贸易进出口中，外商独资、合资占85%，其中90%是贴牌生产，而增长最快的数码相机等产品，贴牌生产占到了98%。但这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生产的，是从中国出口的，我们的进出口统计是这样计算的，我们的政策也是鼓励的，在这个激烈竞争的世界上，是没有人替我们认这个账的。
　　总之，长期实施这一政策，造成中国经济内外运行的严重失衡，集中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两个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在实体经济方面，一方面是能源、原材料依赖国际市场大量进口，通过国内加工制造，完成生产循环，石油的依存度已经达到40%，另一方面，产品又大量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实现“惊险的一跳”，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循环，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70%。在货币经济层面，一方面大量出口和引资以及热钱流入，增加了央行的外汇占款和货币供应，央行再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增发票据来对冲和回笼流通中过多的货币，形成国内的货币流通和货币循环，另一方面，增加的外汇储备又存放在外国银行或者购买美国国债，外国政府和企业再将其投资中国，形成国外的货币循环。看来，我国目前的情况也许走到了这样一个转折点，到了进行战略调整，从重商主义转向扩展内需，实行真正的富民政策的时候了。这样论说，决非否定以往的巨大成绩，而是着眼于未来的发展。
应当指出，增加收入，扩大内需，开拓和提升国内市场决非权宜之计，而是事关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大计。如果不能尽快做出战略调整和政策转型，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失之交臂。为此，首先要改变和抛弃一系列重商主义的思想观念，诸如外资不能减少，出口不能减少，外汇储备不能减少之类，把提高老百姓的收入，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本国居民的财富积累，放在全部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的首位。其次要调整和改变现行超国民待遇的激励导向政策，包括出口退税、贷款贴息、税收优惠以及零地价、低地价政策。须知，这些政策都是有利于外国人的，是把国人的财富转移给了外国人，而中国的发展必须主要依靠国人，不能寄希望于外国人。再次，要下决心集中力量推进一系列深层次改革，取消一切歧视性安排和不平等政策，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市场扭曲和行为扭曲，诸如，产品市场全面放开，而要素市场基本管制和高度垄断；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大规模人口流动，而人口迁徙的规模却是小小的；政府规模膨胀和权力扩张，而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发育迟滞和受到压抑；等等。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贸易才能绕过暗礁险滩，走上持续快速发展的坦途，我们也才能化解种种矛盾，逐步走向和谐社会。现在不仅有了这样做的需要，而且有了这样做的可能。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内民间资本已经发展壮大起来，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筹措上百亿元资金、投资上千万吨钢铁、上万辆汽车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能力，体制和政策上的限制一旦放开，就会出现一番新的前景。
张曙光，经济学教授。1966年研究生毕业，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大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