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中的選擇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張維迎[1]理解危機可能比簡單出對策更重要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是一句老話﹐但今天說起來更讓我們刻骨銘心。一年半前﹐中國企業家對中國經濟景氣的信心指數達到八年以來的最高點﹔即使到2008年初﹐企業家信心指數仍然處於八年以來的最高點之列。但到年底﹐這一信心指數掉到了八年來的最低點﹐而且遠低於過往八年的任何時候。中國經濟學家的信心指數也類似。不過﹐調查資料表明﹐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信心的滑坡比中國企業家早了一個季度。今天﹐無論中國企業家還是中國經濟學家﹐都很難再有一年前的樂觀情緒﹗

企業家信心指數的變化確實是中國經濟景氣變化的真實寫照。過去12個月﹐中國工業增加值指數的變化有兩個主要特徵。第一個特徵﹐增長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業在同一時間犯了大錯誤﹔第二個特徵﹐重工業的下滑速度遠大於輕工業﹐也就是生產資料行業的下滑遠遠大於消費資料行業的下滑。這兩個特徵也是所有經濟蕭條時期的主要特徵。應該說﹐我們的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艱難時期﹐或者出現了增長的衰退。

中國經濟的變化是世界經濟變化的一個縮影﹐儘管我們的問題出現得晚一些。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經濟什麼時候能夠走出低谷﹖底部在哪裡﹖有人說是V型﹐有人說是U型﹐也有人說是W型﹐最悲觀的說法是L型。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衰退﹖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問題是﹕這次危機是根源於市場的失敗﹐還是政府的失敗。換一句話說﹐究竟是“看不見的手”出了問題﹐還是“看得見的手”出了問題﹖對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導致了政策上的不同選擇。而且﹐不僅關係到我們的政策選擇﹐還關係到未來走向什麼樣的經濟體制﹐也關係到經濟學的未來走向。

西方經濟學界一般把對市場的信仰劃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對市場經濟沒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場經濟﹐這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第二個層次是懷疑主義﹐搖擺不定﹐有時候信﹐有時候不信﹐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就是主張政府干預主義的經濟學﹔第三個層次是對市場經濟非常信仰﹐但是也認為﹐必要的時候﹐政府應該介入市場﹐這是芝加哥學派。弗里德曼就認為﹐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採取積極的貨幣政策讓經濟走出低谷﹔第四個層次是對市場堅定不移﹐完全信仰﹐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但這一學派當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國。

有人把這次經濟危機歸結於市場失靈﹐特別是經濟自由化導致的結果。確實﹐危機出現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已經開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實和邏輯分析表明﹐這次危機與其說是市場的失敗﹐倒不如說是政府政策的失敗﹔與其說是企業界人士太貪婪﹐不如說是主管貨幣的政府官員決策失誤。在我看來﹐這次危機也許是復活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機會。重溫奧地利學派對大蕭條的解釋讓我們回顧一下80年前發生的那次大危機。這次危機發生的背景雖然與那次有所不同﹐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但也確實有許多相似的特徵﹕危機之前﹐一方面﹐技術創新﹐生產率提昇﹐經濟高速增長﹐價格水準穩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銀行信貸持續擴張﹐流動性過剩﹐貸款利率低﹐固定資產投資強勁﹐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嚴重﹐似乎難以持續。1990年代開始的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和1990年代後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前都有類似的特徵。

1929~1933年那場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有人預測到了嗎﹖有﹐有兩個人﹐而且只有兩個人﹐儘管他們沒有指出準確時間。這兩個人一個叫米塞斯﹐另一個叫哈耶克﹐他們都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領軍人物﹐哈耶克曾獲得過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之所以能預測到1929年的經濟危機﹐是因為有一整套更為科學的商業週期理論。根據他們的理論﹐20年代美聯儲實行持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貸規模膨脹﹐最後的結果必然導致大危機﹑大蕭條。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利率過低會扭曲資源配置信號﹐企業家就開始投資一些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特別是一些重工業﹑房地產等資金密集型產業﹐它們對利率的反應非常敏感。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股票市場泡沫會進一步助長固定資產投資熱潮﹐導致投資過度擴張。越來越大的投資需求導致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昇﹐最後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當政府沒有辦法如之前那樣繼續實行擴張性政策時﹐股票和地產泡沫破滅﹐原來的資金沉澱在不可變現的固定資產（如廠房和地產）中﹐資金突然不足﹐投資項目紛紛下馬﹐大蕭條由此發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們看來﹐任何一個經濟中﹐人為造成的繁榮一定會伴隨一場大衰退。大繁榮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他們的理論也告訴我們﹐判斷經濟是否過熱﹐不能只看價格水準是否上漲﹐而主要應該看利率水準和信貸擴張。因為從信貸擴張到價格水準的上漲有一個時差﹐當等到通貨膨脹發生時﹐蕭條就已經到來﹗

與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儲蓄太多﹐而企業對未來太悲觀﹐不願意投資。

1929~1933年的大危機造就了凱恩斯經濟學。在大危機之後的30年代﹐奧地利學派和凱恩斯主義都有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主流﹐但奧地利學派被邊緣化了﹐凱恩斯主義獲得了主流地位﹐統治了經濟世界幾十年﹐一直到1980年代才被人們所懷疑。為什麼凱恩斯主義能夠成為主流﹖簡單的說就是﹐凱恩斯主義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需求不足﹐市場失靈﹐解決的辦法就是政府介入市場﹐增加需求﹐從而使經濟從蕭條中走出來。而奧地利學派認為﹐蕭條是市場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於釋放經濟中已經存在的問題﹐政府干預只能使問題更糟。事實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預（包括擴大公共投資﹑限制工資下調﹑貿易保護主義法律等）﹐那次危機不會持續那麼長時間。所以﹐政府特別喜歡凱恩斯主義。當然﹐很多經濟學家也喜歡凱恩斯主義﹐因為﹐如果凱恩斯主義是對的﹐政府就會為經濟學家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如果說奧地利學派是對的﹐經濟學家在政府就沒事幹了。因為他們主張不干預﹐市場會自身調整。經濟學家也是利益中人﹐凱恩斯主義能夠大行其道﹐我想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這個背景﹐我們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寫的《黃金與經濟自由》一書中對1930年代那次經濟危機的解釋。他說﹕當商業活動發生輕度震盪時﹐美聯儲印製更多的票據儲備﹐以防任何可能出現的銀行儲備短缺問題。美聯儲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在此過程中﹐它幾乎摧毀了整個世界經濟﹐美聯儲在經濟體制中所創造的過量信用被股票市場吸收﹐從而刺激了投資行為﹐並產生了一場荒謬的繁榮。美聯儲曾試圖吸收那些多餘的儲備﹐希望最終成功地壓制投資所帶來的繁榮﹐但太遲了﹐投機所帶來的不平衡極大地抑制了美聯儲的緊縮嘗試﹐並最終導致商業信心的喪失。結果﹐美國經濟崩潰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對大蕭條的上述解釋與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釋如出一轍。遺憾的是﹐幾十年之後﹐格林斯潘的行為可能跟他批評的當年美聯儲的行為並沒有多大區別。當政者與在野者﹐其行為方式和立場觀點會是多麼的不同啊﹗這次危機的根源在哪裡我們再看我們現在面對的這次經濟危機。有沒有人預測過這次危機﹖其實也有。有一個叫彼得‧席夫（PeterSchiff）的學者型投資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時候﹐就預測到次貸危機很快會發生﹐美國經濟會因此進入大蕭條﹑大崩潰的階段。同一年﹐國際清算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威廉‧懷特（William White）撰文認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將要發生。另外﹐美國米塞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KrassmirPetrov2004年就寫了一篇文章﹐將當時的中國經濟與1920年代的美國經濟的情形進行對比後﹐預測2008年之後中國會出現大蕭條。這三位經濟學家都被認為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或其擁護者﹐他們分析經濟的理論框架來自哈耶克的商業週期理論。威廉‧懷特認為﹐就分析當前全球經濟問題而言﹐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更為適用。當然﹐也有非奧地利學派的學者提出過類似的警告。

在我看來﹐這次危機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機沒有什麼大的區別。美聯儲實行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貸擴張﹐市場信號扭曲﹐原本不該借錢的人都開始借錢﹐原本不該買房子的人都開始買房子﹐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都開始投資﹐由此﹐房地產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劇膨脹。次貸危機就是因為在低利率和房地產泡沫的誘惑下﹐不該借錢買房的人借錢買房﹐但它是導火線﹐不是經濟危機的根源。當利率信號被政府扭曲之後﹐無論金融資產還是實物資產﹐定價機制都失靈。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斷股票價格合理與否的合適指標﹐因為利潤本身是扭曲的。利潤之所以是扭曲的﹐因為產品價格扭曲。而這﹐與放鬆金融管制無關。

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貸款擔保。中國之所以願意買幾千億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兩房”債券﹐把錢大方地借給它們﹐因為這是兩個政府擔保的機構。如果政府不做擔保﹐我們不會把錢借給它們。政府擔保之後﹐放款人不再擔心借款人的資信好壞和還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擔保之後也就開始放心借錢。這是政府政策導致的道德風險行為﹐也是東南亞經濟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這次危機與1929年的危機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但現在已今非昔比。這一點是我們理解今天的經濟危機必須要加進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國經濟就無法完整解釋這次危機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沒有辦法走出這次危機。

國際上有一些觀點認為﹐這次危機是中國導致的。因為中國人不花錢就促使美國人花錢。這種觀點當然是不對的﹐正如我們不能把東南亞的經濟危機歸結於美國的債權人一樣。但他們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而不要僅僅停留在情緒化的反擊。中國的貿易順差對GDP的比例達到7~8％﹔外匯儲備﹐1996年一千億﹐2001年兩千億﹐2006年一萬億﹐2008年達到了1.95萬億。國際經濟體系當中﹐一國外匯儲備如此快速的上昇會給全球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呢﹖假如五年前危機爆發會像今天這麼嚴重嗎﹖我想不會﹐美國人要想多花錢也花不了那麼多﹐因為沒有人給他提供。如果我們的金融體制更自由一些﹐我們在五年前實現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的昇值就會給中國企業及時敲響警鐘﹐會讓我們的企業家注意提昇自己的產品品質﹐而不是一味地用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搞出口﹐我們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外貿順差﹐也不會有那麼多的外匯儲備﹐中國的貨幣供給增長也就不會那麼快﹐投資規模也就不會那麼大﹐即使美國經濟出問題了﹐我們自己面臨的困難也不會這麼大﹗

經濟危機一定是多方面行為的結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責任﹐這兩方面離開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問題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樣的行為方式。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困難﹐與其說是美國金融體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說是中國金融體制太不自由而放大的。無論哪方面﹐都與“看得見的手”的失誤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