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有关部门调查表明，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
当下，城市底层人群“温饱问题”的解决力度在加大。同时，他们的“发展问题”逐渐凸显出来，而且越是底层的人群发展诉求越强烈。但社会底层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个人努力难有更高发展
　　2005年国庆节后，小陈到成都某著名电器公司应聘，与10多人竞争1个文秘职位。考官要求现场制作一个文件，别人花了30分钟，小陈只花了10分钟，其他项目的考试也排名第一。考官对她十分满意，明确地对小陈说：“我们就选你了……”
　　但仅过了几天，那位考官就无奈地告诉小陈，公司一位经理的亲戚看中了这个职位，所以无法接纳她。小陈感觉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仅仅因为没有关系、没有背景，她的希望转眼就变成了绝望，这太不公平了！
　　据成都市有关部门最新调查，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2.8%，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33.3%。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胡光伟认为，当前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失衡，是造成“代际继承效应”增强的重要因素。2004年成都、重庆、西安城市居民的教育费用支出都增长了20%以上，远远高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的增幅。
　　弱势群体向上流动更难
　　“不是我没有努力，而是穷人的孩子几乎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虽然才21岁，小陈却已开始愤世嫉俗。自父亲1995年去世后，她与母亲每月靠320元的低保金维持生活。2005年8月，她在亲戚的资助下从川大毕业后，却在求职中四处碰壁，至今没有找到工作。
　　小陈的遭遇折射出目前城市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困境。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目前有定型化趋势，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
　　城市底层人群日趋定型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石英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难题，主要是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
　　低保是针对城市贫困人口的新型社会救济制度，但“低保户”的人员构成却日趋稳定，成为一个相对“凝固”的群体。就业难是造成“低保户”的构成趋于定型的重要原因。成都、重庆、西安等地的街道社区干部普遍认为，如果没有比较充分而稳定的就业，“低保户”将无法改变吃低保的命运。
　　与“低保户”相比，民工是一直处在城市最底层的群体。他们缺乏保障，只要能够找钱，任何脏、累、苦、险的活都愿意干，由于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障碍的存在，他们要上升为“城市人”的渠道更少，难度更大。
　　底层人群犯罪率在上升
　　由于通过正常渠道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困难重重，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和进城民工等城市群体普遍对前途悲观。
　　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悲观，心理的严重失衡，使城市底层人群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出现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据成都、重庆、西安公安机关介绍，现在城市底层人群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主要是抢劫、盗窃等侵财类案件比较突出，其犯罪动机大多是“有钱就能生活得更好”，呈现出“犯罪为了钱-有了钱就挥霍-挥霍完了再犯罪”的恶性循环。据瞭望周刊
　　城市贫困明显加重
　　在春节前一个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提交的在不同区域做的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表现出明显地加重。
　　专家们注意到，上世纪90年代前的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而新出现的城市贫困群体中，大部分人有工作能力并愿意工作，但没有工作机会。同时，社会保险、教育培训、医疗保障等制度上的缺位与失效，也在随时随地制造和产生着新的城市贫困。“贫病交加”使他们的命运堪忧。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