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分析

    1950年代，西方社会普遍的通货膨胀引起人们对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产生了怀疑，同时也激发了对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重新探讨，信用可得性理论(Credit availability doctrine)就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信用可得性理论是Robert. Roosa在其《利率与中央银行》一文中提出，大致勾勒出信用传导机制的轮廓。由于其信贷配额假定的合理性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没有被人们关注。1970年代中期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运用有力地支持了信用传导理论。国外大量的实证研究     (Tobin,1978;Stiglitz,Wess,1981;Friedman,1982;Bernanke,Blinder,1988;Gertler,1988;Melter,1995;Bernanke, Gertler,1995.)也对该理论起到推动作用。信用传导机制说认为，由于不对称信息和其他摩擦因素的存在，干扰了金融市场的调节功能，出现了外部筹资的资金成本与内部筹资的机会成本之间加大的“外在融资溢价”现象，它代表净损失成本；货币政策不仅影响一般利率水平，而且影响外在融资溢价的大小；外在融资溢价的变化比单独利率的变化能够更好地解释货币政策的效应。
    Bernanke和Gertler(1995)总结提出了信用传导的两个主要途径：银行贷款渠道（Banking lending channel）和资产负债表渠道（Balance sheet channel）。银行贷款渠道是一种典型的信用传导机制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与负债业务有不对称性，银行具有特殊的信息优势而具有独特的政策传导功能。换言之，银行贷款与其它金融资产 (如债券 )不是完全替代的，特定类型的借款人的融资需求只能通过银行贷款得以满足，这样通过银行贷款的增减变化可改变外在融资溢价进而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具体传导机制为：央行实施货币政策使银行准备金增减→银行贷款量增减→投资增减→总产出增减。通过这条途径即便存在凯恩斯流动性陷阱，以致于传统的利率传导机制根本无效，货币政策仍可继续发挥作用。资产负债表渠道又称净财富额渠道（Net wealth channel），从不同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或由净资产决定的金融地位的影响角度解释信用在传导过程中的独特作用。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可以经由特定借款人受信能力的制约而得以强化。由于借贷市场上信息的不对称，蕴藏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给贷款人（如银行）带来风险，因此，银行授信采取抵押和担保的方式，以借款人的财富净值为基准。具体传导可表述为：货币政策操作使利率升降，影响潜在借款人（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质量或财富净值（现金流量和资本价值）的大小，从而影响其可获得银行贷款的能力、信用可获得性的水平高低，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和居民的消费支出，最终影响总产出。资产负债表渠道不以中央银行能够影响银行贷款供给为前提，并且既影响投资又作用消费，因而适用范围更加广泛。尽管该传导途径与银行贷款途径都需要满足货币政策有效性及贷款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不完全替代性两个基本前提，与银行贷款渠道相比，资产负债表渠道更需要利率渠道、资本市场渠道的传导机制、尤其是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托宾的q值效应才能发挥效果，因此需要有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和借贷双方对利率高度敏感为前提条件。
    信用传导的两个途径并非独立于利率传导机制，Bernanke和Blinder(1995)认为货币政策除了通过利率途径影响经济以外，还可通过信用途径加深对经济的影响。
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是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确立为中央银行才有的，一直到1998年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主要依靠货币政策，期间中央银行通过对贷款规模的控制来实施政策意图，实现政策目标，应该说信用渠道，更准确说银行贷款渠道是最主要的传导途径。尽管1993年央行开始逐渐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传统的贷款规模转向货币供应量，直到1998年信贷计划取消，贷款规模管理一直是我国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手段。
    在我国，利率非市场化，企业对资金需求的利率缺乏弹性，银行对资金供给的利率弹性也不大，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是考虑的不是利率的高低、能否偿还，而是能否得到贷款，因此，通过利率影响资金需求的效果很弱。鉴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绝大多数企业通过股票或债券融资尚不可能，不可替代的银行贷款仍是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也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外资金融机构的进驻、我国银行要维持其现有的市场份额，需要通过贷款进一步搞好银企关系和银行与企业共同面临提升竞争力等因素，银行贷款传导途径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