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是经济学家，但常常被业界人士和喜爱他的读者在前面加上两个字——大众。说他是个大众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为大家讲解的经济学通俗易懂，常有曲径通幽之妙在一大堆御用声音的夹缝中，梁小民多年以来一直在发出一种独立且自由的声音。

　　在中国当下一大堆经济学家中，梁小民并不是最显赫的，有时候，他的声音甚至有点式微，是那种被遮蔽之后的式微。但读过梁小民的书，特别是听过梁小民的演讲之后，就一定会记住他，在一大堆御用声音的夹缝中，梁小民多年以来一直在发出一种独立且自由的声音。

　　制度最重要

　　梁小民的声音第一次进入我的世界，是一篇名为《制度比人性和政府更重要》的文章。事实上这只是一篇短小的、感悟性质的随笔，但是在我看来，却远远超过了那些自封的制度经济学家们的鸿篇巨制。

　　在那篇文章里，梁小民给人们讲述了一个故事：

　　一七七○年，J库克船长带领船队来到了澳洲，随即英国政府宣布澳洲为它的领地。开发澳洲的事业开始了。谁来开发这个不毛之地呢？当地的土著居民人数不多，且尚未开化，只有靠移民。当时英国人主要向美国移民。于是，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运送，既解决了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给澳洲送去了丰富的劳动力。运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这种移民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

　　开始时英国私人船主向澳洲运送罪犯的条件和美国从非洲运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拥挤不堪，营养与卫生条件极差，死亡率高。据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Charles Bateson)写的《犯人船》(The Convist Ships)一书记载，一七九零年到一七九二年间，私人船主送运犯人到澳洲的二十六艘船共四千零八十二名犯人，死亡为四百九十八人，平均死亡率为百分之十二。其中一艘名为海神号(The Neptune)的船，四百二十四个犯人死了一百五十八个，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七。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仅经济上损失巨大，而且在道义上引起社会强烈的谴责。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面对这样的问题，梁小民展开了多层面的设计，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比较分析：

　　第一种做法是进行道德说教，让私人船主良心发现，改恶从善，不图私利，为罪犯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一句话，依靠人性的改善。寄希望于人性之善有用吗？

　　在梁小民看来，中外历史上都有人性善还是恶的争论。其实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既有善也有恶，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种争论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生物学家已从基因复制的过程证明了这一点)。从利己出发，人可以做出善事——历史进步正是利己心推动的；也可以做出恶事——一切罪恶都来自利己。人性只能用制度引导，而不能靠说教改变。在人们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而敢上断头台的时代里，企图以说教来改变人性，无异于缘木求鱼。私人船主敢于乘风破浪，冒死亡的风险把罪犯送往澳洲是为了暴利。他们尽量多装人，给最坏的饮食条件，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都是无可厚非的理性行为。而且，私人船主之间也存在竞争，大家都在拼命压低成本，谁要大发善心，恐怕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法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运送罪犯死亡率的下降寄希望于人的善良是毫无用处的。经济学家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永远都是承认人性，而不是改善人性。

　　第二种做法是由政府进行干预，强迫私人船主富有人性地做事。这就是由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最低饮食和医疗标准，并由政府派官员到船上负责监督实施这些规定。

　　梁小民认为，市场经济应该有秩序，这种正常秩序的建立离不了政府的干预，离不了立法和执法。但政府的干预也并不是万能的。这种做法成本很高，要派官员到运送罪犯的船上去执法，当然是一件苦差事，不给高薪没人肯干。但有了这些官员，罪犯的待遇就可能改善了吗？千万别忘记，官员的本性也是利己的。不要把奉公守法无私奉献作为官员的本性。官员无论头上有什么光环，也毕竟是人。让个把官员有超群的品质，证明人性善的观点是可以的，但要让所有官员都这样，就不可能了。如何去监督船上的官员秉公执法呢？即使派了监督官员的官员，这些官员也还是人，改变不了人利己的本性。 面对贪婪成性又有点海盗作风的船主，官员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与船主同流合污，分享利润；一种是坚决执法，自己或亲人的生命受威胁。在无法无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识相的官员干掉，扔到海里，诡称他们暴病而亡，对船主不是什么难事。面对船主的利诱和威迫，官员的最优选择只能是与船主合作。当猫与鼠合作时，鼠们更敢大胆妄为了。

　　否定这两种方法之后，梁小民发现了第三种方法：当时既没乞求船主们发善心，也没派什么官员，而是找到一种简单易行的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当按上船时人数付费时，船主拼命多装人，而且不给罪犯吃饱，把省下来的食物在澳洲卖掉再赚一笔，至于多少人能活着到澳洲与船主无关。当按实际到达澳洲的人数付费时，装多少人与船主无关，能到多少人才至关重要。这时船主就不想方设法多装人了。要多给每个人一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生活后仍能活下来，要让他们吃饱，还要配备医生，带点常用药。罪犯是船主的财源，当然不能虐待了。这种按到澳洲人数的制度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一七九三年，三艘船到达澳洲，这是第一次按从船上走下来的人数支付运费。在四百二十二个犯人中，只有一个死于途中。以后这种制度普遍实施，按到澳洲的人数和这些人的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还有奖金。这样，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一点五。

　　新制度在这里显现出强大的动力：私人船主的人性没变，政府也不用去立法或 监督，只是改变一下付费制度，一切就都解决了。梁小民认为，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制度的原因。

　　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作为哈耶克的信徒，梁小民这样阐述到：制度并不是要改变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这种无法改变的利己心去引导他做有利于社会的事。制度的设计要顺从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这种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性是无法改变的——无论是最有煽动性的说教，还是最严酷的法律。人的利己无所谓好坏善恶之说，关键在于用什么制度去向什么方向引导。如果只有人斗人、人吃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野兽还要坏。如果只有人为人、人帮人，才能实现利己，人就比天使还要好——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如此。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不能靠人性改善 所谓人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斗私批修云云，也不能靠政府的英明伟大，只能靠一套把利己变为有利于社会的制度。

　　为了大众的经济学家

　　梁小民是个喜欢读书的人，更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每读一本书，他都能从其中读出经济学。

　　一部古典名著《红楼梦》，文学家从中读出的是爱情的永恒、兴亡的规律；艺术家从中读出的是优美的诗词、五颜六色的服饰；而梁小民却从书中“探春改革失败”这一段故事读出、论证出：贾府不过是一个经济单位，爱情也好，斗争也好，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贾府的繁华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贾府的衰落是经济转型失败的结果。梁小民认为，一部《红楼梦》也折射出了今天所说的转型经济学的许多道理。

　　读《庚子梨园恨》时，他为一代红伶名妓的沉浮而感慨，并联想到了当前京剧的困境，于是写出了《转型经济中的京剧艺术》；读《白银谷》时，他仔细琢磨晋商灭亡的原因，从中感悟到晋商之败关键是中国传统的人治和封闭，而后写出了《探求晋商的衰败之谜——解读白银谷》。对于梁小民来说，读小说时，带着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想问题，已经成了一个习惯。

　　现在，他把这种阅读方式也带到了看寓言中，他的专栏《寓言中的经济学》，就是用各种各样的精妙寓言来讲述经济学的道理，诠释经济学的现象。在他看来，寓言的道理是很深的，寓言和经济学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它们都来自现实生活，寓言可以生动有趣，经济学也可以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

　　坐在梁小民的书房里，与坐在其他经济学家的书房里的感觉有点不同，书架上居然有大量的文学书籍，这可能是梁小民最特别的阅读习惯，他几乎就是一个小说迷。

　　去年，梁小民从北京工商大学退休，但他依然很忙碌，经常应邀前往各地讲课，所以，他现在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在旅店里，要么就是在开会。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要想安安静静地看会儿书是很难的。但就是这样，梁小民还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看了无限多的书。梁小民说，阅读是他的生命。外出讲课，无论在宾馆、候机厅，还是在飞机上、睡觉前，甚至看电视时，都是他看书的黄金时间。

　　作为经济学家，专业书籍当然必不可少，但凡有新出的经济学著作，梁小民一定先拿来翻一下。除此之外，对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书籍，梁小民也是广泛涉猎；很多报刊更是经常阅读。与一般读者阅读只为消遣不同，梁小民的阅读目的性极强，他通过广泛阅读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他说：“如果没有阅读文学书籍，我可能就写不出这些作品来，因为文学作品有很深的经济学原理；报刊可以让我了解国内外的一些最新事物，有些文章写的相当不错，为我写文章和讲学提供了一些丰富的素材。”

　　当然，梁小民也不是对每一本书都这么“势利”。比如吴清廉《中的精神》一书，梁小民认为，此书不是教人怎样做学问，而是教人怎样做人，对提高人生修养有很多帮助；还有他最喜欢的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哲学家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因为那里有民众的声音；而他对幼年时代印象最深的是《三毛流浪记》，后来有钱后还专门买了一本，因为，他觉得小三毛的身上有一种正义感。

　　梁小民把这些思想也带进了写书当中，和他的经济学专业融在了一起。他不愿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而用名词的解释去堆砌他的著作，而是把它当做科普读物来写，力求让更多的朋友读懂，比如他出的《经济学是什么》一书，就可以让只有小学文化的普通百姓和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能看懂。

　　我以为，在向大众传播经济学的意义上，梁小民展现了他的另一层价值：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经济学大师总是视普及经济学知识为己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加里·贝克等都曾为《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等报刊撰写时评专栏，加里.贝克还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书。在我国，我以为，梁小民就是少数几位能游刃有余地穿梭在雅与俗之间，并一直坚持为大众服务的经济学家之一。



　　无所顾忌说真话

　　在很多场合，梁小民始终坚持着对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猛烈的批评。

　　在梁小民看来，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群体历来都很堕落。“学而优则仕”，读书是为了做官，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从来都有软骨病，从来没有成为有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只是统治集团的一个工具，即所谓御用。

　　从历史到现在，四面都是犬儒，梁小民感到压抑，他说，他这一辈子只是为了做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人，现在，他老了，退休了，关于名利的欲望少之又少，他有太多的勇气说一些真话，他已经无所顾忌了，也应该无所顾忌了。

　　记 者：在我看来，过去的知识分子堕落应该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很闭塞，无法接受更先进的知识，但现在有国际化潮流，有互联网，为什么依然堕落？

　　梁小民：你的观点有问题。传统上，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就很没有骨气。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趋势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极大地加强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境遇是——听政府的，就有你的好日子；不听政府的，你就活不下去。在计划经济下，物质匮乏，靠配给，政府不让知识分子活，知识分子就没有活下去的物质基础。 现在到了商业社会，知识分子又面临着很大的诱惑。有人为政府出谋划策，有些人，像张维迎这样的人，则干脆成了有钱阶层的代言人。张维迎现在已经很堕落了，比如，他说郎咸平现在抨击MBO不好，是破坏了企业发展的环境。企业有错，经济学家指出了错误所在，怎么就是破坏环境了呢？有错误就应该改正错误呀。他现在已经完全成为有钱阶级的代言人了。所以他现在也是网上受网民抨击最严重的经济学家。他还觉得自己是敢于说话，觉得自己是个逆流。

　　记 者：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御用吧，我看吴敬链先生一直在发出独立的声音。

　　梁小民：吴老有伟大的使命感。

　　记 者：茅于轼先生呢？梁小民：茅老说话也有御用的时候。

　　记 者：像张维迎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在牛津这样有自由主义氛围的学校受到了非常专业的教育，为什么还没有独立精神呢？

　　梁小民：不要觉得留学的人就一定优秀。留学的知识分子和在国内学习的知识分子身上有同样的缺点。以色列有一句话“到过麦加的驴子也是驴子”。像林毅夫这样的人，典型的御用，努力靠近御用。他也是从芝加哥回来的，受过自由主义的熏陶，还是台湾人，但是呢？该怎样，还怎样。

　　记 者：杨小凯曾经有过一次演讲，讲到“后发劣势”。林毅夫洋洋洒洒写了一篇长文回应，叫后发优势。以我的非专业的水平，都能看到林的文章前后矛盾，自己的话自己没有说清楚。

　　梁小民：林毅夫的有些话，恐怕他自己也知道是在胡说，比如说什么二零一零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现在连这样的基本素质都不具备，他完全是在迎合某些集团的虚荣心。现在的知识分子里有骨气的人太少。因为人受到的利益诱惑太多了。

　　记 者：中国的犬儒真是太多了。

　　梁小民：国外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知识分子群，法国，英国，美国都有这样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群。中国历来没有形成这样的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有知识了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人格，有批判意识，要作为社会的良知存在。

　　记 者：你怎么看刚刚去世的杨小凯？

　　梁小民：杨小凯的经济学功底是现在中国经济学家中最好的。他的数学底子很好， 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始终在国外。杨小凯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一直生活在体制之外，与政府保持着不合作的态度。他的有些观点论述都无法在国内发表。比如他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宪政。

　　记 者：他在最后的5年内，用了很长时间专门研究中国的宪政问题。

　　梁小民：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家中，杨小凯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功底、良知、见解都是一流的。

　　记 者：你怎么看待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梁小民：那是一个没有成熟的东西。如果说这个理论一定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现实。这个理论在西方还没有成为主流，还需要时间和历史的验证，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记 者：很遗憾，杨小凯去世得太早了，这是今年夏天最让人伤心的一件事情，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一种恍惚中徘徊，希望小凯的去世不是真的。

　　梁小民：今年去世了几个很优秀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法国的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这个经济学家很有希望获得两年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记 者：我想如果杨小凯能活到70岁，将是怎样的情况呢！

　　梁小民：他的理论是很有特色的。当然，他的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不一定就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问题还要发展地看。但无论如何他的理论还是很有意义的，很有创造性的。一种经济理论，一种社会学理论需要很长时间来检验。

　　记 者：你是经济学家，现在有你佩服的经济学家吗？

　　梁小民：首先我敬重吴敬琏。除了他以外，年轻一辈的经济学家里，我比较敬重周其仁。周的经济学功底很不错，文笔不错，讲课也讲得很好，也很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除了这次“郎咸平事件”他激动了一下以外，其他时候，他还是很冷静的。同样是写经济学散文，茅于轼的功底就一般，他比较偏重社会学方面。

　　记 者：你怎么看汪丁丁。

　　梁小民：汪丁丁没有更多的思想，他就是喜欢把简单的问题说复杂。喜欢把自己懂的、不懂的东西都夹杂在自己的理论里，让别人看得云里雾里的。但是汪丁丁很聪明，人也不错。

　　记 者：早期的经济学家里，我非常敬佩顾准。你怎么看他在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以及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位置？

　　梁小民：他的位置很高。顾准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应该说他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一个用独立意识考虑中国经济命运的经济学家。在别人都还在昏睡的时候，他已经醒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