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选择经济学”走向“集体选择经济学”

——兼评中国公共产品提供的不足

经济学经过近一百多年的发展，经济学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同时机遇也是不断地涌现。不但其他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方法正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不断地扩展，经济学家们的视野也更加宽广。

从亚当·斯密《国富论》开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世人的推崇，人们坚信：个人在追逐私利的过程中，可以自然地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简单但却深刻的经济哲学深深地影响了几代经济学人，即对个人理性选择的绝对信任和推崇，把个人的价值和利益置于人生和社会的第一要义。在这种经济哲学的指引下，经济学家创造了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发展的神话，开创了“经济学帝国主义”，把个人理性选择的触角伸向其他社会科学的传统领域。所谓的“个人理性选择”有两个含义：一是 “个人的选择”而非“集体的选择”；二是“理性的选择”而不是“非理性的选择”或者“不完全理性的选择”。而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同时面临着来自这两方面的挑战：第一、是否完全个人的理性选择，诚如斯密所说，可以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以规范的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个人的理性选择是否可以实现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第二、在个人的选择中，是否只有理性在起作用，或者说是理性时期到主要作用，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传统习惯等非理性因素是否在起作用？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能否居于支配地位？涉及到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这里主要讨论“集体选择经济学”及对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提供的作用。

一、“个人选择”还是“集体选择”？

由“个人选择”转向“集体选择”实际上是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扩展，但是这个扩展的过程中也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比如演化方法、制度方法、实验的方法等，这些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也为经济学的发展指引了新的方向。

“个人理性选择”的理论可以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阵地，这个领域迄今为止已经出现了无数令人激动地硕果，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人们深刻了解了市场的价值；马歇尔为经济学开创了标准的研究范式——局部均衡研究方法；Pigo通过分析“个人理性选择”的缺陷而开创了福利经济学；Stigler和Becker把理性选择发扬光大，开始“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时代；而纳什均衡是进行理性选择的个体学会了策略思维，从而开启了博弈论的大幕；Coase把个人的理性分析带入了社会制度的选择之中，新制度经济学也应运而生了；而新产业组织理论纳百家之长，正在茁壮成长……

如果非要说出个体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于经济学持久而永恒的贡献不可，那就是它彰显了个体的价值，使得对于“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达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这时候，人才无愧于称得上一个大写的人。但这不等于说，个体的理性选择没有缺陷，一旦把它扩展到社会选择的领域中，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选择一定是奉行“针锋相对”的策略性思维吗？人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相互的信任和自愿的合作？道德伦理等非理性因素在集体的选择中有什么作用？对个人的价值有什么意义？……

在个体理性选择下，通常会导致公共产品的提供的不足，这就是福利经济学所谓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但是福利经学的一个致命问题是：如何选择一个有效的社会福利函数？如果由于人与人之间偏好或者效用具有不可比性（人际不可比性），那么有效的社会福利函数就不会存在，福利经济学所赖以存在的根基就会坍塌。那么，由于“市场失灵”多推演出的政府干预也就无从下手。因为政府根本不知道这个社会的效用函数是什么，如何能使效用最大化呢？而且，如果政府的行为也像一个理性的人那样，在私利的推动下进行公共活动，促进公共利益，如何保证政府不会向市场那样“失灵”呢？如果是这样，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出来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也不一定能够有效地提供。

这里，市场和政府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方式是不同的，市场是通过自发秩序来提供出来的，而政府是通过强制的方式提供出来的。除了通过市场自发和政府的强制两条途径之外，社会是否还有第三条途径，即通过集体之内、个体之间自愿的合作，达成某种协议，共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呢？那么，人类社会到底有没有一个“合作”的均衡解呢？

起初，人们对此比较悲观。从孔多塞（Condorcet）和波德开始讨论集体选择的问题，到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The Theory of Arrow^，s Impossibility），终于使人们相信，集体选择无法达到一种自愿的合作状态，除非独裁。阿马蒂亚·森（Sen）通过把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好管闲事的偏好视为外生，且自由权利优先与帕累托原则，那么集体选择的最终结果是导致自由主义的悖论，集体内个体之间的自愿合作状态仍然不能达到。但是，如果按照“科斯定理”，允许个体之间权利的相互交换，那么，就不会产生自由主义的悖论，也能够达到集体选择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再考虑到个体之间交易权利不可能是零成本的，在短期内达到帕累托效率是不可能的，但是长期内可以实现帕累托效率，这就需要人际间可比较的基数效用信息（黄有光1971）。这重新燃起了人们对集体选择可能性的希望。合作博弈论的进展也使对人们寻找集体选择的均衡状态充满了憧憬。而且，社会中的道德、伦理、传统习俗等非理性的因素也被引入社会制度的博弈论中，承认他们也约束着人们的私立行为，惩罚某些不合作的行为。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等也在经济学中重新占有了一席之地，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传统习俗等作为集体所拥有的“共同知识”，其重要意义是它们使得集体选择达成一种合作的协议成为可能。

“集体选择”无疑是重要的，自愿合作也无疑是集体选择的基石，否则，这就会变成一种被动的接受或认同，个人的价值也将会被强权所压制和剥夺。

二、中国的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的提供

用集体选择的观念来审视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的成果和不足，包括政府的公共政策、民间的自发力量的波动，以及各种利益之间的讨价还价，我们就会发现，政府职能同时存在着“越位”与“缺位”，从而导致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足日益严重，这其实与集体选择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有关。从现代集体选择理论的发展来看，集体选择既不同于从个人完全理性出发，以追逐个人利益为目标的个体选择，也不同于从建构主义出发，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的的功利主义，集体选择应该兼顾集体利益与个人的价值，强调自愿与强制执行相结合。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的公共政策其实应该说完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个人的价值和利益并没有纳入政府公共政策的考虑之内，所以，以国家意志为基础所实施的公共政策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公民个人的选择和利益，使之被迫接受某些价值观和他人的意志，个人的价值根本没有得到体现。相应地，公共产品的提供并没有考虑不同个人，不同集体之间需求和偏好的差异，从而导致公共产品的同质化，公共产品的“过剩”和“缺乏”同时并存。更为严重的是，在某种程度还催化了平均化的倾向。改革开放以后，公共政策迅速向另一个极端过渡，个人私欲和个人价值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充分膨胀，个人的理性选择也越来越得到充分的尊重，但相应的却是公共产品提供的严重匮乏。虽然，这时候政府仍然把国家的意志贯穿在各项公共政策之中，但其重点已然发生了变化，从为居民提供平均的收入分配和福利水平转向了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和提升GDP的增长率的目标。但是，个人价值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只不过，这时公共政策的天平倾向了个人价值一方。结果就是在连续多年GDP增长率9%以上的背景下，公共产品提供的普遍缺乏，居民普遍感到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收入差距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而在民间团体内部进行集体选择的结果是我国的公共政策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荡秋千。当政府面临着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足的职责时，便开始限制市场的范围和个人的选择，把政治的触角伸到不该达到的领域，侵犯了个人的价值和权利；而当政府感觉到个人的选择由于受到压制而导致市场活力不足、经济增长疲软和政府财政吃力之时，政府便开始大规模地放权让利，把本应该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推向市场，造成政府职能的“缺位”。政府的“越位”使政府招揽了过多的财政包袱，而“缺位”则又使政府甩掉了不该抛弃的财政责任。

如何医治这种政府的“缺位”和“越位”痼疾呢？集体选择经济学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可行之道：通过集体选择，来表达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与个人选择相互补充相互牵制。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府应该允许一些利益团体（行业、消费、投资…）的出现，这就是所谓的“非政府组织”（NGO）。这些非政府组织可按照“俱乐部”之建立，为社会提供共同利益的同时，还为集体内的成员提供排他性的公共产品（Olson）。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无疑将会为我国公共产品的提供寻一条新的可行之路，比如，各种慈善机构、利益游说团体、互助性合作组织等等。一些NGO本身即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这种产品称为“俱乐部产品”；而另一些团体则纯粹是一些游说和公关利益集团，主要是通过集团的力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强势集团讨价还价，保持一种利益的均衡状态。其实，NGO现代工商社会进程中的必然出现的现象，是现代社会分工的延续和深化。通过这种分工，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分别承担不同的公共职责，既避免政府组织因财政压力过大而导致的“推卸责任”，也能够限制政府的触角过多地深入到私人的领域。

在这样的团体内如何使个人有动力参与集体的决策中来，从而增强集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讨价还价能力，这是集体选择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保证个人价值和集体利益兼顾的重要条件。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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