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立新经济体制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1994- )

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形成，但是改革的实际推进，仍然按照80年代初期的做法，以“增量改革”的方式进行。这就是说，对于计划经济原有的部分(存量部分)不作大的改变，改革和发展着重在增量部分进行。

增量改革战略对于80年代中国改革的快速推进起了良好的作用，它的好处主要表现在：(1)保持了仍是国民经济主体部分的国有经济的稳定，使国家经济生活不致发生大的波动，为改革推进创造合适的环境；(2)在稳定的经济环境中逐步发展起一批具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和地区，使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从切身利益中直接感受到改革的成效；(3)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压力，促进原国有部门的改革。总之，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国有经济本身的发展互相促进，创造了一种只有沿着市场化改革道路前进才能保持经济繁荣的态势。

但是，由于这样的改革没有触动国有经济，没有改变“双轨制”的基本态势，就不能不带来消极的后果，而且这种做法持续的时间愈长，其消极后果也体现得愈严重。

国有部门改革滞后和双轨体制并存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国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僵化，生产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大量资源投入，特别是投资支撑，效率没有多少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国有部门用“放权让利”的方式进行改革，而不能建立有效的产权约束和市场竞争约束，结果造成了 “内部人控制( insider control)”的状态，使国有企业财务的预算约束进一步软化 。这样就使企业的财务状况变得日益虚弱。到90年代后期，国有部门陷入全面亏损的困境。

(2)通胀压力经常存在，不时爆发。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伴随着经济的大幅度波动。由高额财政赤字造成的高通货膨胀压力始终存在。而这种高额赤字之所以存在，又是由于：一方面作为国家财政投入主要来源的国有部门财务状况日益恶化；另一方面财政系统没有经过彻底改造，其支出负担并未减轻；这样就增大了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与此同时，在双重体制下，旧的行政控制方式的有效性已经大大降低，而适合于市场制度的宏观经济管理方式又没有建立起来，因而宏观经济当局没有有效手段来实现它的货币政策目标并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以上因素的综合结果，便是每当经济的增长率达到两位数，不要很久就会爆发高通货膨胀。

(3)利用公共权力敛财肥私的寻租活动日益猖獗，行政腐败广泛蔓延。命令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状态为利用行政垄断牟取私利的寻租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提供了广泛的基础。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增量改革战略下，经济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货币化了，可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居于统治地位的行政权力仍然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改革使独立企业得以建立，然而相当大部分的资源，如生产资料、土地、投资和信贷资源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用行政方法加以分配。这样，它就把整个经济变成寻租活动的巨大温床 。

(4)贫富差距扩大。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有相当大的提高。但是，他们之间的贫富差别却急剧扩大。收入水平急剧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在“增量改革”战略下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经济成分采取不同的政策，使不同社会集团之间收入水平迅速扩大；国有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和最后不得不大量解雇职工，使部分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城市工商业的低效率，使它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影响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高通货膨胀和腐败行为等因素，更使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

为了克服以上这些矛盾，中国政府酝酿用价格、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消除“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状态，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

（待续）

根据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1985年中共全国党代表会议《关于制定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国务院在1986年3月提出了以价格体制、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为重点进行配套改革的设想，要求改革在1987年迈出决定性的步伐 ，以期在90年代末建立起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框架。为了进行拟议中的配套改革，国务院在1986年初制定了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和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准备从1987年开始实施。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1986年再次要求启动以“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的政治体制适应于市场经济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双轨并存引致的诸多矛盾表明，问题的症结在于命令经济的种种遗产一方。而要克服国有企业和国家计划的种种弊病，又不能不涉及到国家体制的改革。正是由于认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邓小平在1986年重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但两方面的改革都没有能够进行下去。

在经济改革方面，1986年10月，国务院领导又改变了原来的设想，转向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改革的主线，并在1987年和1988年实行了“企业承包”、“部门承包”、“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和“信贷切块包干”等五大包干制度，回到了维持市场经济与命令经济并存的老作法，希望靠一些小修小补来改善国有部门的状况。由于丧失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行政腐败、通货膨胀等问题愈演愈烈，最后以1988年的抢购风波乃至1989年的政治风波告终。

在政治体制方面，1997年的中共“十三大”按照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讲话 的要求，部署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这些改革也因为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而中断。

1988年的经济风波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发生以后，某些对改革不满的“理论家”、“政治家”把出现的经济政治动荡归罪于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于是，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次改革大辩论。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 以后，才迎来新的经济改革浪潮。

在经历1984-1987年的探索和短暂的曲折以后，人们对于经济改革目标的认识更加清晰。这突出表现在1992年、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市场经济改革方案的具体化。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制定了在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推进改革的具体方案，要求在20世纪末把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起来。由此，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整体推进的新阶段。从那时开始，在经济改革方面有了几波推进。

(一)20世纪90年代初期实现了商品价格的市场化

市场经济区别于计划经济的重要标志，是价格能够根据市场的供求状况而自由浮动，从而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1986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曾经决定实行“价格闯关”，要求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放开商品价格，实现商品价格的市场化。但是由于时机选择的失当，企图在货币供应高度扩张的情况下放开价格而告失败。当1992年经济改革新高潮到来时，在货币紧缩的条件下放开了除石油等极少数产品以外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以后虽有反复，但大体上维持了这种商品价格基本放开的格局。这意味着商品市场的基本形成。

(二)从1994年开始的财税、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根据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从1994年开始推行了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它的主要要求是：在全国范围内用“分税制”取代财政收支的地方包干制；同时，税收体制也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等原则进行改革，主要内容包括推行增值税(VAT)，统一个人所得税和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等。虽然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涉及到巨大的利益关系的调整，特别是地区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但改革整体进行得比较顺利，在90年代后期初步建立了新的财政税收制度的基本框架。

金融改革着重于银行体系的改革。过去被称作“专业银行”的国有商业银行政企不分，商业性金融业务与政策性金融业务不分以及市场秩序混乱、发展畸形等问题普遍存在。与此相对应，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职能不清、调控手段陈旧、组织结构和财务制度不合理，也无法有效地行使稳定货币的基本职能。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银行体系进行以下的改革：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将原有四大国家专业银行转变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增设若干家非国有独资的股份制银行；证券公司与中国人民银行脱钩；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分解为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和再保险等三个保险公司；等等。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经常账户下的外汇交易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采取进口替代的外贸政策。与之相适应，出口收汇全部按本币高估的官定汇率强制结汇、进口用汇由计划统一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在继续采取“进口替代”政策的同时，开始实施“出口导向”政策，在计划分配外汇指标之外开放了买卖双方直接交易的外汇调剂市场，形成了双重汇率制度。1994年采取了重大步骤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对境内机构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支实行银行结汇和售汇制度，将双重汇率并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汇率并轨过程中，人民币深度贬值，出口导向政策得以全面实施。这对1994年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国际收支状况的进一步改善起了重要作用。

在对银行体系进行改革的同时，中国的证券市场也开始发展。20世纪80年初恢复了股票、国债等证券的发行。1990年末，又设立了上海和深圳两个股票交易所，进行股票的集中交易。

（待续）

(三)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股份化”(公司化)改制

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现代公司。1993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于1994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特别是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除极少数需要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所有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股份化改制，以便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

1998年以后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化改制，大体上包含了三个互相衔接的步骤：第一步是实现政企职责分离，将中央政府所属兼有政企两方面职能的“总公司”、“集团公司”等机构的行政职能移交给国家经贸委 ，使它们成为不具有行政职能的企业。第二步是将垄断性企业改组为竞争性企业。国家先后对石化、电信、电力等领域的垄断性国有大型企业采取了分拆改组的办法来打破垄断，形成在同一业务领域内竞争的局面。第三步是经过资产重组在国内外证券市场上上市。资产重组的主要做法，是将核心资产从原企业中剥离出来，进行重组、首发公募(IPO)和上市(listing)，而将非核心资产、不良债权、富余人员等其他历史负担保留在原有企业中，以保证新设立的公司制企业在账面上有良好的财务业绩和上市的可能性。

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改制上市企业(多数是国有独资集团公司下属的二级企业)大多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搭建起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构。

(四)1997年：确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根据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的思想，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由此开始了根据“三个有利于”(即 “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原则，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的工作。这项工作包括三项主要内容：第一，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第二，努力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第三，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在世纪之交，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和基层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通过股份合作制、整体出售、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等多种方式实现改制。这为民营经济增添了一大批生力军。

1994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到世纪之交达成了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它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民营经济份额的提高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的形成(见表1)。率先形成这种格局的东南沿海地区凭借该地区合理的产权结构、有效的企业制度和良好的经营环境使蕴涵在中国大众中的企业家才能和创业积极性得以迸发出来，形成社会投资迅速增大、对外贸易空前活跃、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而且就业情况良好，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成为全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排头兵。

表1 各种经济成份在GDP中的比重(单位：%)

国有部门 集体部门 民营部门*

1990 47.7 18.5 33.8

1995 42.1 20.2 37.7

1996 40.4 21.3 38.3

1997 38.4 22.1 39.5

1998 38.9 19.3 41.9

1999 37.4 18.4 44.2

2000 37.3 16.5 46.2

2001 37.9 14.6 47.5

* 此处民营部门指所有非国有和非集体所有的农村和城镇经济实体。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CICC

第二，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大体说来，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发育要早一些，到90年代初期，统一的国内市场已经初步形成。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稍晚一步。资本市场的形成则更晚一些。总之，到21世纪初期，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已初步建立。它们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到了愈来愈大的作用。
第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的建立。这一体系的基本框架在1994年的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中开始搭建起来，并在1994-1995年反通货膨胀和1998-1999年反衰退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市场制度的初步建立，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总量的高速成长。在30年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总量以每年接近于10%的速度增长。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国家，长期积弱，而在近30年的时间里GDP增长16倍，经济总量占世界第四位；进出口总额增长更快，30年间由世界排名第32位跃升为第3位。

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改革开放前的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中，中国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粮、布、住房、食用油等基本消费没有任何提高。而在最近30年的时间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7年的4140元。

第三，减贫取得很大的成效。农村最基本生活未能得到保障的贫民30年中减少了2亿多人。世界银行发表的减贫统计表明，1990-2002年世界减贫人口的90%是中国实现的。

（待续）

五、两种发展趋势和第三次改革大辩论

需要注意的是，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虽然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但是它仍然存在许多重大的缺陷。第一，命令经济的一些重要遗产仍然有待消除。例如，在农民只拥有有限产权的土地承包制下，土地产权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国有经济的过大份额和国有企业在一些重要行业仍然占有垄断地位，妨碍市场的平等竞争，抑制民间创新能力的发挥；第二，要素市场的形成严重滞后，大部分要素价格仍然由行政机关规定，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第三，各级行政机关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对于市场活动的干预所在多有；第四，虽然中共中央在1997年以后再次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等要求，但政治改革的滞后，法治建设缓慢的情况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这使迅速发展的市场失去了其他制度的支撑，难于有效地运行并引致种种社会问题。

把以上缺陷集中到一点，就是国家和国有部门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了过多、过重的角色。

经济体制的双重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头冒尖”的社会状况，并且还存在着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1998年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我曾经引用狄更斯(C. Dickens)在《双城记》开头处的名句——形容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西欧社会转型中“两头冒尖”的状况，来描述中国当时情况：

“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当前的事态表明，我们现在仍处在这种状况之中。

于是，近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时，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满意的声音仍然占压倒优势。

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 时，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贫富差别过分扩大的态势，引起大众的不满。

如前所述，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这种做法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但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而在确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又有不同的理解。相当多的人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正像布坎南(J. Buchanan)等主编的《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 中所指出，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腐败行为必然出现在有寻租条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是确立宪政，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 “官家资本主义”)的穷途。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建立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以免自己的寻租和设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宏观调控”等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使自己能够攫取更多的财富。

例如，根据1997年“十五大”和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的决定，国有企业的改制和改革在世纪之交有很大进展，但是当改革推进到特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改制的最后阶段，改革进程就慢了下来，开始停顿不前。在有的领域甚至出现了“再国有化”、“新国有化”等 “国进民退”的开倒车行为 。

除了国有部门的改革推进乏力之外，21世纪之初还出现了各级政府利用自己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大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利用对工程立项、市场准入 、资金投放等权力徇私舞弊。所有这些，都使能够接近权力的贪官污吏、“红顶商人”获得暴利。

2004年以后，当我国经济出现了过热倾向，宏观经济当局按照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需要加强对需求总量的调控时，一些行政部门以“宏观调控”为名，对微观经济活动加强了控制和干预，扩大了寻租活动的基础。

（待续）

结论：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

30年的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

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积极推进：

首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近30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是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结出的丰硕果实。然而，思想解放是无止境的，在我国社会正在快步走向现代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赶上时代的潮流。更何况在近几年“左”的思想的回潮中，若干早已被党和人民否定的旧思想、旧观念又力求利用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而重新流行起来，在部分人群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亟待澄清。因此，最近一些地方正在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求冲破一切不适合于现代经济发展和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旧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思想观念，推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新突破和中国经济社会的新发展。

为了保证思想解放运动取得成功，需要营造自由和务实的讨论氛围，提倡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理性思考，相互切磋，良性互动。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因此，不应当采取“一分为二”、 “矛盾的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是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达，然后通过协商和博弈，形成社会共识和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

其次，在经济改革的实际推进上，需要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需要加以解决。

——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大企业垄断的情况，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顽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掌握权力和信息的权贵分子猖狂进行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因此，必须端正思路，摒弃行政干预市场的错误做法，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再次，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宪政、民主和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的保证。“十五大”提出建设法治社会主义国家和“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口号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11年。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

需要着重指出，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症结在于政府自身。计划经济是由一个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直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所控制和操持的。由于改革涉及到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应当承认，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惯性，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势必遇到障碍与阻力。然而，推进改革和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中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犹疑。只有冲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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