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MBA教育是为企业、社会和国家培养管理型人才，其教育内容应该注重伦理道德、文化心理以及法律规范的熏陶，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合作；然而，商业主义膨胀却使得MBA教育日益功利化和实用化，蜕化为一门服务于个人发财的技术训练学科。相应地，当前MBA教育出来的往往是缺乏社会性的“MBA人”，其行为和管理方式都是为了提高特定个体或群体的利益而不是增进整个组织的有效性，从而化强化社会的冲突而非合作。因此，人文性的不足正是MBA教育中的症结所在，它将现代管理引向一个严峻困境。
一、前言
当前国内的高等教育充满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而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各种类型的MBA教育；其基本特征就是向工商企业界的人士灌输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或者是介绍国外工商企业成功或失败的案例。MBA教育起源于美国，可以追溯到1881年宾西法尼亚大学成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大学层次的商学院——沃顿商学院，但第一个正式的两年制MBA教育项目却是出现在1908年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显然，MBA教育迄今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并成为这100年间成长最快的教育领域之一，其发展速度是所有其他专业望尘莫及的。目前，美国已拥有600个MBA课程，7万名全日制MBA学生；而在欧洲，英国共有超过100家商学院，法国超过70家，西班牙50家，德国20家。[1]事实上，目前全世界每年有数以万计的MBA毕业于世界各大学商学院，成为出类拔萃的工商管理人才，领导着世界各国企业在世界商场中逐鹿。同时，在国内，自从1991年国家批准清华、复旦、人大、南开等9所院校试办MBA以来，目前国家认可的 MBA 招生院校已扩大到 87 所，各种名目下MBA班（短训班、中外合作班、精华班、周末班、EMBA班）等更是不胜枚举，成为教育市场化、产业化发展的具体体现。当然，国内MBA教育不断壮大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从而也正引起越来越大的批判和反思；不过，迄今为止的MBA反思主要集中在国内的教育上，并主要局限于案例的水土不服、教师的滥竽充数、市场的鱼目混珠、管理的混乱无序等外在方面，而缺乏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对MBA教育作系统的剖析。其实，哈佛商学院所倡导的MBA精神的核心是：崇尚竞争和奋斗、强调勤奋和努力、注重智慧、毅力、能力和自信，从而通过提高为社会输入合理的管理人才以促进社会的协调合作和有序发展；那么，如今的MBA教育果真实现了这种精神了吗？100年来的MBA教育果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增长了吗？还是仅仅是迎合了工商企业的个性理性要求，却产生了社会的集体非理性？是理顺了市场和商业关系，还是使得整个社会的商业竞争日益无序和失范？如果现代工商业的混乱现状与这种MBA教育紧密相关的话，那么，MBA教育究竟应该教授什么呢？是以本文就此作一较为系统的剖析。
二、MBA教育的应然要求和现实导向
一般地，公共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表现在两个层次：个体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从而产生了两方面的教育取向。其中，前者主要是提高个体的技能，是理工科教育的基本要求；而后者则涉及到个体之间的合作，根本上在于提高人的社会性和社会责任，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也就是要培养管理人才以促进社会个体之间的合作，降低社会的内生交易成本，并最终实现社会交往的合理化。显然，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这种管理人才培育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MBA教育，接受MBA教育的人士几乎都进入了工商业界，甚至往往进入到工商业界的管理上层，成为时代经济的弄潮儿；例如，在美国500家大财团中, 有近三分之二的决策经理们经历过哈佛商学院的洗礼。这也意味着，这些接受MBA教育的人士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的发展往往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他们的行为也往往成为社会其他人士效仿的对象，从而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引导者。显然，作为一个今后可能对社会经济和文化道德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他们的行为就不是孤立的，而是在追求私利的同时考虑其对社会的影响，社会也要求他们承担比一般人更高的社会责任。那么，他们如何认识到自己应尽的这种道德责任呢？这就有赖于他们所接受的MBA或其他类似的管理教育。
MBA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必须让受教育者明白自身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明白企业组织的本质，提高利润的合理途径，从而明白企业本身作为一个社会主要之道德载体所应该具有的行为规范。当然，从经济人的角度上讲，社个体往往基于逐利的本能而不情愿学习和接受这些道德规范，不愿自觉地遵循社会规章的限制；但是，强迫MBA学员接受这种熏陶并将它转化为内生的偏好正是公共教育的目的所在，也是它成功的明显标示：学员们要想获得具有信号效应的MBA等学位，就必须经受此方面的训练。事实上，MBA及其他相关学位本身就显示出该学位获得者已经经受了基本道德规范的的熏陶，具有较高的社会性以及较强的社会合作倾向；只有这样，社会大众才会更信赖他们、接受他们的管理和指挥，不仅赋予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积极模仿他们的行为规范。在某种意义上讲，对工商业界上层人士的这种要求也是与对承担公共领域之职的政府官僚相一致的，只不过，由于政府官员的行为所产生影响更广，从而也应该承受更严格的道德约束。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往往被要求以“君子”的标准来批判，社会地位越高，相应的道德标准也越高，那些今后可能占据尚未并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士”从小就要接受儒家经典的熏陶，要精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义理之学。
因此，从MBA学员未来的社会影响及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来看，MBA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伦理道德、法制规章以及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熏陶：它应该注重提高学员的人文社科素养，而不是强化他们的机会主义动机，要使学员明白他们在处理问题时所采取的行动或决策是否符合法制、是否有悖人伦、是否遵循道德；只有这样，这些MBA学员才能成为社会大众的真正领袖，从而获得赢得的社会声誉和回报。也就是说，那些功利性的经济学课程、管理学课程并非是MBA教育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内容，相反，应该增加法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文化学等领域课程的熏陶。实际上，那些在工商业界已经经历了长期摸爬滚打的MBA学员在商业的算计和赚钱的敏锐性方面远胜于那些主要耽于书本的大学教授，他们所缺的主要在长远的规划、整体的视野、战略的思考以及社会价值的理念。而且，目前从事MBA教育的教授尤其是国内教授基本上都缺乏实际的商业经验，而只是时不时地翻弄着一些过时的案例以照本宣科；从这一意义上讲，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实际上并不能交给MBA学员真正需要的知识，甚至比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的教授还不如。例如，社会学家怀特就指出，“在商学院多数人的眼中，微观经济学显而易见与可观察到的商业行为无关”，并认为“社会学非常适应商学院的人……（并且）商学院是社会学家理所应当任职的地方，对商学院的人来说，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2]
不幸的是，尽管就MBA教育的应然要求而言，伦理学、社会学的知识熏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随着商业主义膨胀带来的社会竞争扭曲以及功利主义盛行，社会责任这一根本要求被抹杀了；结果，社会学、伦理学等课程逐渐被驱逐出商学院的课堂，而经济学、管理学提供那种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短时的、无伦理的技术分析支配了整个教育。事实上，当前MBA专业主要设在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绝大多数课程也是由经济学专业的老师来开设的。一般地，目前流行的为期两年MBA学习课程安排是：第一年主要学习核心商业学科，包括财务、营销学、管理学总论、运营管理学和会计学；第二年则选修一些自己想学的选修科目，最为集中的专业是：战略管理学、金融学、会计学和营销学，这些都是实用的专业。为此，怀特就感慨地说，“让我感到沮丧的一件事情是，经济学家进入商学院的人数也在增加。我感到相当程度的震惊是因为我一直在和高层商业人士来往，但我没有见过任何人真正注意过经济学的成就，他们对经济学——或许是接近计量学的‘预测’采取的是参考态度”。[3]结果，在整个MBA教育中充斥了马基雅弗利式的经济人诱导，堆彻着基于成本-收益的近视计算；显然，这正是MBA教育的现实导向，它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为逐利的个人服务。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