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出过一本小册子《轻重与沉浮》，是讲中国古代财经管理方面受到《管子》轻重理论的影响很深。我后来发现自己有一点失误：没有意识到中国古代运用轻重理论曾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在唐宋间。这之前，尤其是《管子》提出轻重理论之初，轻重理论含有很浓很强烈的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倾向，而在中唐以后特别是宋代，这种倾向消失了。国家没有了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力量，没有了这种主动精神和热情，轻重理论变了质，它单纯地变成了聚财敛财的手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就是因为军制发生了变化，一百多万常备军（有这样多的军队首先导致官员必须增加一万多，用以管理军队。此外还要增加用于后勤保障、因禁榷而增设的理财官职等）使得国家财政负担空前沉重，财政上经常是入不敷出。为了聚财敛财，人们想尽了一切能想到的办法：增加土地附加税，增加商税，增设各种杂税（身丁钱、头子钱、曲钱、赃罚钱等等），官府卖盐、卖酒、卖茶、卖明矾、卖香料、卖熟药、卖书、卖皇历、卖粮食、卖煤、卖度量衡器、卖度牒、卖官、卖凤冠霞帔，为了节支搞均输，搞科敛，搞和预买绢布丝，搞支移折变……最后是滥发纸币，数目以亿计。名堂多得难以尽数，宗旨却只有一个：多收钱少开支。想尽了办法，然而钱总是不够花。宋朝的财政大部分时间都很紧张，入不敷出的事常有发生。财政总是“吃饭财政”，不但将所有新敛来的钱统统吃光，而且寅吃卯粮，南宋时不少地方向老百姓预借八年的税，即把八年后的粮都提前吃光。过去曾有人讲：宋、金之间进行了铜钱争夺战，我核查了一下，不太符合事实。为什么呢？因为要争夺就要从国库中拿大量的钱，宋、金二朝国库都很穷，拿不出钱来。所以，只有铜钱保卫战（因为这不需要太多的钱），没有铜钱争夺战。
马端临在《文獻通考自序》中说：
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于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于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逺图也。自是说立，而后之加详于征榷者，莫不以借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煑盐酤酒采茶铸鐡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于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或于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于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于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榷考第五。

他在这里替农民（或者也包括地主）报不平，说是禁榷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变一种形式取之于农民。看来他是不相信“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高论的。如果他说的是实情，则很明显，禁榷制度的发展、禁榷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破坏农业生产力为代价的。他这里没有讲征货币税，这其实也是一种轻重理论指导下的增收手段，其结果，更是坑害农民的，因为在商品经济并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强制推行货币税，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是不容光焕发低估的。
    当然，官府如此无孔不入地来敛钱，直接的受害者是民间工商业者（即所谓兼并者），因为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官府的身影，凡是禁榷项目都是最能赚钱的项目，其他如纺织、如造纸印刷，如房地产，如卖药，如造铁器等等，最后是金融业。可以说：凡是赚大钱的事官方都抢先去作。这样，怎么能有资本的原始积累？怎么会有自由竞争？怎么可能有资本主义？
    人们一方面在套用马克思的理论，另一方面却无视中国古代与西方的巨大差异，所得出的结论怎能让人信服呢？

上次由于一时疏忽，我将“卜式”信笔误作“贡禹”，特向读我博克的人致以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