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罡

随着美国消费者开始多存钱、少花钱，中国一部分出口型生产企业被迫将目光瞄向国内消费者。自行车生产商天任车料就是这样一家企业。公司总经理曾宗哲说，中国的消费能力如今已达到了很高水平。他指着一个购物中心停车场里满当当的汽车问道：那些新车一辆得多少钱？消费不足体现在哪儿呢？

与他有同感的可能还有不少在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笔者不久前接触过一位在北京专门干刷墙工作的河北籍农民工，他按日领取薪酬，每刷一天房能挣一百多块钱。据他说，一个月至少能二十多天有活干，一个月挣三千块钱左右不成问题。与这位农民工的境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笔者认识的一位中年机械工程师最近在河北某私企找到了一份制图员的工作，他每月几乎没有休息日，工作强度很大，但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两千元。虽然这位工程师工作的企业并不全做外销业务，但由于这家企业生产的几类产品中国有大量出口，因此可以认为，该公司技术人员的工资水平某种程度上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而那位刷墙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则完全取决于国内市场供需状况，因为他既不可能出国去刷墙，也不大可能有外国民工来北京跟他抢饭碗。

于是我们看到，专挣中国人钱的农民工，其工资水平超过了产品外销企业的工程师。笔者信手拈来的这两个例子当然未必具有普遍代表性，但似乎仍然可以从旁印证曾宗哲的判断：中国的消费能力目前正处于转折点……中国的收入正在增长，人们已能负担起质量更高的商品(和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当前这场经济危机可能来得正是时候。经济危机导致海外市场对中国中、低端产品的需求大幅减少，使仍然非常疲弱的中国出口与中国总体经济渐成气候的复苏之势形成了剧烈反差；而经济危机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又使中国一系列原本存在海外市场的产品面临出口困境，比如最近在美国市场遭遇“特保”对待的中国产轮胎。这种局面可以迫使生产型企业把眼光转向国内市场，而市场重点的转变有可能给中国的经济结构带来深刻变革。

中国许多出口加工型企业其实不能算作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它们与外国经销商和零售商签订合同后往往只负责生产就行了，不必再操心设计或营销，而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其实这两块才是企业真正的利润源泉。于是，中国不少加工型企业的工程师实际只在做制图员的工作，这恐怕是造成他们工资水平不及农民工的最根本原因。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日前说，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目前正在努力成为人才资源强国。但在一个大量企业都缺乏设计和营销等高技术含量职位的国家，又如何能为人才大量脱颍而出创造条件呢？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天任车料等出口型企业将市场重点转向国内，它们已开始在品牌建立、分销和设计等领域加大投入，如果这一趋势能够逐渐形成一股强大潮流，势必能为社会创造出大量高端就业岗位，从而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使中国经济早日摆脱国际经济分工中的“打工仔”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