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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罗马帝国衰亡史》席代岳译本第六册至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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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帝国的建立和光复完全归功于几位苏丹的个人品格，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因为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之中，有些最重要场合往往取决于一位主角的表现。这些苏丹的智慧和德行还是有少许差异，彼此之间还是可以加以区别。但是从奥斯曼登基到索利曼的逝世长达两百六十五年这段历史，一共有九位在位的君主，除了其中一位之外，其余都是英勇善战和行动积极的苏丹。这群极其少见的统治者不仅让臣民心悦臣服，也使得敌人心惊胆寒。王朝的继承人不是圈养在后宫奢华的环境，而是在会议和战场接受教育，幼小的年纪被父亲授予管理行省和军队的职位，这种显现男性刚强气概的制度虽然很容易引发内战，对于君主国家培养重视纪律和励精图治的精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奥斯曼的君主不能像阿拉伯的哈里发，称自己是真主的使者的后裔或继承人，然而他们自认与鞑靼的大汗或成吉思汗家族有亲戚关系，看来像是奉承之辞并非事实。他们的祖先默默无闻根本无从查考，但是他们那种时间难以磨灭、暴力无法损害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很快根植在臣民的心田几乎无法拔除，一个软弱或邪恶的苏丹可能受到罢黜和绞杀，继承的权利可能传给一个婴儿或白痴，就是胆大包天的叛贼也不敢登上他那合法统治的宝座。
色雷斯、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这些行省成为供应土耳其军队的永久来源。皇室拥有的五分之一俘虏因征战而消耗殆尽以后，一种不人道的税收方式强加在基督教家庭，那就是五个儿子要征召一个或是五年征收一次。到了十二或十四岁，最健壮的少年被强制从父母的身边拉走，他们的名字登上记录册，从此他们的穿着、教育和供应完全是军事服役的生活。他们靠着仪表预测未来的前途发展，被选到布尔萨、佩拉 (Pera)和亚德里亚堡的皇家学校，交给高阶官员去照应或是分散到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家庭。他们的主子第一件事是教他们讲土耳其语，用各种劳苦的活动锻炼体魄增强体能，学习角力、跳跃、跑步、箭术，最后才是前膛枪的运用，一直到他们被抽调到新军的司令部和连队，继续接受军事或寺院纪律的严格训练。那些在出身、才能和仪表更为出色的年轻人，可以进入职位较低的Agiamoglans阶级或者是更有发展潜力的Ichoglans阶级，前者选派到皇宫服务而后者随侍在君王身边。四所学校施以连续的课程，在白人宦官的棍棒要求之下，每天都要练习骑术和投掷标枪，更为好学的人员努力研究《古兰经》以及阿拉伯和波斯的语言知识。等到成年而且学习的成绩良好，逐渐派去担任军事、民政甚至神职的工作 o 在职的时间愈长可能获得的职位愈高，等到学养俱佳能够独当一面，成为四十员将领之一，可以站在苏丹的宝座之前，经由他的拔罹负责管理行省的事务，接受帝国最高的荣誉。
就更严格的意义而论，大臣和将领全是皇帝的奴隶，感撒他的恩典才能接受教导和培养。当他们离开后宫，可以留起胡须作为获得释放的标志，发现自己身居要职却没有亲信或朋友，也没有父母和后代，完全依靠将他们从低贱地位拉拔起来的子，主子稍有不满，诚如土耳其的格言很委婉的表示，这双手会把玻璃的雕像砸得粉碎。他们在接受教育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中，性格和才能在洞察一切的眼睛之前无所遁形:一个孤立无援毫无牵挂的"人"，完全要用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作为任用的标准。如果统治者真有识人之明，他拥有绝对和无限的自由可以进行挑选。奥斯曼的帝位候选人所接受的训练是从欲望的克制养成行动的完美，从服从的习性养成指挥的才华。军队里面弥攫这种风气，他们的沉着、警觉、坚忍和谦逊，连基督徒的敌人都心仪不巳。如果我们把新军的纪律和训练，拿来与长期受到贵族出身的倔傲、骑士制度的散漫、新征士兵的无知、资深官兵的叛逆，以及罪恶滔天和目无法纪的欧洲军队进行比较，那么对土耳其人获得胜利就不应有任何怀疑之处。
两个教会就四个重要的问题产生激烈的争议:(一) 圣餐礼用未发酵饼代表基督肉体的问题;(二) 炼狱的性质;(三) 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四) 圣灵流出的单一性或双重性。两个民族各派出十名神学辩护士负责处理所坚持的论点，拉丁人这边由口若悬河的红衣主教朱瑞安主持，希腊阵营强有力的领导人物是以弗所的马可和尼斯的贝萨里翁。我们看到他们将第一个问题视为无足挂齿的礼仪之争，所以产生无害的变异在于因时因地的爱好，我们真要大声赞许人类的理性确有很大的进步。第二个问题双方获得一致的认同，炼狱是一个净化的中间过程，可以消除信徒轻微的罪孽。至于灵魂是否能被自然的烈火所净化，成为可疑的论点，在几年之内经过双方的讨论可以解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看来是更为重要而关键的问题，然而东方人一直将罗马主教尊为五位教长之首，因而他们毫不犹豫的承认，他的司法裁量权可以与神圣的教规同时运用，这是含糊笼统的认可，出于方便起见可以加以限制或规避。圣灵的流出究竟是单独来自圣父，还是来自圣父和圣子，这是使人更要深入沉思的信仰问题，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讨论会中，拉丁人所增加的"暨”字又细分为两个问题，那就是合法与否以及合乎正统与否。或许我不必吹嘘对这个题目自己所保持的态度，非但无所偏私更可以说是无动于衷。
彼特拉克的职位繁多，过着爱情和友谊的生活，大量通信联系和经常出外旅行，罗马的桂冠使他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写出优美的散文和诗篇，已经没有时间专心外语的学习。等到他年事已高，希腊语的造诣不再是希望而成为毕生的意愿。当他在五十岁之年，有位朋友是拜占延的使臣也是精通两种语言的大师，送给他一部荷马著作的抄本，彼特拉克的回答表现出他的谈吐、感激和遗憾。他首先赞扬赠与者的出手大方，认为这份礼物比黄金或宝石更为珍贵，接着他说道:你赠送的抄本是神圣诗人真正的原作，那一切创作的泉源。对于我们而言都能无愧于心，在你是履行诺言，也满足我的渴望 o 然而你的慷慨还是存有缺陷，应该把自己的作品连同荷马一起送给我，是你引导我走入光明的领域，让我带着不可思议的眼神看清《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无限神奇。我的上帝 ! 荷马是哑巴，要不我就是聋子，因为我根本没有能力欣赏我所拥有的美。我已经将他放在柏拉图旁边，让诗歌界和哲学界的君王靠在一起，我以能见到举世赞誉的客人为荣。这些不朽的作品只要译成拉丁文我都很熟悉，看着这些可敬的希腊人表达出最适当的民族气质，即使无法获得实际的好处，也能带来相当程度的乐趣。
克里索洛拉斯的范例发生作用，一批批难以糊口而学有专长或精通语言的移民，前来意大利推动复兴希腊文化的工作。帖撒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感受到土耳其军队带来的恐惧和压力，纷纷逃往一个神奇和富足的自由乐土。宗教会议将希腊教会之光及柏拉图哲学的神谕引进佛罗伦萨。流亡人员坚持统一不仅在于善尽基督徒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完成正统教会的复兴大业，所以他们有双重理由可以抛弃自己的家园。一名爱国者受到高官厚爵的引诱，牺牲自己的党派和良心，仍旧可以具备个人和社会的美德。他不再听到奴才走狗和变节分子的指责，从新交往的人士中得到地位，使得他在自己的眼中恢复尊严。贝萨里翁审慎信奉正统教会的态度使他获得罗马的紫袍，这时他定居在意大利。这位希腊的红衣主教也是名义上的君士坦丁堡教长，被尊为全民族的首领和保护人。他出使博洛尼亚、威尼斯、日耳曼和法兰西，展现出过人的才能。等到他参与圣彼得宝座的选举活动，在枢机主教的秘密会议难以掌控的气氛中，他的当选一度摇摆不定。他在教会的地位使得文学成就和作品，能够散发出显赫和崇高的光辉。他的府邸像是一所学校，每当这位红衣主教拜访梵蒂冈，总有两个民族组成学者的队伍在一旁陪伴，这些人互相捧场也获得公众的赞扬，古老已经尘封的作品在当时不仅受到喜爱也很管用。
只要大地受到上天雨露的滋润，立时就会充满活渡的生机，现代语言变得更为高雅精纯，雅典和罗马的古典文化激起纯正的风格和全面的竞争。意大利如同后来的法兰西和英格兰，诗歌和小说所掌握的天下续以思辨哲学和实验科学如日中天的光辉。天才人物会在成熟季节之前来临，一个民族所接受的教导，如同个人的教育并没有多大差别，在扩展理解力和想象力之前必须尽量运用记忆力，艺术家没有学会模仿前辈的作品，休想达到或超越他们的水平。
君士坦丁堡是位于欧洲和亚洲以及爱琴海和黑海之间的通街要点，在它的居中接应之下，两个海洋和两个大陆的车驾相接抽妒相连，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通商的门户在它的控制之下可以随时打开或关闭。港口的四周被海洋和大陆围绕，安全的防护和港区的宽阔在全世界首屈一指。谈到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和城门，雄伟和壮丽只有巴比伦可与一较高下，兴建很多塔楼都是坚实和高耸的建筑，第二道城墙构成内围的防护工事，就一个普通的首都而言，可以加强守备的力量和显赫的地位。一条宽广而湍急的溪流将水导入护城河，人工的岛屿就像雅典一样为陆地或水面所护卫。
苏丹穆拉德享年四十九岁，在位时间长达二十年六个月零八天。他是一位公正而又英勇的君王，为人勤劳、博学、仁慈、虔诚、宽厚，具有高尚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个人好学不倦，对于艺术或科学方面的鼓励不遗余力，是勤政爱民的皇帝，也是丰功伟业的将领。古往今来没有人比穆拉德获得更伟大的胜利，只有贝尔格莱德这个城市能够抗拒他的攻击。在他的统治之下，士兵保持长胜的令名，市民不仅富裕而且安全。要是他征服任何一个国家，最关心的事项是要兴建清真寺、客栈、医院和学校。他每年将一千个金币送给先知的子孙，并且拿出两千五百个金币分配给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的宗教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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