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国集团(G20)决策者目前达成了一项广泛共识，即全球各国需要适应美国家庭削减支出的前景。中国尤其面临着压力，需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倚重于消费者支出。中国政府正努力改善社会保障网络，这从理论上来说可以缓解中国消费者对未来的担忧情绪，鼓励他们增加消费。

但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黄亚生认为，中国政府此举可能还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黄亚生周一在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上说，中国要真正转向消费型经济，就需要更为认真地重新考虑目前专注于巨额投资和出口的观念。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领导的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定措施，以扭转此前数十年中国公共服务恶化的势头。在今年的中国政府预算中，教育支出增长了22.5%，医疗支出增长20.9%，社会福利支出增长23.1%。中国政府还计划实施人民币8,500亿元的医疗改革，作为两年4万亿元刺激计划投资支出的重要补充。

黄亚生说，中国当前领导层已经在社会保障领域采取了很多措施。他特别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将官方贫困线从年收入人民币785元上调到每年1,196元。此前外界一直批评中国政府的贫困线低得不切实际。


黄亚生说，我的批评观点是中国政府过于重视社会保障项目和转型，但在经济自由化方面做的不够。他说，社会保障支出如果实施得当，能够降低民众为防范未然而进行储蓄的想法。我在这方面没有异议。不管宏观经济周期如何，政府都应该进行社会保障支出，这是正确的举措。

他说，我的担忧因素是，如今中国过度看重社会支出，将其视为走出当前问题的途径之一。中国家庭消费没有持续增长和高储蓄率没有关系。中国的家庭储蓄率没有印度高，问题出在收入增长上。

一些亚洲官员和学者也批评说，不应该专注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率，这转移了外界对更多迫切问题的注意力。印度央行(Reserve Bank of India)的数据显示，印度家庭储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4%左右，而中国这一比例约为20%。

黄亚生说，中国人支出多少完全是由收入所决定的。中国人储蓄并不是防范于未来，而是谨慎心理。中国人担心的不是未来，而是现在：他们不肯多支出，是因为收入太低。

黄亚生预计，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家庭收入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的平均增速为15%，1989-2002年期间下滑至3.8%，但在当前政府领导下的2003-2007年，这一增速回升到9%。

黄亚生说，押注社会支出能够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失衡状况的想法是错误的。这是因为，首先中国家庭储蓄并不高。相对于支出和投资项目，中国对真正必须的结构性改革方面关注得太少了。

他说，如今的政策问题应该是如何提高民众收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

黄亚生在2008年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与国家》(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一书中写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人收入增长之所以放缓，是因为相当于农村地区和私营行业，中国政府的政策倾向于城市地区和国有行业。他说，中国政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放了金融服务业和农业，从而推动了农民收入显著增长。

黄亚生说，金融改革和土地改革是最后的两道前沿，也是最为重要的。中国政府并没有推出更多的自由化改革，而是投资社会保障项目，颁布新劳动法，但这些是重要性排在第二位乃至第三位的替代方案。

Andrew Batson

（“中国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