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研究是我进入学术研究的第一个领域，20世纪80年代末我师从大连理工大学刘则渊教授，跟着刘老师参加了不少科学学领域的学术活动，有机会与最早发起并进行中国科学学开创性研究的一些学术前辈有过接触交流。从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就科学学学科建设和科学学研究发表过一些观点，但过去十几年，由于工作需要和岗位变动等原因，与这一领域的接触有所减少，但对科学学研究的感情始终是我的一个心结。去年底，刘老师来杭州参加学术活动，曾嘱我要继续关注科学学研究，写一些文章。此后，我有意从《科学学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等期刊上了解有关科学学研究的情况，也通过关注《三思派》并从中获得了一些有关我国科学学领域发展的最新状况与见解。本文是基于上述粗浅学习后的有感而发，既不系统也不充分，仅供批评。

从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科学学在中国产生并得到迅速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近40年。40年间，科学学在中国曾经辉煌过，正如前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首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吴明瑜先生在《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中所写道，“我们改革开放过程中，科学技术战线所有重要的改革措施，几乎都是和科学学的研究工作分不开的”“可以说，几乎我们科技界每一步重大改革措施，都得到了科学学界理论上的支持”。①不仅如此，科学学还在我国率先开创了软科学、科技创新、发展战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研究领域，孵化孕育和推动了包括管理科学、决策科学、技术论或技术学、创新理论、战略管理、知识管理等等许多新兴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学术界特别是管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科学学研究一度沉寂，到2000年前后处于低谷，对此，刘则渊老师等认为是软科学研究淹没了科学学研究，加上一些科学学学术前辈退出学术舞台。我在1990年前后曾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过这一问题，认为这与科学学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模糊有着密切关系。②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导致1997年“科学学和科学管理”被并入“管理科学和工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后，科学学在许多高校的学科设置和研究生培养方向上逐渐消失，进而对科学学学科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冲击。

有研究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学发展正在重新走向繁荣，刘则渊等的《30年中国科学学历程的知识图谱展现》和胡志刚等的《近十年我国科学学的学术群体与研究热点分析》两文都持乐观态度。前者认为，当前中国科学学研究形成新进展，在深度和广度上前所未有，并形成一股从科学学迈向科学计量学的强大潮流；后者强调，中国科学学在保持自己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的同时，及时更新自身的话语体系和研究热点，走出了一条既具有时代特色又符合科学规律的学科发展之路。

的确，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科技、生命科技等重要领域都在孕育重要的革命性突破，科技进步对产业转型、生活方式进而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等的作用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显著，特别是随着全球经济进入以知识为核心的新经济时代，科技创新和知识竞争力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城市以及大企业的核心战略，无论是科技活动的组织形式、体制机制，还是当代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和趋势；我国又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科学学研究理应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都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科学学研究再创辉煌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科学学发展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危机和困难，其中重中之重是其在我国能否被认可为一个独立学科并吸引更多的研究人员进入这一领域。这就需要对事关科学学生存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并尽快有明确的进展。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认为当前科学学研究应该着重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相应成果：

一是关于科学学的学科属性、理论上框架和研究对象问题。这是科学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近40来中国科学学界一直在讨论但始终没有共识，到现在关注的人越来越少。③这里之所以将其作为第一个问题提出来，是因为这是科学学能否作为一个学科继续得到生存发展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个人认为，1997年“科学学和科学管理”之所以被并入不设二级学科的“管理科学和工程”，与科学学学科属性不明、理论框架不全和研究对象模糊有着密切关系。对此，科学学界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在广泛研讨基础上就学科属性、理论框架和研究对象等尽快达成共识，争取在下次学科调整中能够单独成为一级学科；同时对当前的科学学热进行冷思考，上述两篇文章都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热潮，这主要是基于《科学学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及相关期刊发表的文章得出的结论，如果仔细分析这些文章的学科归属，真正属于科学学学科的占比不会太高，这可以从上述两文和《科学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思考——基于科学计量学的中外科学学进展研究报告》④中的关键词分析中得到证实，诸如以“产业集群”“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企业”“对策”作为关键词的实在很难被认为是科学学研究的主要问题，⑤对此科学学界必须应有清醒的认识。

二是关于当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这既是科学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发展，也是认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从20世纪末以来，信息科学技术方兴未艾，新能源、新材料迅猛发展，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后来居上，科学与技术之间、学科之间交叉、综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总体上看，正从信息时代走向生物时代，从科学、技术独立进步走向科技协同创新的新时代。正如王渝生教授所指出的，某一重要领域的突破性原始创新，都可能会为新科学体系的建立打开空间，引发新的科技革命。而上述任何一个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都有可能引发新的产业革命，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引发新的社会变革，加速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进程。⑥因此，迫切需要科学学界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梳理研究，为科技组织管理、制订科技战略和政策，以及高校学科设置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三是关于当代科技活动的组织管理及其体制机制研究。随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当代科技活动各个方面，比如，从R&D活动的主体到科研活动的对象范围，从科技经费的来源到科技活动的平台载体建设，从科技知识的生产、管理和传播到科技活动的空间分布，从微观科研活动的组织管理到宏观科技管理体制机制，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明显变化，这些都需要科学学研究揭示变化的方向、趋势和规律，并就如何建立与这些已经变化或正在变化的各个方面相适应的科技活动组织管理体制机制提供理论指导。

四是关于科学技术与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制度等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内在机理研究。过去40年，中国科学学界不少研究成果，曾经在学术界有过较大影响，对学术进步和党政决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赵红洲的科学中心转移规律和科学能力学，刘则渊、王海山的哲学革命、社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顺序说，⑦等等。以后者为例，该文用统计方法分析和揭示了一个国家哲学高潮形成的思想解放是该国家成为科学中心的原因之一，进而提出，在一个国家内总是按照哲学革命、社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序一浪推一浪、一浪更高一浪地发生和发展的。这一观点在当前国内学术界是很领先的，即使放在国际学术界也不落后，经济学中的相关观点是由新制度经济学领军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C•诺思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以及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提出的。遗憾的是，由于中国科学学没有形成自己研究规范和分析框架，再加上后来学者没有就这一问题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导致这一成果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受到大大影响。科学学界还有许多类似例子。因此，科学学研究要再创辉煌，不仅在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而且要有被学术界认可的独到或领先的学术见解。因此，要加快完善并运用科学学自身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进一步深化科学技术与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制度等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内在机理研究，特别是要深入挖掘中国科学学界过去40年的研究成果，结合当代科学技术与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制度体制相互作用规律及其内在机理的研究，力争推出一批在影响的学术成果，能够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以上观点，仅是一些粗浅想法，仅供批评参考。衷心希望中国科学学再创辉煌，也衷心祝愿科学学学科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注：

①吴明瑜：《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 吴明瑜口述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②盛世豪，关于科学学自身发展及其应用的一些问题，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990年第11卷第1期；从我国科学学研究的现状论科学学的学科建设，《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992第13卷第9期。

③近年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主要是天津大学的陈士俊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的刘则渊教授等个别学者，可见科学学界对这个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并不充分。

④刘则渊，科学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思考——基于科学计量学的中外科学学进展研究报告，《科学学研究》 2006年第24卷第1期。

⑤陈士俊教授曾明确提出，科学学学科的核心期刊在刊登学术论文时，要注意审查论文的学科属性，将那些明显不属于科学学学科的论文建议改投它刊。见陈士俊：科学学:对象解析、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关于科学学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年第31卷第5期。

⑥王渝生，当代科技发展的态势与前瞻，《科技日报》》2015年11月01日。

⑦刘则渊、王海山，世界哲学高潮与科学中心关系的历史考察，《科研管理》1981年第1期。

作者简介

盛世豪，经济学博士，研究员，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及重点资助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