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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读懂中国改革》全书。

阅读7月21日出版的经济学人，几篇文章：Credit growth in China is causing jitters，讲的是中国的债务增长和信用敞口问题；Sun’s out A potential successor to Xi Jinping is purged，重庆市市委书记被调离的问题；Their virtues we write in water Furtive last rites for a political prisoner，某诺贝尔奖的主骨灰入海。

“十三五”规划期间就必须更多地靠内需。内需有两块，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那么投资和消费当中，哪一个比较重要？过去曾经有段时间，很多人说我国过去是投资拉动的，必须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我个人看法是，消费非常重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但要让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是可持续的增长，前提是家庭的收入必须不断增加，否则靠消费来拉动增长，大家想想结果会如何？开始的时候，家庭靠储蓄来实现消费的增长，但储蓄用光之后，要继续拉动、促进消费的话，就要开始举债，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家庭就会破产——从个人看是家庭的破产，从整个社会看，肯定会出现经济危机。因此，不能忽视消费，但消费不断增长的前提是收入的不断增长，收入不断增长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呢？必须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

那么，技术要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就必须靠投资。然而，生产的东西很多，要卖出去，有交易成本。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劳动力水平不断提高，也必须让交易成本不断下降。要怎样降低交易成本？这就决定于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状况，而基础设施的改善同样需要投资。

政府的债务有短债和长债，债务置换是对的，我们现在建的基础设施是供好几代享受的，仅仅我们这代人负担也是不合理的，通过短债置换成长债，让后面几代人也负担成本，这是可以的。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内债问题不大，外债风险太高，国家用长期债务置换短期债务没有问题。另一方面应该加大市政债，把政府和融资平台割裂开，政府给多少说清楚，这样可以让好的市政项目轻装上阵，到市场上融资，这是可能的。这样可以解决地方政府的融资问题。我觉得我们要保持增长，还是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光靠中央政府，光靠我们企业是有难度的。某种意义来说，地方政府的投资相比国家投资是有优势的，地方政府如果砸一些钱把基础设施搞起来，整个经济就可以活起来了。

在世界经济棋弈中，棋手为各国主权政府。由于各棋手水平不同，自然棋终结果不一。而且，处于全球生产链、价值链链条不同环节上的棋手，所取策略也肯定不同。作为主权政府，维护本国利益至高无上。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主权政府，维护世界公共治理秩序的稳定，同样也是维护至高无上本国利益的重要任务之一。不同的棋手、不同的利益与棋艺，很难说清楚全球经济棋弈的最后结果。然而，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能否充分认识第一局危机形成的原因、第二局救市的教训，是能否看清楚第三局开局态势，继续下好第三局的重要前提。纵观世界，各国棋手由于受制于世界经济格局中现有地位和地缘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结果无非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赢。能顺应动态变化中的世界经济格局走势，采取了针对本国问题的结构调整措施，结束了曾一度采取的宽松货币或财政政策，加快了创新，提高了国家竞争力，较早地走出了危机阴影，走上了基于本国潜在增长率的持续稳定增长的道路，维持了本国社会稳定能基本接受的就业状况。对这些国家来说，此稳定增长水平当然也许不是 2008 年美国危机前全球不平衡时的高增长，但是，却是能保持持续的、稳定的增长。

第二种可能：平。危机后的政策刺激和调整理念仍在同时贯彻中，但也许受一国特定的因素制约，结构调整走走停停，摇摆不定，“刺激”和“调整”手段交替使用，结果表现为或通过不断的“小地震”逐步释放“大地震”的系统性风险压力，或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渐耗国力手段，延迟调整时间。但是，世界各国调整速度肯定参差不齐。其相对于他国棋手走出调整阶段，不调整或慢调整，结果只能取得平局。因为不产生危机并不意味赢，谁只要没有走出或明显滞后于他国已走出危机阴影的步伐，谁就有可能偏离于或输于下一个全球经济周期的趋势线。

第三种可能：输。对于一些在 2008 年前全球经济严重不平衡中，主要靠能源、矿藏出口，主要靠外来资金维持高增长的国家，或者即使不是靠上述要素推动高增长的国家，在进入世界经济棋弈第三局后，由于受本国政治局势、人口结构、技术创新、资本流动、经济地理甚至地缘政治等因素制约，面临世界经济再平衡新局势，其结构调整困难重重，难以推进。当世界主要经济体结构调整基本到位，采取中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走上稳定发展道路之时，这些国家曾经的风光肯定不再，经济窘境甚至社会动荡就会马上显现。即使不动荡，最好的状况也是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其一，经济转型要坚持市场出清的原则。结构调整与市场出清在经济学上几乎是同义词。在生产过剩年代，所谓的结构调整就包含了市场出清。当下，即使不能全部出清，也要基本出清。政府要拿出实招、详招，剥离“地方平台”和重大央企的不良资产，加快处理各种类型的僵尸企业和庞氏骗局。加快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在债务重组中，支持民企收购国企。让经济主体轻装上阵，间接地减轻全社会融资成本，为深层次改革扫清障碍。其二，知难而上，继续深入开拓两个市场。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措施，在争夺市场、消化国内过剩产能过程中，同时逐步改善全球治理秩序。在国内，中国是一个高增长、高储蓄率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贫困人口居多、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国家，严重的社会悖论，直指现行体制的顽疾。因此，提高国民消费水平是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大历史任务，也一定是中国结构调整最终完成的标志性成果。其三，唯一出路，加快改革。创新是一国经济转型和中长期生产率提高的最强动力，同时也是短期内形成新的增长动能的源泉。但是，在创新和新动能的设计和寻找上，政府能力有限，效益欠佳，关键要靠市场。因此，加快创新就是要加快扫清能激发创新的市场机制培育中的各种制度障碍。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创新阻力远不止于简政放权、市场准入等问题。国企改革、知识产权保护、行业标准制定、要素价格改革不到位，等等，都在直接和间接影响着创新。因此，短期内在集中精力处理债务包袱、消化过剩产能、稳增长、稳社会的同时，必须同时毫无旁念，集中相当的精力抓紧改革，特别要强调研究改革。要研究为什么反复强调深化改革，但国民与市场对改革仍不满意的原因。只有真正对症下药，加快调整各方面的制度，才能真正大规模地去解放全社会的创新能力。

当中国经济再度跌破 7% 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问，政府的琅琊阁上还有多少锦囊可以用？着眼当下，中国经济似乎没有太多可以腾挪的空间。不管是发改委批项目，商务部稳外贸，还是财政部放资金，住建部调房贷，都没能阻挡中国经济下行的步伐。但如果放眼未来，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可走的路还有很多。也许这些路现在看来遥不可及，但未来可能逐一成为现实，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别无选择。第一，改革“官员”管理体制，重塑行政效率。反腐打破了政府运行中原有的激励相容机制，导致官员消极怠工。反腐并没有错，但问题是我们并没有推进配套改革。我们首先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公职人员管理体系，包括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人员。高薪不一定养廉，低薪也不一定养懒，关键在于让薪酬和编制浮动起来，打破铁饭碗，怠政者能下，勤政者才能上。新加坡的任人唯贤制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其次，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分税制改革形成的财税体系问题逐步凸显，财权事权不匹配、负向激励、财政资金投放不畅。未来一是要适度扩大地方政府对现有财政资金的支配权，扩大向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提高一般转移支付比例。二是要适度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新增地方税种，比如房地产税；适当扩大共享税中地方财政分享比例。第二，适度扩大财政赤字，大规模减税并发债。名义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一点儿都不“积极”，其根源在于财政收入下滑，而预算财政赤字率又不开口子。 2015 年的财政赤字目标虽然提高到 2.3% ，但仍远低于国际警戒水平 3% ，也明显低于我们在 2009—2010 年的水平，下一步可以继续扩大财政赤字。第一，扩大政府发债规模。从中央政府角度说，可以增发专项国债和特别国债，专项金融债作为一种特别的特别国债，可以继续扩容。从地方政府角度说，可以把正门开大一点，提高地方债发行额度，并做好配套制度改革。第二，大规模减税。“里根经济学”应对滞胀的核心就是大规模减税。一是下调个人所得税率，中国最高税率第四，彻底打破刚性兑付，走出债务黑洞。经济繁荣期，各国政府往往会通过信用担保扶持本国产业，但随着经济进入低迷期，政府信用担保的弊端愈发凸显：挤出效应，扭曲资金配置；异化融资需求，推高融资成本；吞噬企业利润。建议监管层和银行管理层提高风险容忍度，发挥逆周期调控的作用，不要顺周期强化银行的惜贷情绪。加大坏账冲销的力度，提高速度。组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剥离有毒资产，借鉴美国资产重组托管公司和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经验。通过多种方式补充银行资本金，比如央行降准，让商业银行认购特别国债，然后补充资本金，或者由银行发行优先股。加快不良资产的资产证券化（ NPAS ）。第四，彻底打破刚性兑付，走出债务黑洞。经济繁荣期，各国政府往往会通过信用担保扶持本国产业，但随着经济进入低迷期，政府信用担保的弊端愈发凸显：挤出效应，扭曲资金配置；异化融资需求，推高融资成本；吞噬企业利润。

怎么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避免危机？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控制好和化解现有的风险，为推进改革赢得时间。另一方面，辅之以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短期调节。控制化解风险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比如妥善处理各级政府的债务；停止回报过低和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和重组，释放风险；停止刚性兑付；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有一些在做，有一些做得很慢，比如偿还社会保障基金欠账，上海做了一个小的，就是把家化卖了，山东正在拨付地方国有资产的 30% 用于社会保障基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里做了明确规定，但是两年过去了，从中央层面来说到现在没有动作，据说正在拟订方案。另外，辅之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按照野村研究院的首席经济学家的研究，在资产负债表出问题的时候，货币政策的作用很少，因为人们都要提高手中资产的流动性，由于现金为王，所以即使放松银根，资金大概也不会跑到实体经济里去，因为那个地方流动性很差，要抽出来很难。中国尤其是这样，资金最终会跑到资本市场上去，导致股市泡沫，比如说 2015 年发生股灾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国内的流动性一直比较宽松，除了 2015 年因为外汇占款降低了，货币发行的主要渠道上出了一些问题，在有些季度流动性是有些紧，但是从 2009 年以来，货币流动性一直比较宽松，但是资金并没有跑到实体经济里去，因为从股市上要抽走很容易，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财政政策还有一点余地，但是这个钱怎么给，现在还是有不同的想法。有些政府部门希望靠增加支出来增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力度，比如铁、公、基投资上，另外有一些政府官员认为由它来用是最好的，比如说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补贴等，实际上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个效果不怎么样，这个有争论，比如为了支持第三代无线通信，为了支持 TD-SCDMA （时分同步码分多址），据说是花了 2000 亿，但效果并不一定好。当然有些支出是要增加的。还有另外一个办法来提高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就是要减少收入。所以我一直是建议着重在普惠性的减税上来想办法，我们的税收还是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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