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人民银行极力倡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承担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于近日出笼。该报告对全国291城市的金融资产质量和50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分类评级。
周小川担任人民银行行长以来，提出了“金融生态”的概念，大力提倡通过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来提高金融资产质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这种倡导毫无疑问是有中国特色的。诚如《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报告》所说的在中国“最差地区和最好地区的不良资产率居然能相差十倍以上”，这已经很难从宏观经济层面解释，只能寻找地区之间的差异。
但是，解决地区之间的差异已经大大超出了中央银行的职责范围。身为中国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深悉中国央行履行职责的尴尬。中国人民银行履行央行职责主要依靠市场化工具——利率、货币供给量，进行总量调节。但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许多非市场化的因素——地方行政干预、要素价格扭曲、司法独立性不够等等，依然存在。由此导致中国的经济问题更多的表现为结构性矛盾。试图用市场化工具，通过总量调节来解决由非市场因素导致的结构问题，无疑是中国央行面临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难题。周小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象许多其他政府部门领导那样企图回头用非市场化的途径解决非市场化的问题，他清醒地认识到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的必由之路。面对履行央行职能过程中遇到的非市场化因素和阻力，周小川积极用市场的力量进行引导，来瓦解非市场化阻力的根源。这正是金融生态建设和金融生态评级背后的大智慧。
央行和社科院的金融生态评级采用经济基础、企业诚信、法治环境、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和金融部门独立性等九项要素指标对地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并提出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完善金融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和推进社会诚信文化建设三项建议，来改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但上述建议中没有一项是靠央行现行的职权能够完成得了的。尤其是转换地方政府职能，那是令中央政府都头疼的一件事。周小川巧妙的利用地方金融生态评级来积极引导地方政府向着市场化的方向进行职能转换。正如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评价说“这份报告肯定会产生明显的效果，就是让各个城市在金融资产质量方面互相攀比，形成正向的激励效应”。
但实现这个智慧的构想，依赖于以下两个事实的成立：第一，金融生态评级的结果能在金融机构形成科学权威的地位。只有金融机构对生态评级的权威性达成共识，央行才能通过金融生态评级引导金融资源在地区间重新分配，从而一方面提高金融资产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激励地方政府转换政府职能，推进地方信用制度和文化建设；第二，完善的金融微观主体。完善的微观金融主体的首要原则是按照市场化的规则进行运作，其次是拥有管理金融风险的能力。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是金融企业增强风险管理能力的驱动力，风险管理能力是金融企业生存的能力。如果金融企业不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没有强有力的风险管理能力，那么即便金融生态评级科学客观的反映了不同地区的金融风险，金融资产的重新分配也会成为空谈。
金融生态评级是否科学客观，不是本文探讨的主题。但是，中国金融机构尤其市银行管理风险的能力不足却是不争的事实，发达国家银行普遍采用的风险量化管理的经验在我国还缺乏实施的制度基础和技术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有着央行背景的金融生态评级极有可能产生过度反应。譬如，贷款在评级较低的地区和评级较高的地区同时发生违约，哪怕事先都经过了同样严格的审查程序，但在目前的银行管理体制下，评级较低地区的信贷决策人极有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导致的后果就是过多的资金流向评级较高的地区，从而产生过度竞争，引发金融风险；而评级较低的地区则存在资金过度流出的问题，从而金融生态进一步恶化。这一问题课题组成员也坦言“评级较低的地区有可能会出现恶性循环”。避免“陷阱”的产生，必须淡化金融生态评级的央行背景。人民银行只能立足于金融生态的理论研究和倡导，致力于金融生态评级质量检验的研究，至于金融生态评级则应该由社会化的研究机构或者市场化的评级公司来承担，评级机构之间要有一定的竞争，这样一方面能够提高评级的质量，另一方面能避免金融生态评级产生“过度反应”的不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