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地”革命与私分全民资产
黄焕金
昨天看的一本书里提到，毛泽东在1920年代开始搞革命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观点：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以获得农民的支持，他把这个策略称为“打土豪，分田地”。事实证明，他的这个策略是使他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因为他比已经处于腐败状态的国民党政府争取到了民心。
这个策略在1949年时仍然在继续，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自己耕种的土地，使农民对新政权感到非常满意。过了几年以后，相继产生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至公社，国家通过这些形式开始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归自己所有了，不仅土地国有了，农民本身也被高度的强制组织化与集体化。这样，农民对生产的积极性开始渐渐丧失，以至在1958—1961年的三年间，中国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状态。最终，所有制不得不从“全民所有”（以“国家所有”的形式）的“正社合一”的“公社”状态撤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小型集体化状态。但这个小型集体化状态实行将近20年，同样没有解决中国的温饱问题。到了1978年以后，分田到户的“单干”渐渐复兴，农民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因此只用不到三年时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尽管此时的“分田”只是分了土地的使用权，土地所有权仍然在国家手里，但实际上农民只是要占有土地生产物的所有权，土地所有权的目的就是要占有土地生产物的所有权，因此，在国家承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长期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农民自己的目的。今天，农民不用再为使用国家的土地种田而付出任何费用，还不时获得国家的补贴。
可见，让劳动者获得生产资料，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观点是非常正确与完全必要的。有人将这种所有制称之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并不妥当，甚至是错误的。马克思并没有这种观点，他的观点就是“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而不是笼笼统统的“公有”，更不是脱离劳动大众的所谓“公有”或者“全民所有”。
为实现劳动者所有制，有必要将地主的或者国家的土地等资产私分，私分到每个具体的劳动者手中。因此，与传统意识形态相反，劳动者所有制往往更倾向于私有制而不是公有制，公有制使劳动者脱离其所有权，尽管名义上所有权仍属于劳动者，但实际上已经被国家或者其它组织其它人所强制代理了，而这种强制代理，很容易导致权贵阶级的产生，从而异化变质。
那么，土地与全民资产如何私分呢？办法当然会很多，其中一个办法是，将这些资产变成股份，将这些股份招安某种公正原则分到每个劳动人民手中，这些股份可以是流通的，也可以不流通。全民所有的资产（土地与全民企业）所产生的利润按这些股份分下去。看来，这个办法总比目前由权贵一手把持住全民资产的使用权甚至收益权要好得多，也体现了全民资产的“全民”属性，并且，它必将使广大民众的“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得到大大增强。不过，权贵当然是不喜欢民众产生这种主人翁精神的，因为这会妨碍与抑制他们的特权。由这种股份可以产生相当清晰的委托代理关系，人民以这些股份的股东的资格，通过某种形式而将资产经营管理权委托给政府，政府可以有相应权限对其进行经营，也可以提出利润投入扩大再生产的办法（因为股东是要获得资产利润分红的，所以政府要用这些利润的一部分用于再投资是应该得到股东同意的）。如果股份是可以流通的，那么通过股份的转让，人们可以选择持有或者放弃这些资产的股份，从而对政府的经营管理作出反应。在此，这些资产可能很长时间都由政府及政府所委托人的二级代理者来经营，但其所有人则有可能变来变动。
有人说，这样私分会破坏国家经济，甚至象苏联那样崩溃的。这种人连常识都不懂！苏联并不是因为私有制而崩溃的，相反，是因为国有制过度而崩溃的，因为这种所有制抑制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国有制过度，所以才必然导致另外一个极端的出现。正象分田到户并没有导致国家崩溃，反而使国家富强那样，这种做法可以提高民众对国家的主人翁精神，抑制特权阶级的胡作非为，从而更加关心国家的进步，最终在民心所向的情况下，会使国家更加强大繁荣。民众只要切实看到自己在国家那里所具体的资产利益，就会对国家事务更加关心与热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象过去与现在，毫无感觉。另外，将全民资产私分到民众手里，并由民众委托给国家经营，这个所有权就清晰了，国家的责任就清楚了。因为国家对这些资产经营得不好，民众就有“撤资”的权利，让国家失去授权，资产贬值而丧失资产依靠，从而迫使其不得不经营好这些资产。而现在，号称是全民资产的国有企业，民众既没有从中得到什么红利，更没有通过撤资的可能性而对这些企业行使作为所有人所应有的各种权利。甚至，有些国企已经被养得太大，就连国家也拿它没有办法，完全沦为既得利益集体个人利益的垄断领地。本来，国家办企业的一个目的就是想通过这种企业去控制社会经济，现在倒反过来，是这些企业在控制国家，而不是国家在控制企业。比如，为什么国企管理层的年薪要比作为国企老板的政府部门（如国资委）官员的工资高无数倍（几千万年薪对十多万工资。私人企业有这种荒唐事吗）？为什么垄断国企的产品价格升多降少？价格升的时候，利润归入企业所得，价格降的时候，企业则要求国家给予“政策性亏损”补贴。至于作为最终所有人的民众的利益权，更是无从谈起，有哪个国企管理层还记得他们手中的企业的最终所有人是广大民众？就算记得，他们会为广大民众让出多少利益？民众既不能直接分到红利，也不能以消费者的身份获得价廉物美的好处。
所以，还是将这些企业的资产私分到民众手里更好，更能体现出“全民所有，全民享受”。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这样的话，人民手中所掌握的财富更多了，购买力与消费必然更多，从而能够拉大中国的需求，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对解除今天生产过剩严重的局面，对促进就业民生，都将具有巨大意义。相反，如果象目前那样，老百姓的财产实际上被特权利益集体所垄断，起不到促进消费，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民生的作用。因此，把本来属于人民大众的财富回归到每个人民手中，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都是具有远大而深刻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