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期货是一种金融期货，在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谓是中国金融期货的先驱。我国的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开始于1992年，结束于1995年5月，历时两年半。

　　1992年12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最先开放了国债期货交易，上交所共推出12个品种的国债期货合约，首先向证券商自营推出了国债期货交易，但在国债期货交易开放的近一年里，交易并不活跃。从1992年12月28日至1993年10月，国债期货成交金额只有5 000万元。

　　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对国债期货合约进行了修订，并向个人投资者开放国债期货交易。1993年12月，原北京商品交易所推出国债期货交易，成为我国第一家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商品期货交易所。随后，原广东联合期货交易所和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等地方证交中心也推出了国债期货交易。

　　1994年第二季度开始，国债期货交易逐渐趋于活跃，交易金额逐月递增。1994年结束至1995年春节前，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从两家陡然增加到14家（包括两个证券交易所、两个证券交易中心以及10个商品交易所），由于股票市场的低迷和钢材、煤炭、食糖等大宗商品期货品种相继被暂停，大量资金云集国债期货市场，尤其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其全年国债期货交易总额达到1.9万亿元，总成交量达28万亿元。1995年以后，国债期货交易更加火爆，经常出现日交易量达到400亿的市况，而同期市场上流通的国债现券不到1 050亿元。由于可供交割的国债现券数量远小于国债期货的交易规模，因此，市场上的投机气氛越来越浓厚，风险也越来越大。

　　1995年2月，国债期货市场上发生了著名的“327”违规操作事件，对市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整个事件要从1994年10月说起，中国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保值贴补，国债券也同样享受保值贴补和贴息。由于保值贴补率每月公布一次，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为国债期货的炒作提供了丰富的想像空间。大量的资金开始流入国债市场，国债期货行情日渐火爆，成交量不断放大，市场持仓量持续增加，但多空双方对峙的焦点，始终是对“327”国债期货品种到期价格的预测。

   “ 327”国债期货合约对应的国债现券是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该券票面利率为9.5%，期限3年，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如果没有保值贴补和贴息因素，那么该券的到期价格应该为100元面值与3年累计利息28.50元之和，共计128.50元。但由于实行保值贴补和贴息后，到期价格将受到上述两因素的影响。而在财政部1995年2月26日发布公告明确规定保值贴补的具体执行办法之前，市场上对此并未达成过共识，多空双方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327”品种的持仓量不但急剧扩大，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几个机构手中，市场风险一触即发。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了1995年新国债发行公告，由于1995年新发国债中可流通部分较少，再加上对于1992年3年期国债保值贴补和贴息消息逐渐明朗，形势对多方明显有利。全国各大国债期货市场纷纷走出向上突破行情，而上海国债期货市场上空方主力在“327”合约148.50元的价位封盘失败，更诱使市场行情大幅飓升，空方损失惨重。

　　空方主力——原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为了减少损失，竟违背市场交易规则，采取了透支交易的手段，在交易所下午收盘前8分钟内抛出了1056万手卖单，将“327”合约的价格从150.30元打压到147.50元。“327”合约的价格在7分钟内暴跌2.80元，使得当日开仓的多方全线爆仓（即交易保证金全部亏掉）。当日上交所国债期货的成交金额达到创纪录的8536亿元，其中“327”合约占去80%左右。



　　空方主力的这一蓄意违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市场影响，为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上交所宣布最后的8分钟交易无效，并从2月27日起休市，组织场外协议平仓。　

1995年2月25日，为规范整顿国债期货市场，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联合颁发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月25日，中国证监会又向各个国债期货交易场所发出了《关于加强国债期货风险控制的紧急通知》，不仅提高了交易保证金比例，还将交易场所从原来的十几个收缩到沪、深、汉、京四大市场。

一系列的清理整顿措施并未有效抑制市场投机气氛，透支、超仓、内幕交易、恶意操纵等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国债期货价格仍继续狂涨，1995年5月再次发生恶性违规事件—“319”事件。

“ 319”事件是继“327”事件以后我国期货交易市场发生的又一起恶性违规事件。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操作手法与“327”事件颇为相似。

1995年5月11日，上海国债期货交易市场“319”品种以涨停板价格183.88元高开，当日收市前亏损严重的空方主力采用透支交易及超仓等违规手段大量抛空，造成当日交易行情大幅震荡。“319”合约当日成交量创下173万手的天量，持仓量达到57万手。由于市场风险骤增及空方主力的严重违规行为，上交所于5月12日暂停开设新仓，并按50%的比例对会员单位采取强行平仓的措施，当日会员累计平仓46万手，占11日持仓总量的50%以上。

　　5月15日，上交所恢复国债期货交易，并宣布对五家违规会员予以停止国债期货交易并罚款等严厉处罚。

　　5月17日下午，“319”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中国证监会发出通知，决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各交易场所从5月18日起组织会员协议平仓；5月31日，全国十四个国债期货交易场所全部平仓完毕，我国的国债期货交易在历时404个交易日后，以失败而告终。

回顾我国国债期货从正式上市到暂停交易的近30个月的运行过程，对认识我国期货市场风险控制的重要性不无裨益。

　　其一，缺少必要市场条件的金融期货品种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这主要是指国债期货赖以存在的利率机制市场化并没有形成，金融现货市场亦不够完善。

　　其二，政策风险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是期货市场的重要风险源。

　　“327”国债风波中，保值贴补政策和国债贴息政策对债市气贯长虹的单边涨势起了决定作用。“327”国债可享受保值贴补，在保值贴补率连续数十月攀高的情况下，其票面收益大幅提高。在多空对峙时，其又受财政部公告（1995年2月25日公布）的朦胧消息刺激而大幅飙升，使得“政策风险”最终成为空方失败的致命因素。于是，空方不惜蓄意违规，利用交易管理的漏洞演出了最后“疯狂的一幕”。

　　在高通胀的情况下，实施保值贴补政策有一定的必要性，但由于我国国债流动性差及品种结构不合理，每月公布一次的保值贴补率成为国债期货市场上最为重要的价格变动指标，从而使我国的国债期货由利率期货演变成一种不完全的通货膨胀期货。于是，国债期货交易成了保值贴补率的“竞猜游戏”，交易者利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推算保贴率，而依据据称来自财政部的“消息”影响市场也成了多空孤注一掷的筹码。凡此种种，对我国国债期货市场的风险控制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并最终导致国债期货成为“政策市”、“消息市”的牺牲品。

　　其三，健全和完善交易所管理制度，方可防范期货市场层出不穷的风险。

　　“327”国债期货风波的产生虽有其突发性“政策风险”的因素，但各证券、期货交易所资金保障系统和交易监督管理系统的不健全也是“违规操作”得逞的原因。



　　资金保障系统方面：首先，国债期货过低的保证金比例放大了资金使用效应，成为国债期货投资者过度投机的诱因。“327”国债期货风波发生之时，上证所20000元合约面值的国债收保证金500元，期货交易所国债期货的保证金普遍为合约市值的1％。这样偏低的保证金水平与国际通行标准相距甚远，甚至不如国内当时商品期货的保证金水平，无疑使市场投机气氛更为浓重。其次，我国证券期货交易所均以计算机自动撮合为主要交易方式，此种交易方式仅按国际通行的逐日盯市方法来控制风险，尚不能杜绝透支交易。而“327”国债风波发生时，上证所采用的正是“逐日盯市”而非“逐笔盯市”的清算制度，交易所无法用静态的保证金和前一日的结算价格控制当日动态的价格波动，使得空方主力违规抛出千万手合约的“疯狂”行为得以实现。第三，“327”国债在风波发生之时，已成为临近交割的合约品种。“交割月追加保证金制度”当时尚未得到重视和有效实施，这也是国债期货反复酿成市场风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交易监督管理系统方面：首先，涨跌停板制度是国际期货界通行制度，而“327”国债期货风波出现之时，上证所甚至没有采取这种控制价格波动的基本手段。第二，没有持仓限量制度。当时中国国债的现券流通量很小，国债期货某一品种的可持仓量应与现货市场流通量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并在电脑撮合系统中设置。第三，从“327”合约在2月23日尾市出现大笔抛单的情况看，交易所显然对每笔下单缺少实时监控，导致上千万手空单在几分钟之内通过计算机撮合系统成交，扰乱了市场秩序。第四，浮动盈利禁开新仓，这项制度虽具中国特色，但行之有效，它无疑对期货市场的过度投机起到了抑制作用。

　其四，现代期货交易的风险控制要求计算机系统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

　　“327”国债期货风波出现之后，不少人对各交易所采取的计算机自动撮合交易方式提出质疑，认为这种交易方式对遏制过度投机和提高交易透明度不利。事实上，从五年来中国期货市场的实践和国际期货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期货交易是我国期货市场的最佳选择，而且通过大型计算机系统控制期货交易中的实时风险，更有人工控制和事后控制所不具备的优势。比如我国期货市场目前采用的“逐笔盯市”风险监控模式，由计算机首先控制交易者下单的数量、价格和保证金比例，再由计算机从其结算账户中扣除其保证金。一旦有效保证金不足，计算机可自动禁止其开新仓，只允许平仓操作。在这方面，计算机实时监控远比人工控制效率更高，反应更敏捷。

　　应该说，在“327”国债期货风波发生之前，中国期货市场的迅速发展，交易所的丰厚利润，使管理者、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大大淡化，一味追求市场规模和交易量，放松了风险控制这个期货市场的生命线，终于导致了“327”风波的发生，并葬送了国债期货这个大品种，其教训是惨痛的。事件发生之后，政府监管部门、各交易所均健全了交易保证金控制制度、涨跌停板制度等规章制度，并建立了诸如持仓限量制度、大户申报制度、浮动盈利禁开新仓等的交易风险控制制度。“327”国债期货风波以其惨痛的教训，成为中国期货市场重视风险管理的开端。

其五，国债现券的规模较小，而市场资金在保证金制度的杠杆作用下能够无限增大，就在这种钱与券的比例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容易发生“逼空”现象。

　　以1994年9月发生在国债期货314合约（1992年5年期国债9月到期品种）的“逼空”为例，该期国债共发行了100亿元，国债二级市场中的实际流通数大约只有40亿元，然而到了1994年9月19日，面临最后交易日只有8个交易日的这天，314合约的持仓量达到156亿元。由于需要履约的国债期货数量与实际可供交收的国债现券数量的巨大差距，使得交易无法再进行下去。最终，314品种的交收是以上交所找多空双方谈话这种非市场化方式来完成的。经过这次事件后，上交所虽然变单一券种交收为混合券种交收，尽可能增加市场中可供交收的国债现货的数量，但在市场上投机气氛日益浓厚的情况下，流通中的现券规模始终无法跟上国债期货交易规模急剧膨胀的速度，从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令人震惊的“327”事件和“319”事件。

    其六，未形成市场化的利率机制。

　　我国进行国债期货交易试点时，利率市场化进程还处于初级阶段，利率机制僵硬，市场没有规避利率风险的内在需求，对于用来规避利率风险的国债期货这种金融工具没有市场需求，因此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条件欠缺。所以，当时决定国债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不是市场利率，而是由中央银行逐月宣布的保值贴补率和贴息，从而使得国债期货交易演变成针对保值贴补率和贴息的赌博。这些非正常情况注定国债期货试点最终将以失败告终。

国债期货是一种金融期货，在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谓是中国金融期货的先驱。我国的国债期货交易试点开始于1992年，结束于1995年5月，历时两年半。

　　1992年12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最先开放了国债期货交易，上交所共推出12个品种的国债期货合约，首先向证券商自营推出了国债期货交易，但在国债期货交易开放的近一年里，交易并不活跃。从1992年12月28日至1993年10月，国债期货成交金额只有5 000万元。

　　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对国债期货合约进行了修订，并向个人投资者开放国债期货交易。1993年12月，原北京商品交易所推出国债期货交易，成为我国第一家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商品期货交易所。随后，原广东联合期货交易所和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等地方证交中心也推出了国债期货交易。

　　1994年第二季度开始，国债期货交易逐渐趋于活跃，交易金额逐月递增。1994年结束至1995年春节前，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从两家陡然增加到14家（包括两个证券交易所、两个证券交易中心以及10个商品交易所），由于股票市场的低迷和钢材、煤炭、食糖等大宗商品期货品种相继被暂停，大量资金云集国债期货市场，尤其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其全年国债期货交易总额达到1.9万亿元，总成交量达28万亿元。1995年以后，国债期货交易更加火爆，经常出现日交易量达到400亿的市况，而同期市场上流通的国债现券不到1 050亿元。由于可供交割的国债现券数量远小于国债期货的交易规模，因此，市场上的投机气氛越来越浓厚，风险也越来越大。

　　1995年2月，国债期货市场上发生了著名的“327”违规操作事件，对市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整个事件要从1994年10月说起，中国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保值贴补，国债券也同样享受保值贴补和贴息。由于保值贴补率每月公布一次，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为国债期货的炒作提供了丰富的想像空间。大量的资金开始流入国债市场，国债期货行情日渐火爆，成交量不断放大，市场持仓量持续增加，但多空双方对峙的焦点，始终是对“327”国债期货品种到期价格的预测。

   “ 327”国债期货合约对应的国债现券是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该券票面利率为9.5%，期限3年，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如果没有保值贴补和贴息因素，那么该券的到期价格应该为100元面值与3年累计利息28.50元之和，共计128.50元。但由于实行保值贴补和贴息后，到期价格将受到上述两因素的影响。而在财政部1995年2月26日发布公告明确规定保值贴补的具体执行办法之前，市场上对此并未达成过共识，多空双方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327”品种的持仓量不但急剧扩大，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几个机构手中，市场风险一触即发。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发布了1995年新国债发行公告，由于1995年新发国债中可流通部分较少，再加上对于1992年3年期国债保值贴补和贴息消息逐渐明朗，形势对多方明显有利。全国各大国债期货市场纷纷走出向上突破行情，而上海国债期货市场上空方主力在“327”合约148.50元的价位封盘失败，更诱使市场行情大幅飓升，空方损失惨重。

　　空方主力——原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为了减少损失，竟违背市场交易规则，采取了透支交易的手段，在交易所下午收盘前8分钟内抛出了1056万手卖单，将“327”合约的价格从150.30元打压到147.50元。“327”合约的价格在7分钟内暴跌2.80元，使得当日开仓的多方全线爆仓（即交易保证金全部亏掉）。当日上交所国债期货的成交金额达到创纪录的8536亿元，其中“327”合约占去80%左右。



　　空方主力的这一蓄意违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市场影响，为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上交所宣布最后的8分钟交易无效，并从2月27日起休市，组织场外协议平仓。　

1995年2月25日，为规范整顿国债期货市场，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联合颁发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月25日，中国证监会又向各个国债期货交易场所发出了《关于加强国债期货风险控制的紧急通知》，不仅提高了交易保证金比例，还将交易场所从原来的十几个收缩到沪、深、汉、京四大市场。

一系列的清理整顿措施并未有效抑制市场投机气氛，透支、超仓、内幕交易、恶意操纵等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国债期货价格仍继续狂涨，1995年5月再次发生恶性违规事件—“319”事件。

“ 319”事件是继“327”事件以后我国期货交易市场发生的又一起恶性违规事件。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操作手法与“327”事件颇为相似。

1995年5月11日，上海国债期货交易市场“319”品种以涨停板价格183.88元高开，当日收市前亏损严重的空方主力采用透支交易及超仓等违规手段大量抛空，造成当日交易行情大幅震荡。“319”合约当日成交量创下173万手的天量，持仓量达到57万手。由于市场风险骤增及空方主力的严重违规行为，上交所于5月12日暂停开设新仓，并按50%的比例对会员单位采取强行平仓的措施，当日会员累计平仓46万手，占11日持仓总量的50%以上。

　　5月15日，上交所恢复国债期货交易，并宣布对五家违规会员予以停止国债期货交易并罚款等严厉处罚。

　　5月17日下午，“319”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中国证监会发出通知，决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各交易场所从5月18日起组织会员协议平仓；5月31日，全国十四个国债期货交易场所全部平仓完毕，我国的国债期货交易在历时404个交易日后，以失败而告终。

回顾我国国债期货从正式上市到暂停交易的近30个月的运行过程，对认识我国期货市场风险控制的重要性不无裨益。

　　其一，缺少必要市场条件的金融期货品种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这主要是指国债期货赖以存在的利率机制市场化并没有形成，金融现货市场亦不够完善。

　　其二，政策风险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是期货市场的重要风险源。

　　“327”国债风波中，保值贴补政策和国债贴息政策对债市气贯长虹的单边涨势起了决定作用。“327”国债可享受保值贴补，在保值贴补率连续数十月攀高的情况下，其票面收益大幅提高。在多空对峙时，其又受财政部公告（1995年2月25日公布）的朦胧消息刺激而大幅飙升，使得“政策风险”最终成为空方失败的致命因素。于是，空方不惜蓄意违规，利用交易管理的漏洞演出了最后“疯狂的一幕”。

　　在高通胀的情况下，实施保值贴补政策有一定的必要性，但由于我国国债流动性差及品种结构不合理，每月公布一次的保值贴补率成为国债期货市场上最为重要的价格变动指标，从而使我国的国债期货由利率期货演变成一种不完全的通货膨胀期货。于是，国债期货交易成了保值贴补率的“竞猜游戏”，交易者利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推算保贴率，而依据据称来自财政部的“消息”影响市场也成了多空孤注一掷的筹码。凡此种种，对我国国债期货市场的风险控制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并最终导致国债期货成为“政策市”、“消息市”的牺牲品。

　　其三，健全和完善交易所管理制度，方可防范期货市场层出不穷的风险。

　　“327”国债期货风波的产生虽有其突发性“政策风险”的因素，但各证券、期货交易所资金保障系统和交易监督管理系统的不健全也是“违规操作”得逞的原因。



　　资金保障系统方面：首先，国债期货过低的保证金比例放大了资金使用效应，成为国债期货投资者过度投机的诱因。“327”国债期货风波发生之时，上证所20000元合约面值的国债收保证金500元，期货交易所国债期货的保证金普遍为合约市值的1％。这样偏低的保证金水平与国际通行标准相距甚远，甚至不如国内当时商品期货的保证金水平，无疑使市场投机气氛更为浓重。其次，我国证券期货交易所均以计算机自动撮合为主要交易方式，此种交易方式仅按国际通行的逐日盯市方法来控制风险，尚不能杜绝透支交易。而“327”国债风波发生时，上证所采用的正是“逐日盯市”而非“逐笔盯市”的清算制度，交易所无法用静态的保证金和前一日的结算价格控制当日动态的价格波动，使得空方主力违规抛出千万手合约的“疯狂”行为得以实现。第三，“327”国债在风波发生之时，已成为临近交割的合约品种。“交割月追加保证金制度”当时尚未得到重视和有效实施，这也是国债期货反复酿成市场风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交易监督管理系统方面：首先，涨跌停板制度是国际期货界通行制度，而“327”国债期货风波出现之时，上证所甚至没有采取这种控制价格波动的基本手段。第二，没有持仓限量制度。当时中国国债的现券流通量很小，国债期货某一品种的可持仓量应与现货市场流通量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并在电脑撮合系统中设置。第三，从“327”合约在2月23日尾市出现大笔抛单的情况看，交易所显然对每笔下单缺少实时监控，导致上千万手空单在几分钟之内通过计算机撮合系统成交，扰乱了市场秩序。第四，浮动盈利禁开新仓，这项制度虽具中国特色，但行之有效，它无疑对期货市场的过度投机起到了抑制作用。

　其四，现代期货交易的风险控制要求计算机系统提供必要的技术保障。

　　“327”国债期货风波出现之后，不少人对各交易所采取的计算机自动撮合交易方式提出质疑，认为这种交易方式对遏制过度投机和提高交易透明度不利。事实上，从五年来中国期货市场的实践和国际期货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期货交易是我国期货市场的最佳选择，而且通过大型计算机系统控制期货交易中的实时风险，更有人工控制和事后控制所不具备的优势。比如我国期货市场目前采用的“逐笔盯市”风险监控模式，由计算机首先控制交易者下单的数量、价格和保证金比例，再由计算机从其结算账户中扣除其保证金。一旦有效保证金不足，计算机可自动禁止其开新仓，只允许平仓操作。在这方面，计算机实时监控远比人工控制效率更高，反应更敏捷。

　　应该说，在“327”国债期货风波发生之前，中国期货市场的迅速发展，交易所的丰厚利润，使管理者、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大大淡化，一味追求市场规模和交易量，放松了风险控制这个期货市场的生命线，终于导致了“327”风波的发生，并葬送了国债期货这个大品种，其教训是惨痛的。事件发生之后，政府监管部门、各交易所均健全了交易保证金控制制度、涨跌停板制度等规章制度，并建立了诸如持仓限量制度、大户申报制度、浮动盈利禁开新仓等的交易风险控制制度。“327”国债期货风波以其惨痛的教训，成为中国期货市场重视风险管理的开端。

其五，国债现券的规模较小，而市场资金在保证金制度的杠杆作用下能够无限增大，就在这种钱与券的比例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容易发生“逼空”现象。

　　以1994年9月发生在国债期货314合约（1992年5年期国债9月到期品种）的“逼空”为例，该期国债共发行了100亿元，国债二级市场中的实际流通数大约只有40亿元，然而到了1994年9月19日，面临最后交易日只有8个交易日的这天，314合约的持仓量达到156亿元。由于需要履约的国债期货数量与实际可供交收的国债现券数量的巨大差距，使得交易无法再进行下去。最终，314品种的交收是以上交所找多空双方谈话这种非市场化方式来完成的。经过这次事件后，上交所虽然变单一券种交收为混合券种交收，尽可能增加市场中可供交收的国债现货的数量，但在市场上投机气氛日益浓厚的情况下，流通中的现券规模始终无法跟上国债期货交易规模急剧膨胀的速度，从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令人震惊的“327”事件和“319”事件。

    其六，未形成市场化的利率机制。

　　我国进行国债期货交易试点时，利率市场化进程还处于初级阶段，利率机制僵硬，市场没有规避利率风险的内在需求，对于用来规避利率风险的国债期货这种金融工具没有市场需求，因此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条件欠缺。所以，当时决定国债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不是市场利率，而是由中央银行逐月宣布的保值贴补率和贴息，从而使得国债期货交易演变成针对保值贴补率和贴息的赌博。这些非正常情况注定国债期货试点最终将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