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0年，牛顿在南海公司泡沫的投机中赔了很多钱之后，留下一句名言：“我可以计算出天体的运动和距离，却无法计算出人类内心的疯狂。”这牛吹的得有点过，至少有两个行星的运动他没算清楚：木星轨道在不断地收缩，而同时土星的轨道又在不断地膨胀，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撞到一起去？在这个难题上面，牛顿又要求助于上帝的日常维护了。
1773年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用数学方法证明行星平均运动的不变性，即行星的轨道大小只有周期性变化，太阳系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1796年他用数学方法提出了关于行星起源的星云假说，人们才想起来50年前康德在一本小册子里也讲过这个假说。不过康德的论证更哲学一些，后世把这个学说冠名为“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这样，关于“第一推动力”的问题也算马马虎虎得到了解决，拉普拉斯在1799～1825年完成出版了5卷16册的巨著《天体力学》。
拉普拉斯当过拿破仑的老师，鲍尔叙述拉普拉斯把他的书呈献于拿破仑的情形如下：有人告诉拿破仑说，那本书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子。拿破仑是喜欢拿话来难人的，他收到那本书时说：“拉普拉斯先生，有人告诉我，你写了这部讨论宇宙体系的大著作，但从不提到它的创造者”。拉普拉斯虽是最圆滑的政客，但在他的哲学的每一点上，却有殉道者坚强不屈的气概，于是他挺直了身子，率直她答道：“我用不着那样的假设”。拿破仑觉得那个回答很有趣，把这个回答告诉了拉格朗日。拉格朗日说道：“那是一个美妙的假设，它可以解释很多东西”。
无神论大约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兴起。
从人类认识自然开始，神就是所有现象背后的一个终极解释。中国古人用雷公、电母、龙王解释打雷下雨现象，北欧则流传着三合一功能的雷神索尔的故事。并非世界各地的古人们有过什么沟通，而是因为是个人都会这么想。至于雷神的名字到底是叫雷震子还是索尔，是无关紧要的，它仅仅和不同民族的不同习惯称谓有关。直到今天人们还保有这种朴素而古老的思维方式，只不过神变成了共济会、罗斯柴尔德家族、市场主力、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等等，我将这类观点统称为大神操纵论。
运用神操论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释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曾经有一位科学工作者低估了神操论的威力，自信满满地向牧师提了个问题：“如果世界是神在6000多年前创造出来的，那么如何解释那些有上千万年历史的化石呢？”牧师答道：“神造人难道要从受精卵造起么？他既然可以当下造一个青年出来，让他看上去是20岁的样子，那么就可以在6000年前造出看上去有上千万年历史的化石。”
神操论的解释力十分强大，但无法运用这套理论来预测未来。当然，它的预测也不是都不正确，如果每次预测都错那倒还好了，我们只要跟它反着来就行。时对时错，五五开的预测基本等于瞎蒙。所以我们看到宋鸿兵就像古时候的巫师，他有一些信徒，有时也会因为预测失败而被大妈们打。
神操论只是把有待说明的问题又重复一遍，看上去好像引入了“大神”这个假设之后能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上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反而多生出来“大神”这个概念，应该运用“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奥卡姆剃刀剃了它。比方说，对于商品投资来说，我只需要知道在长期趋势中，供小于求会导致价格上涨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地解释为大神操纵了市场，创造出了供小于求价格会上涨的西方经济学。
从远古到牛顿时代，人类对世界认识的进步过程，就是将原先由大神操纵来解释的事件一点一点修正为用规律来解释。到拉普拉斯这里，终于使科学定律中不再含有神任意干预的意味。但是他走过了头，在1814年，拉普拉斯提出了一个假设，假定如果有一个智能生物能确定从最大天体到最轻原子的运动的现时状态，就能按照力学定律推算出整个宇宙的过去状态和未来状态。这一假设被称为拉普拉斯信条，它还有许多其它名称：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科学决定论、科学宿命论。
今天我们知道拉普拉斯信条是不能成立的，霍金在《时间简史》中给出了三个理由：首先，牛顿力学定律并不是宇宙真理，它已经被广义相对论所取代，广义相对论也不是宇宙真理，它只是在研究大尺度宇宙空间的时候比牛顿力学定律更好用；其次，测不准原理决定我们无法确知从原子到天体某一时刻的全部状态；最后，三体问题限制了我们推演和计算未来的能力。波普尔较早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给出的论证与霍金相似，只是更哲学一些。
科学理论是一种发明，是一种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的方法。尽力排除不确定性是一个好的科学理论的自我修养，并不等于自然界中真的不存在不确定性。当爱因斯坦对玻尔说出“上帝不掷骰子”这句名言时，玻尔的回应是“不要企图教上帝该怎么做。”（在爱因斯坦的字典里，上帝=自然）
将拉普拉斯信条应用到社会学当中，除了受到上述三个原因的限制之外，还要面临道德伦理上的一种困境——假如人的行为都是被某种因素决定了的话，那么人就不用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任了。就好比一个胖子从桥上跌落（姑且不去管什么原因），砸死了桥下的一名修路工，这是由于地球的引力造成，与他的个人意志无关，所以他不用为跌落行为的后果负责，对这种行为进行惩罚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社会学中的所有定律都像万有引力一样对我们起作用，那么我们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所以历史决定论在社会学当中就像现代邪教：“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了历史。”
社会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除了有与自然科学相似的社会科学之外，还有一门自然科学中没有的伦理学。我们必须接受一个先验的伦理准则——一个精神正常的成年人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并为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
总有一些研究行为金融学的学者对理性人假设发起挑战，对于他们来说，不把“非理性”挂在嘴边简直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但是，所有关于非理性的学说都是没有意义的。你问他们美国股市为什么涨，他们告诉你这是非理性的；哪天要是暴跌了，他们还是告诉你是非理性的；你要他们预测一下股市的未来，他们就会回答不知道。这特么跟神操论有什么区别？完全丧失了一个科学理论应有的自我修养，是不具有可证伪性的伪科学。索罗斯从测不准原理和俄狄浦斯效应中提炼出来的金融炼金术，都要比这些非理性理论有意义得多。
理性人假设不是先知人假设，它的真实含义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假设。就好比我宁可坐在电脑前写下这篇文章，也不愿意把时间花在商品市场的研究上面，就表明我认为——我在商品市场的研究上花的精力已经足够，进一步增加研究时间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远不如把这些时间用来写文章给我带来的快乐更大。正如没有绝对正确的宇宙真理,但是绝对有相对好用的科学理论，也没有绝对全知全能的无限理性，但是绝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清楚做哪一件事能让我更快乐。
我信奉一条古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做研究是为了追求快乐，别人是为了赚钱的话，那么在同一件事情上我就会比别人做得优秀，金钱自然会来。至于是不是真的这样，在追求快乐的时候我有没有错过些什么，那大概只有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