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教师致新教育部长的公开信


　　尊敬的袁贵仁部长：

　　您好！

　　这两天媒体报道了一个教育界的重要消息，您接替周济任教育部长。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两天与同事朋友议论起这一人事消息，普遍对您的工作充满期待，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和一个小学生的家长，尤其如此。

　　我在一所普通大学里当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是为天职，但在我所在的大学里，事实恐怕并非如此。衡量老师好坏最重要的标准并不是教学，而是科研，而科研是可以量化的，具体地说，就是看你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接了多少课题。科研成绩往往关系到大学老师的职称、收入和地位。我们学校每年都对老师进行年终考核，其中让很多老师觉得有压力的是科研考核，就是将你在这一年里的科研成果转换成分数，分数超过基本线，才能考核合格。否则，就考核不合格。而不合格的后果是拿不到年终奖金，几年不合格就要被解聘。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小心翼翼地计算自己的科研分数。

　　为了考核合格，很多老师只好辛辛苦苦写文章。但发表文章，却不是件容易的事。现下很多刊物只发表有关系的文章，你要是自己投稿，编辑说不定看都不看。更要命的，是文章发表的周期往往很长，你今年写好的文章未必能在今年发表，有的只有靠关系，所以现在学术刊物的编辑成了学术会议的贵宾、专家学者追捧的对象。学校要求教师搞科研，一些教师无奈，只能拿出相应的科研成果。这种科研“大跃进”虽然好看，离科研的本意却越来越远了。

　　让大学老师苦恼的还有大学里的各种人际关系。学校的领导是大学里的管理者，有着明确的行政级别。从观念上说他们应当服务教师，但实际上，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资源，手握教师的命运。同时，大学的各种学术组织也为行政所垄断，学术委员会按行政级别为大学行政官员所瓜分，大学教师的学术权利得不到充分重视，在和这些大小领导交往时，教师常常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

　　现在大学里的师生关系也不好相处。一方面，大学里教师和学生关系往往比较冷淡，另一方面，有的教师和学生有利益关系，如有的教师让自己的研究生替自己打工，而这种利益分配并没有什么规范，所以，双方经常因为分配的问题产生矛盾。

　　我的孩子正在上小学，在我看来，现在小学还是应试教育的天下。他们老师的要求是比较高的。语文、英语都要求默词、默字，每天放学后还要面对众多的作业，一般做作业需要三四个小时，而且，家长也要跟着指导、检查，基本上每天做完作业，差不多就该洗洗睡了。到了他盼望已久的周末，等待他的，是更多的作业。说不上有多少游戏时间，至于素质教育，只能说说而已。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就面临繁重的学业，他们有很多玩具，可没什么时间去玩，他们的生活肯定不算丰富多彩。而我们小时候几乎没有多少家庭作业，虽然玩具不多，童年生活却快乐得多。

　　这种应试教育的害处不止于此。在现在的小学，学校重视“教书”，而对“育人”并不关注。学生学的功课虽多，但我觉得并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在我孩子的小学里，教师往往要求学生“听话”。对不听话的小学生，教师有时会批评甚至处罚。小学生“听话”了，服从了，同时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而这对于学生人格的培养更加不利。温家宝总理说过“从国内外的比较看，中国培养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掌握得很好，但是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还比较缺乏”，可谓一语中的。

　　另外，现在中小学里有少数教师的素质不高。每到教师节这个理应很神圣的节日，有的家长就要给教师送礼，有的送卡，有的送各种券，有的甚至请教师旅游。家长的这种行为无疑使节日变味了，但这些家长之所以如此热衷，是因为有的家长认为如果自己不送，别人都送了，自己的孩子就要吃亏；有的是因为这么做在有的教师那里确实有效果。所以，作为家长，我也曾考虑过如何给小孩的教师送礼，以及送多少礼合适的问题。

　　我也知道，上述问题和困惑，很多都不是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机构自身能够独自解决的，有些甚至是社会通病。但即便如此，我也希望在您的任上，通过教育界同行的共同努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很大缓解。

　　一名教师及家长：唐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