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和决策者普遍同意，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都具有促进发展的做大蛋糕效应。然而，由此导致的发展是否产生所谓“涓流效应”却莫衷一是。换句话说，做大的蛋糕如何合理分配，让全体人民分享发展成果，在国际范围内核各国实践中却远远没有破题。1978-2015年期间，世界经济以2.9%的速度增长，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加了1.87倍，然而，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两类国家的一国内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全球尚有7.66亿人生活在1.99美元之下。这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最突出表现和根本原因，也是欧美许多国家政治上走向极端的诱因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同时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成功经验。在1978-2015年期间，中国经济保持了平均9.7%的实际增长率，在实际GDP总量和人均GDP分别增长了29倍和20倍的同时，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16倍，从整个期间平均来看，与劳动生产率（用劳均GDP衡量，其间提高了16.7倍）总体上实现了同步。而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农民收入提高速度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这一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成功进行改革开放的结果。
      改革解除各种体制束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得到更迅速的积累和更有效率的配置。这就意味着，改革推动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仅有要素投入的驱动，也伴随着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一些海外学者之所以屡试屡败却坚持唱衰中国经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无视中国经济增长中生产率提高的作用。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支撑。笔者的估算显示，在1978-2015年期间劳动生产率16.7倍的提高中，55.1%来自于三个产业的贡献，44.9%来自于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城乡就业更加充分和劳动力的更有效配置。在城乡就业总规模从1978年4.02亿增加到2015年7.75亿的同一时期，农业劳动力比重从70%下降到18.3%（个人估算）。就业扩大还赋予经济发展以分享性质。虽然一度经历过收入差距的扩大，总体而言，城乡居民在不同时期，分别通过三种途径或效应，分享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
       第一是就业数量扩大效应。在劳动力过剩条件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更多岗位，社会各个群体的收入均得到提高。当时工资上涨并不快，但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提高很快，同样增加了劳动收入。例如，1997-2004年期间，工资率没什么增长，由于农民工数量从4000万增加到超过1亿，农民家庭工资性收入以年均14.9%的速度增长。
       第二是工资水平提高和就业质量提高效应。随着劳动力出现短缺的出现，普通劳动者工资从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同时，劳动力市场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劳动立法、最低工资、工资集体协商等等），就业质量明显提高。2009年以来，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都呈现持续缩小的趋势。
      第三是再分配政策力度增强效应。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ZF改善收入分配，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努力取得成效，建立起社会保护体系，进一步提高了发展的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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