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教育部部长由周济易为袁贵仁,网上有不少帖子,也有不少新闻媒体的材料,都在谈及对教育部原部长周济的或谴责或抨击或发,也在谈及对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的或期望或提问。原本一次政府机构的人员更替被赋予了诸多神秘色彩。这是为什么呢?这或多或少缘于人们对中国教育的伤感。但是对于教育部或者教育部长的是是非非,我还是要说,我们不能简单的偏激对待。
第一,我也反对而且痛恨教育腐败。但是教育腐败绝对不是单独一个教育部造成的。我们对腐败自然都有认识,想必大家知道,没有租金可以抽取怎么会有腐败呢?没有利益的扭结怎么会有腐败呢?那么这就涉及到我国最大的一个经济部门——财政部。据今年《南风窗》杂志对大学校长采访中的数据透露,在中国可怜巴巴的教育经费中,大多数又用于基础教育,更具体地照顾到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落后地区和大学所得甚少,全国两千所左右的公立大学,一共拨款才七千多万费用,而这其中最那些“985”“211”的高校又是特殊的照顾,这还不说中间被剥削克扣一把。请问这样的拨款下,怎么会不引起腐败呢?
第二,我身在教育机构,自然知道教育机构的苦楚,光是那些评估就让人欲哭无泪。甚至有高校的教师说“学校为了评估,假造的材料都喷水晒太阳底下,满满一草坪,以制造材料的沧桑感。”如果这种暴晒,跟周济部长所说的教学评估要搞阳光工程是同一个概念的话,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但是这又能怪周济一个人或者教育部一个部门吗?教育机构是我国改革最艰难的一个部门,也将是最后一个计划经济部门,从招生指标到财政拨款都需要一些考核,总不能随便发钱上项目吧?那么怎么办呢?教育部估计也是有难言之隐。那就必须找出点东西来说话,评估也许就成了当时一个比较好的手段。
第三,有人说教育产业化的概念错了,才引起这么多问题。我认为这个概念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在探索过程中出了问题。为什么农业、工业、建筑业等等都能是产业,教育就不能成为产业呢?我们不是倡导教育就是服务吗?难道我们要让教育死在计划的杠杆下吗?为什么其他的要改革了,而教育就要保留下计划呢?试问教育产业化不就是要对教育进行市场化改革吗?事实上,在一切都被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当今,各行各业都需要高的文化素养的人才,教育产业化有问题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明,好的教育机构不会因为产业化而倒闭,好的教育经历也绝对不会亏本的。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忽视了一些现实的环境,我们国家是个穷的大国,要受教育的人口很多,这么一改革,就使得很多人没有学上了,社会矛盾出来了。所以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分层次进行教育产业化运行,而不是抨击教育产业化本身。
第四,高校扩招和就业难凸显。如果把就业难简单的归结为高等教育的扩展,那就是冤枉他们了,估计他们比窦娥还冤。这个扩招其实也来源于教育产业化。扩招了,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了,中国人口素质整体提高了(我绝对不赞成现在的人口口声声说的什么现在的研究生像以前的本科生,这样的话一听就是无知的表现,根本就不懂如今的高等教育),综合国力也会因此得到提高。但是就业怎么就难了呢?难就难在我们的用人机制和社会观念。当你还把计划的手段放在人事管理上,当你还把观念定位为你是大学生是干部上,当你还把自己与普通劳动者吗截然划分开来的时候,就业就自然而然的难了。其实我们再看一看,天天吼着“扩招造成就业难”的是什么人呢?农民吗?显然不是!而是那些“城里人和既得利益者”,因为扩招的结果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后备军给自己的晚辈就业造成压力,也因进城人口对城市资源的拥有导致了城里人的不快。实际上,扩招问题的根本是经济问题,这是显然的原因。再具体一些,就是学子家境贫寒无力支撑学费,而高校对他们又无力在经济上予以支持,深入一点就是我们的财政和政府无力解决好这些学生的经济困境。
第五,甚至还有人把创新缺失作为一个靶子抨击上一任教育部长。这也是很冤枉的事,如果放在你身上的话,你也会觉得很冤枉。钱学森老先生是我们敬仰的人,他在临终前的谈话是谈出了他的心声和对未来的担心,但是这并不能说这样的创新缺失就是教育部的问题。这显然是乱扯一起。当然,科技创新的缺失和教育行政机构不是没有关系,毕竟教育部主管着全国两千多所高等教育机构。严格讲,教育部是负责我国人才培养和教育政策及运行的部门,并不是负责我国的人数和就业的部门,那么几千年来遗留下了的用人思想和选拔人才的方式造成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未来工作倾向,在本该创新的活动中不创新,也就是正常的事情了。说白了,这就是一个社会用人和评价体制问题。我想,教育部绝对也想把我国的教育机构打造成一个时时刻刻创新的群体。可惜,她不能左右社会的就业倾向和评价体制。
还有很多,我就不再多说了。我想说的是,教育部门有问题,而且也不少,教育部长的思路和执行有问题,而且也造成了一些困境。但是决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来责难教育部或则周济,。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或许袁部长应该从中思考一些新问题——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