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奥肯《平等与效率》有感

公平与效率的分析视角已在社会科学领域广泛的应用，而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似乎成了任何分析的大前提，简单的逻辑三段论已经严重伤害到了学理，这种三段论是这样推论的：大前提，公平与效率是有矛盾的，小前提，某某(如社会保障中)既有公平问题又有效率问题，结论，某某（社会保障中）的公平问题与效率问题是矛盾的。这种简单的三段论在教育、税收、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等方方面面均有体现，这种粗糙的三段论代替了许多认真细致的分析，得出空洞无物的结论。而在讨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奥肯的名著《平等与效率》经常被作为经典引用，引经据典固然无可厚非，但误读经典却不能不引起重视。笔者在好几年前修政治学时就关注过公平与效率的问题，阅读过哈耶克、诺齐克、罗尔斯等西方名家的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讨论，隐约感到西方学者在讨论问题的背景与中国实际大不一样，中国学界喜好引用西方经典容易出现“问题错位”，如今重返校园研修社会保障，有机会认真整理自己的思维，当我翻开我的读书笔记时，《平等与效率》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故借此作业之机会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看法可能与中心研究人员的观点不同，希望多多赐教。
公平问题存在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在许多场合就是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在这里我暂不作区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同于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前文提到的简单三段论之所以错误，主要是因为把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看作抽象的普遍的，而实际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具体的个别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平与效率在某些场合是统一的而在另外一些场合是矛盾的。奥肯在《平等与效率》这本薄薄的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平等与效率的矛盾作了很好的讨论。“平等权利和不平等的收入的混合结果，造成了民主的政治原则和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市场需要一定的位置，而且需要对市场加以约束。”显然，奥肯主要目的是讨论在资本主义民主条件下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如果我们忽略奥肯讨论的前提条件，而只注意他说讨论的结论，特别是个别结论，那么无疑就不可能理解奥肯的思想精髓。我国处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而且我国的民主法制还很不完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具备奥肯此书中的讨论的条件，当然，引用其中的结论就应该慎重。
奥肯该书分四大章，第一章，权利与金钱；第二章，市场状况；第三章，收入平等与机会均等；第四章，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中增进平等。奥肯开篇就讨论权利与金钱及市场状况，显然暗指，平等与效率的矛盾润育在权利、市场、金钱三者之间的联系中。资本主义民主似乎有双重标准，“一方面宣扬和追求一种平等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刺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这种平等与不平等的混合，时常给人矛盾甚至是虚伪的感觉。”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如下几个问题，宣扬的一种平等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是真实的还是虚伪的；如果追求的平等主义政治制度是真实的而不是虚伪的，那么为什么要又要刺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如果平等主义政治制度值得追求，而经济中的两极分化不希望出现，那么有没有可能既追求政治平等主义，又防止经济两极分化；如果既可以追求政治平等主义又可以防止经济两极分化，那么应该在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实现这些美好的目标呢？这些问题是递进提出来的，只有回答了前一个问题才需要回答后一个问题，奥肯在这本薄薄的书中逐一回答了这些问题。“平等与效率的抉择，这是最大的社会经济抉择。”这一抉择涉及到权利、金钱、市场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问题，而又以权利、金钱、市场的关系为核心。奥肯首先讨论权利、金钱、市场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这其中的一些主要理念，如追求平等而放弃市场的社会主义理念，从这些分析中，奥肯认为离开市场而靠政府的公平分配只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集体化制度只能以明显的效率为代价，来取得关于平等的微小改进。”他选择了一种依托市场的理性的利己主义理念，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具体的制度设计。在制度设计中一个核心问题又是收入平等和机会均等问题，第三章直接讨论这个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分析市场的作用与功能，从而进一步认定改进平等与效率必须依托市场，最后在第四章中得出结论，回答在什么制度框架内以什么方式实现政治平等主义和防止两极分化的双重目标。这是我认为的奥肯《平等与效率》一书的整体框架。下面来看看奥肯是怎样解答这些问题的。
“效率，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提出效率与平等间的抉择问题，当然不意味着每件对一方来说是好的事情，就必然对另一方是坏的。”奥肯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界定前先澄清了一种误解，平等与效率并不在每一件事情上必然对立。在我们国家这种误解（或者是故意制造这种误解）是存在的，以公平的名义反对促进效率的改革、以效率的名义反对促进公平的改革，在我们转轨时期都存在，同时，以效率的名义进行不公平的改制、以公平的名义执行非效率的改制，在我们改革过程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促进平等的发展，是靠规定某些社会和政治的权利实现的，这些权利被均等广泛地分配，并有与市场完全的趋向。这些权利能够影响经济的功能，它们的运用反过来又受市场的影响。”如果说市场促进效率，那么权利可能就会制约市场从而影响效率。可是，如果这些权利我们还没有，那么就不会制约市场的力量，这些权利包括哪些内容，当然没有定论，但可以讨论，我们国家在对这些权利没有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不“广泛均等地分配”这些权利实际上是不能反过来代表效率的。“平等分配的权利不应该被金钱所买卖”，与经济资产形成鲜明的对照，权利具有五个显著特征：“它们的获得与行使无需任何货币费用。由于在正常情况下公民不必行使他们的权利而付钱，他们缺少谨慎行使权利的经常警策。”“由于权利是广泛分配的，无法遵守经济学家的比较利益原则，这一原则告诉人们，应专门去从事他们能胜任愉快的职业。” “它们的分配与各种刺激或激励处罚不通……额外的权利和义务通常并不被引进社会的建设性事业中。” “权利的分配强调平等，甚至不惜以公正和自由为代价。”“权利不能买卖……”正是因为权利有这些特征，才形成了“权利的范围是不折不扣的对追求经济效率的侵犯。”“权利的范围是制衡市场……一部份力量，它用来保护金钱无法标明的某些价值。”权利的这些特征一方面可能伤害市场竞争的某个局部从而影响效率，但更重要的是它标明了一些金钱无法衡量的价值，权利本身有它存在的价值，它不能买卖，因此任何以效率的名义来诋毁权利，甚至不给公民平等的权利都是没有道理的。在我国，这种以效率的或其他冠冕堂皇的理由不给人们平等权利的事情是存在的，如在社会保障领域，以影响国际竞争的理由，强制维持劳动力的廉价，不给农民工平等的社会保障权益甚至工资权益。
收入和财富是衡量人们经济地位的两个重要指标，其中收入更重要，但家庭收入不能说明家庭经济福利的全部情况，“第一，各个家庭的消费需求不同，因此，为达到同样的经济福利，需要不同水平的收入，第二，家庭能够维持生活水平的财力不仅出自他们的收入，而且出自财富的取得或对未来收入的借用，第三，一些人靠牺牲自己的某些方面的经济福利赚取较高的收入，这种牺牲在收入分配中并不显示出来，第四，其他一些报酬并不计入货币收入，因而也不反映在分配的数量中。”这样，收入与经济福利不能划等号，因此，平均主义收入分配其实并不能反映平等。收入应该主要通过什么途径分配，到现在为止除了市场外，还找不到一种更好的方式，从平等的角度讲，市场体现机会均等，市场也是应该利用的；在效率方面，市场的激励作用及机会基本达成了广泛的共识。那么经济市场能不能达成效率与平等很好统一呢？显然是不能通过市场自动达成的。“如果平等和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种妥协如何达成呢？当然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用权利制约市场，用法制规范市场，用社会保障支持市场都是很好的方式。因此，“市场需要有一定的位置，而且市场需要受到约束。”其实，政府也需要一定位置，同样政府也需要约束。在我国当前，市场既有缺位也有越位，政府既有越位也有缺位。政府和市场找到自己的相应位置，并且很好的合作，无疑是我国转轨时期维持平等与效率良好关系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