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于2007年陷入麻烦之时，华盛顿开始救助金融机构，而不是使用它所提倡的并使用在其他国家身上的猛药。相反，它降低了利率，并对那些应当对此次危机负责的人提供担保。几十年以来，美国一直在谴责第三世界的不完善的银行结构和业务以及它们那种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现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也暴露出了它的无能为力。银行风险评估模式所谓的精确性被证明不过是梦呓。这种不诚实在次贷市场上表现得比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广泛，美国财政部试图组织卡特尔以阻止这一进程，以支撑房地产市场，并拯救抵押债务机构，使其免于崩溃，而不是让金融资产的价值在透明的市场中找到它的平衡。这其中很多措施与财政部推荐给其他国家的作法是不同的。就像马丁·沃尔夫所写的：“过不了多久，人们就将听到美国官员一本正经地宣讲自由的金融市场的美德了。”当然，像南非这样的国家将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得到姆贝基政府的拥护，然而，美国政府自己却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
　　在外交前线，也存在着扩大G8的建议，《金融时报》的首席政治评论家菲利浦·斯蒂芬建议吸收IBSA(印度、巴西和南非)国家，加上墨西哥和中国，使G8扩大到13国。根据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佐利克所说的，之所以有这种扩大的想法，是因为这些国家正在转变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或许，随着所有权在全球范围的相互渗透(最突出的例子是通过主权财富基金的相互渗透，但更常见的是通过世界规模的所有权的多样化和精英间的相互影响不断增加)，世界经济的重组正在产生一种更加有包容性的、超越国界的资产阶级。
　　同时，对国内外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以及资本的专横的不满，已经创造出了要求根本改变的局部性运动，人们还意识到，通过世界社会论坛这样一些组织，另一种世界也是可能的。在当前危机时期，有人预测，南方国家政府很可能都会和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共命运，这使得它们面临着日益增加的民众压力。
　　在拉丁美洲，经历了多个军政府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统治时期之后，在巴西领导下的共同市场协议已经对美国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企图构成了挑战。如果看成一个单一市场的话，拉美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拥有2.6亿人口和超过400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它代表着一种强大的发展趋势。
　　美洲玻利瓦尔替代发展计划(BolivarianAlternative for Latin America[ALBA])更为激进，它不但提倡地区性的团结，而且要求在社会主义目标和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变革。2007年。共同市场协议国家和ALBA国家创建了南方银行，以便为替代性发展提供金融工具。它以团结为前提，完全拒绝华盛顿的思想和控制。一些成员国还退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南方银行按一国一票原则进行运作，并且，它建立在委内瑞拉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的基础上，赞成合作与集体所有权，对公有和社会性企业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它预计将拥有70亿美元资本，它是对美国控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美国主宰的、新自由主义的美洲国际银行的严重挑战。
　　随着左翼政府在这一地区上台执政，这种变化愈加明显。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未偿贷款中，南美洲占80％。今天，这一地区只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贷款的1％不到。除南方银行外，还有人谈到要建立一种地区性的货币体系，以便双边贸易能用国内货币来结算，它的最终目标是在南美创立一种共同货币。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和其他替代性权力中心的力量的增加——无论是左翼国家还是民族发展优先主义的右翼国家，都在重塑全球的政治经济。美元地位的极大削弱也是很重要的——它从前的坚挺既是美国力量的结果，又是美国力量的来源。
　　我们现在正在见证夏尔·戴高乐曾经说过的美国“过分的权力”的丧失，这种权力来源于它是国际货币发行者这一身份。乔治·索罗斯在2008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从根本上讲，为期六十年的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持续的信贷膨胀已经结束了。”美国所享有的能用本国货币进行贷款的优越地位，已经由于过多发行货币、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外国持有美元的增加而削弱。这种状况驱使美联储通过发行货币和降低利率以延缓金融崩溃，美联储的这种做法使得美元进一步贬值，并且鼓励着人们进一步抛售美元。
　　当然，各地的经济形势都在恶化；在写作本文之时，欧洲正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而“能源经济体”也陷入重大危机。美元的重新坚挺可能是其他各国问题更大的反映，而非美国经济复苏的反映。
　　
　　第三大危机：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
　　
　　让我以更广泛的视野，转入非西方的经济和政治角色兴起这一世界历史现象。2006年，新兴市场国家第一次占据了全球产出的50％以上。如果它们继续以这种速度成长，可以预见，本世纪中期将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我预料，它们的兴起将与19世纪末德国、俄国和日本的兴起一样意义非凡。2006年由普华永道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出，到2050年中国经济按美元计算差不多会与美国并驾齐驱，而印度将成为第三大经济体。一年后，高盛的研究者预言，中国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而印度经济将在2050年之前超过美国。投资银行家们预言巴西的经济规模到2050年将与日本一样大，而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经济将超过英国和德国。
　　普华永道的研究者预测“E7”(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经济总量将比目前的G7高出25％，并将驱动全球经济的增长。无论我们如何设想这一预测的细节，毫无疑问，世界民族国家的经济地位的重大变化即将到来。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这些新经济体所起的作用将更为显著。
　　中国的重要性怎样评估都不过分。它已在世界的很多地区取得进展。举例说来，胡锦涛在最近与48个非洲国家领导人所举行的峰会中，保证要加倍援助这个大洲，取消33个国家的债务，并提供50亿美元的特惠贷款。中国国家主席还访问了拉丁美洲，这个洲正日益将它的贸易转向亚洲。亚洲的其他发展，比如，由这个地区的财政部长提出的创建一种共同货币的动议，也对美元有着重要影响。
　　最近《外交政策》上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亚洲北部正在变化之中，在经历了美国六十年的优势地位后，这一地区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改变。美国处于相对衰落中，中国的地位在上升，日本和韩国则变化未定。”这种情况对华盛顿而言意义深远。建立在尊重主权和经济互利基础上的“北京共识”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它是通过巡航导弹和经济威胁扩展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的替代方案。
　　问题的关键不是新兴国家是否在进步，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正在给另一些国家提供某种机会，在美国的霸权地位稳定之时，它们并没有这种机会。科恩·哈利南所说的“权宜的合作”正在出现。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之间进行合作的趋势如果成熟了，将从华盛顿那里实现全球实力的转移。俄罗斯正在向印度和中国出售先进的军事系统，并在能源领域进行合作。丹尼尔·德雷纳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出版物《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种“可疑者的合作”，这包括从阿根廷、巴基斯坦到尼日利亚这些国家，以及反美主义的不结盟运动的复活，这种运动现在再次变得引人注目。因此，我们很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对进步中的国家来说，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施展策略。
　　中国和印度获得能源的需求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议题，这一组织是2001年成立的，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各“斯坦”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已加入了这一组织，伊朗、巴基斯坦、蒙古和阿富汗已成为观察员国(美国被断然拒绝了观察员的位置)。上海合作组织已宣布美国应当离开中东，并且它正在成为北约的反对者。尽管印度这样的国家在全球施展策略时尽量左右逢源，但它已向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了几百亿美元。这些由对能源的需要而催生出的行动，影响了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并影响了美国在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军事基地的未来。中国不出几年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它正在全球范围内极为积极地寻找能源供应地，实际上也在寻找其他商品的供应地。
　　新的“七姐妹”也出现了，这个词是恩里克·马泰的创造，用来指“二战”后控制中东石油的七家英美石油公司。今天，它不再指埃克森石油公司、英荷壳牌公司和其他公司了。它指的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巴西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和马来西亚石油公司这七大生产产商。当这些国有公司压制英美的公司，迫使它们作出更多让步时，资源民族主义很可能变得更加重要。“新七姐妹”的政治状况当然各不相同，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在其中是最有势力的。委内瑞拉的石油被查韦斯政权所控制，这个政权试图引导国家迈向21世纪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新兴国有化也是如此。普京接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象征着俄国熊的苏醒。
　　
　　第四大危机：资源和可持续发展
　　
　　最后的、也许是最重大的危机是关键性资源如石油、食物和水的利用和分配。人类生活的可持续性是完全不会与本质上是浪费性的资本主义增长方式相一致的。
　　国际能源组织的刊物《世界能源展望》告诉我们，2030年，世界能源的需要量将比2005年增加50％(在经过了使用效率的改善后)，而几乎有四分之三的增长需求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占需求增加量的45％。在2015年后，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印度的排放量则占世界的第三位(另一些研究则显示中国已经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了)。
　　这里有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和其他富国应当负担发展中国家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的更多成本。第二个就是，必须要有一种人类发展的新模式，它以关心生态和社会正义为前提，这种模式必须在国际组织中占据更突出的位置，现在这些国际组织似乎认为惟一重要的事是恐怖主义。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正享受着一种能源浪费型的生活方式。当对这种消费方式感兴趣的成员增长时，这个星球上的问题就会增加。美国梦将变得更加昂贵，最后变得不可持续。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不能被广泛采用。
　　今天，世界人口死亡数的四分之一与环境问题有着某种联系，绝大多数牺牲者是穷人，他们已经由于营养不良和缺少医疗条件而变得虚弱。如果食品价格继续上涨，营养不良将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世界上有75％的穷人是农村人，他们绝大多数以农业为生。他们由于谋生不易，就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十亿人现在生活在这些正在扩大的城市中的贫民窟里。在那里他们四处谋生，或成为街头的小贩，在边缘挣扎着。农学家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土壤、水和气候资源都能为人们提供足够的食物，使之有充足的饮食。然而，这需要充分的土地改革，以及技术和财政支持。在很少的地方，这种政策才得以实行。据说有将近一半的人受到粮食危机的影响。
　　一个更加有希望的方面是，我们正在看到有些国家拒绝了不向农业提供补助的主张，这种主张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马拉维有许多年都在饥饿的边缘徘徊，在2005年灾难性的玉米歉收后，1300万人中有500万需要紧急食物援助，它决定向它的贫穷农民提供补助，由于它对农民的帮助，很快就有数十万吨玉米出口，产量有了迅速增长。美国在宣称坚持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同时，却向这些国家倾销免税和低价农产品，从而削弱了第三世界国家农民的竞争能力。
　　用玉米制造乙醇和用大豆制造内燃机燃料正在日益增加。大量新富裕起来的人消费肉食的欲望也在增加。因此，谷物越来越多地用于喂养牲畜而不是给人食用。《经济学家》杂志所计算的食品价格指数在2007年上涨了30％，并在2008年还将大幅上涨。谷物价格正以每年80％－90％的速度上涨。这已经引起了穷人们的抗议。
　　同时，对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被称作“美国餐”的精白面粉、玉米甜味剂和以谷物饲养的动物脂肪正在取代传统饮食。这些食物使人发胖，并且由于传统食品中的复合营养被取代，如糖尿病一类的疾病也增加了。不受控制的追求利润的欲望正摧毁着健康，并使得医疗成本急剧上升，并且这种欲望正用劣质和不健康食品毒害着它的顾客。这些危机的每一个领域都是由于这个体系中资本家的“正常”行为所导致的，这个体系允许不顾一切代价谋求利润。大众媒体和政治体系始终竭力避免使公众了解这些体系给全球人类所造成的沉重负担。

当美国于2007年陷入麻烦之时，华盛顿开始救助金融机构，而不是使用它所提倡的并使用在其他国家身上的猛药。相反，它降低了利率，并对那些应当对此次危机负责的人提供担保。几十年以来，美国一直在谴责第三世界的不完善的银行结构和业务以及它们那种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现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也暴露出了它的无能为力。银行风险评估模式所谓的精确性被证明不过是梦呓。这种不诚实在次贷市场上表现得比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广泛，美国财政部试图组织卡特尔以阻止这一进程，以支撑房地产市场，并拯救抵押债务机构，使其免于崩溃，而不是让金融资产的价值在透明的市场中找到它的平衡。这其中很多措施与财政部推荐给其他国家的作法是不同的。就像马丁·沃尔夫所写的：“过不了多久，人们就将听到美国官员一本正经地宣讲自由的金融市场的美德了。”当然，像南非这样的国家将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得到姆贝基政府的拥护，然而，美国政府自己却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
　　在外交前线，也存在着扩大G8的建议，《金融时报》的首席政治评论家菲利浦·斯蒂芬建议吸收IBSA(印度、巴西和南非)国家，加上墨西哥和中国，使G8扩大到13国。根据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佐利克所说的，之所以有这种扩大的想法，是因为这些国家正在转变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或许，随着所有权在全球范围的相互渗透(最突出的例子是通过主权财富基金的相互渗透，但更常见的是通过世界规模的所有权的多样化和精英间的相互影响不断增加)，世界经济的重组正在产生一种更加有包容性的、超越国界的资产阶级。
　　同时，对国内外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以及资本的专横的不满，已经创造出了要求根本改变的局部性运动，人们还意识到，通过世界社会论坛这样一些组织，另一种世界也是可能的。在当前危机时期，有人预测，南方国家政府很可能都会和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共命运，这使得它们面临着日益增加的民众压力。
　　在拉丁美洲，经历了多个军政府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统治时期之后，在巴西领导下的共同市场协议已经对美国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企图构成了挑战。如果看成一个单一市场的话，拉美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拥有2.6亿人口和超过400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它代表着一种强大的发展趋势。
　　美洲玻利瓦尔替代发展计划(BolivarianAlternative for Latin America[ALBA])更为激进，它不但提倡地区性的团结，而且要求在社会主义目标和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变革。2007年。共同市场协议国家和ALBA国家创建了南方银行，以便为替代性发展提供金融工具。它以团结为前提，完全拒绝华盛顿的思想和控制。一些成员国还退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南方银行按一国一票原则进行运作，并且，它建立在委内瑞拉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的基础上，赞成合作与集体所有权，对公有和社会性企业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它预计将拥有70亿美元资本，它是对美国控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美国主宰的、新自由主义的美洲国际银行的严重挑战。
　　随着左翼政府在这一地区上台执政，这种变化愈加明显。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未偿贷款中，南美洲占80％。今天，这一地区只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贷款的1％不到。除南方银行外，还有人谈到要建立一种地区性的货币体系，以便双边贸易能用国内货币来结算，它的最终目标是在南美创立一种共同货币。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和其他替代性权力中心的力量的增加——无论是左翼国家还是民族发展优先主义的右翼国家，都在重塑全球的政治经济。美元地位的极大削弱也是很重要的——它从前的坚挺既是美国力量的结果，又是美国力量的来源。
　　我们现在正在见证夏尔·戴高乐曾经说过的美国“过分的权力”的丧失，这种权力来源于它是国际货币发行者这一身份。乔治·索罗斯在2008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从根本上讲，为期六十年的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持续的信贷膨胀已经结束了。”美国所享有的能用本国货币进行贷款的优越地位，已经由于过多发行货币、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外国持有美元的增加而削弱。这种状况驱使美联储通过发行货币和降低利率以延缓金融崩溃，美联储的这种做法使得美元进一步贬值，并且鼓励着人们进一步抛售美元。
　　当然，各地的经济形势都在恶化；在写作本文之时，欧洲正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而“能源经济体”也陷入重大危机。美元的重新坚挺可能是其他各国问题更大的反映，而非美国经济复苏的反映。
　　
　　第三大危机：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
　　
　　让我以更广泛的视野，转入非西方的经济和政治角色兴起这一世界历史现象。2006年，新兴市场国家第一次占据了全球产出的50％以上。如果它们继续以这种速度成长，可以预见，本世纪中期将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我预料，它们的兴起将与19世纪末德国、俄国和日本的兴起一样意义非凡。2006年由普华永道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出，到2050年中国经济按美元计算差不多会与美国并驾齐驱，而印度将成为第三大经济体。一年后，高盛的研究者预言，中国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而印度经济将在2050年之前超过美国。投资银行家们预言巴西的经济规模到2050年将与日本一样大，而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经济将超过英国和德国。
　　普华永道的研究者预测“E7”(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经济总量将比目前的G7高出25％，并将驱动全球经济的增长。无论我们如何设想这一预测的细节，毫无疑问，世界民族国家的经济地位的重大变化即将到来。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这些新经济体所起的作用将更为显著。
　　中国的重要性怎样评估都不过分。它已在世界的很多地区取得进展。举例说来，胡锦涛在最近与48个非洲国家领导人所举行的峰会中，保证要加倍援助这个大洲，取消33个国家的债务，并提供50亿美元的特惠贷款。中国国家主席还访问了拉丁美洲，这个洲正日益将它的贸易转向亚洲。亚洲的其他发展，比如，由这个地区的财政部长提出的创建一种共同货币的动议，也对美元有着重要影响。
　　最近《外交政策》上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亚洲北部正在变化之中，在经历了美国六十年的优势地位后，这一地区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改变。美国处于相对衰落中，中国的地位在上升，日本和韩国则变化未定。”这种情况对华盛顿而言意义深远。建立在尊重主权和经济互利基础上的“北京共识”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它是通过巡航导弹和经济威胁扩展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的替代方案。
　　问题的关键不是新兴国家是否在进步，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正在给另一些国家提供某种机会，在美国的霸权地位稳定之时，它们并没有这种机会。科恩·哈利南所说的“权宜的合作”正在出现。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之间进行合作的趋势如果成熟了，将从华盛顿那里实现全球实力的转移。俄罗斯正在向印度和中国出售先进的军事系统，并在能源领域进行合作。丹尼尔·德雷纳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出版物《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种“可疑者的合作”，这包括从阿根廷、巴基斯坦到尼日利亚这些国家，以及反美主义的不结盟运动的复活，这种运动现在再次变得引人注目。因此，我们很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对进步中的国家来说，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施展策略。
　　中国和印度获得能源的需求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议题，这一组织是2001年成立的，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各“斯坦”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已加入了这一组织，伊朗、巴基斯坦、蒙古和阿富汗已成为观察员国(美国被断然拒绝了观察员的位置)。上海合作组织已宣布美国应当离开中东，并且它正在成为北约的反对者。尽管印度这样的国家在全球施展策略时尽量左右逢源，但它已向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了几百亿美元。这些由对能源的需要而催生出的行动，影响了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并影响了美国在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军事基地的未来。中国不出几年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它正在全球范围内极为积极地寻找能源供应地，实际上也在寻找其他商品的供应地。
　　新的“七姐妹”也出现了，这个词是恩里克·马泰的创造，用来指“二战”后控制中东石油的七家英美石油公司。今天，它不再指埃克森石油公司、英荷壳牌公司和其他公司了。它指的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巴西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和马来西亚石油公司这七大生产产商。当这些国有公司压制英美的公司，迫使它们作出更多让步时，资源民族主义很可能变得更加重要。“新七姐妹”的政治状况当然各不相同，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在其中是最有势力的。委内瑞拉的石油被查韦斯政权所控制，这个政权试图引导国家迈向21世纪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新兴国有化也是如此。普京接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象征着俄国熊的苏醒。
　　
　　第四大危机：资源和可持续发展
　　
　　最后的、也许是最重大的危机是关键性资源如石油、食物和水的利用和分配。人类生活的可持续性是完全不会与本质上是浪费性的资本主义增长方式相一致的。
　　国际能源组织的刊物《世界能源展望》告诉我们，2030年，世界能源的需要量将比2005年增加50％(在经过了使用效率的改善后)，而几乎有四分之三的增长需求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占需求增加量的45％。在2015年后，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印度的排放量则占世界的第三位(另一些研究则显示中国已经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了)。
　　这里有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和其他富国应当负担发展中国家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的更多成本。第二个就是，必须要有一种人类发展的新模式，它以关心生态和社会正义为前提，这种模式必须在国际组织中占据更突出的位置，现在这些国际组织似乎认为惟一重要的事是恐怖主义。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正享受着一种能源浪费型的生活方式。当对这种消费方式感兴趣的成员增长时，这个星球上的问题就会增加。美国梦将变得更加昂贵，最后变得不可持续。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不能被广泛采用。
　　今天，世界人口死亡数的四分之一与环境问题有着某种联系，绝大多数牺牲者是穷人，他们已经由于营养不良和缺少医疗条件而变得虚弱。如果食品价格继续上涨，营养不良将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世界上有75％的穷人是农村人，他们绝大多数以农业为生。他们由于谋生不易，就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十亿人现在生活在这些正在扩大的城市中的贫民窟里。在那里他们四处谋生，或成为街头的小贩，在边缘挣扎着。农学家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土壤、水和气候资源都能为人们提供足够的食物，使之有充足的饮食。然而，这需要充分的土地改革，以及技术和财政支持。在很少的地方，这种政策才得以实行。据说有将近一半的人受到粮食危机的影响。
　　一个更加有希望的方面是，我们正在看到有些国家拒绝了不向农业提供补助的主张，这种主张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马拉维有许多年都在饥饿的边缘徘徊，在2005年灾难性的玉米歉收后，1300万人中有500万需要紧急食物援助，它决定向它的贫穷农民提供补助，由于它对农民的帮助，很快就有数十万吨玉米出口，产量有了迅速增长。美国在宣称坚持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同时，却向这些国家倾销免税和低价农产品，从而削弱了第三世界国家农民的竞争能力。
　　用玉米制造乙醇和用大豆制造内燃机燃料正在日益增加。大量新富裕起来的人消费肉食的欲望也在增加。因此，谷物越来越多地用于喂养牲畜而不是给人食用。《经济学家》杂志所计算的食品价格指数在2007年上涨了30％，并在2008年还将大幅上涨。谷物价格正以每年80％－90％的速度上涨。这已经引起了穷人们的抗议。
　　同时，对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被称作“美国餐”的精白面粉、玉米甜味剂和以谷物饲养的动物脂肪正在取代传统饮食。这些食物使人发胖，并且由于传统食品中的复合营养被取代，如糖尿病一类的疾病也增加了。不受控制的追求利润的欲望正摧毁着健康，并使得医疗成本急剧上升，并且这种欲望正用劣质和不健康食品毒害着它的顾客。这些危机的每一个领域都是由于这个体系中资本家的“正常”行为所导致的，这个体系允许不顾一切代价谋求利润。大众媒体和政治体系始终竭力避免使公众了解这些体系给全球人类所造成的沉重负担。

谢谢咯。呵呵

文章还没有完！请大家稍等

当美国于2007年陷入麻烦之时，华盛顿开始救助金融机构，而不是使用它所提倡的并使用在其他国家身上的猛药。相反，它降低了利率，并对那些应当对此次危机负责的人提供担保。几十年以来，美国一直在谴责第三世界的不完善的银行结构和业务以及它们那种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现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也暴露出了它的无能为力。银行风险评估模式所谓的精确性被证明不过是梦呓。这种不诚实在次贷市场上表现得比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广泛，美国财政部试图组织卡特尔以阻止这一进程，以支撑房地产市场，并拯救抵押债务机构，使其免于崩溃，而不是让金融资产的价值在透明的市场中找到它的平衡。这其中很多措施与财政部推荐给其他国家的作法是不同的。就像马丁·沃尔夫所写的：“过不了多久，人们就将听到美国官员一本正经地宣讲自由的金融市场的美德了。”当然，像南非这样的国家将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得到姆贝基政府的拥护，然而，美国政府自己却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
　　在外交前线，也存在着扩大G8的建议，《金融时报》的首席政治评论家菲利浦·斯蒂芬建议吸收IBSA(印度、巴西和南非)国家，加上墨西哥和中国，使G8扩大到13国。根据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佐利克所说的，之所以有这种扩大的想法，是因为这些国家正在转变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或许，随着所有权在全球范围的相互渗透(最突出的例子是通过主权财富基金的相互渗透，但更常见的是通过世界规模的所有权的多样化和精英间的相互影响不断增加)，世界经济的重组正在产生一种更加有包容性的、超越国界的资产阶级。
　　同时，对国内外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以及资本的专横的不满，已经创造出了要求根本改变的局部性运动，人们还意识到，通过世界社会论坛这样一些组织，另一种世界也是可能的。在当前危机时期，有人预测，南方国家政府很可能都会和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共命运，这使得它们面临着日益增加的民众压力。
　　在拉丁美洲，经历了多个军政府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统治时期之后，在巴西领导下的共同市场协议已经对美国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企图构成了挑战。如果看成一个单一市场的话，拉美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拥有2.6亿人口和超过400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它代表着一种强大的发展趋势。
　　美洲玻利瓦尔替代发展计划(BolivarianAlternative for Latin America[ALBA])更为激进，它不但提倡地区性的团结，而且要求在社会主义目标和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变革。2007年。共同市场协议国家和ALBA国家创建了南方银行，以便为替代性发展提供金融工具。它以团结为前提，完全拒绝华盛顿的思想和控制。一些成员国还退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南方银行按一国一票原则进行运作，并且，它建立在委内瑞拉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的基础上，赞成合作与集体所有权，对公有和社会性企业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它预计将拥有70亿美元资本，它是对美国控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美国主宰的、新自由主义的美洲国际银行的严重挑战。
　　随着左翼政府在这一地区上台执政，这种变化愈加明显。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未偿贷款中，南美洲占80％。今天，这一地区只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贷款的1％不到。除南方银行外，还有人谈到要建立一种地区性的货币体系，以便双边贸易能用国内货币来结算，它的最终目标是在南美创立一种共同货币。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和其他替代性权力中心的力量的增加——无论是左翼国家还是民族发展优先主义的右翼国家，都在重塑全球的政治经济。美元地位的极大削弱也是很重要的——它从前的坚挺既是美国力量的结果，又是美国力量的来源。
　　我们现在正在见证夏尔·戴高乐曾经说过的美国“过分的权力”的丧失，这种权力来源于它是国际货币发行者这一身份。乔治·索罗斯在2008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从根本上讲，为期六十年的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持续的信贷膨胀已经结束了。”美国所享有的能用本国货币进行贷款的优越地位，已经由于过多发行货币、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和外国持有美元的增加而削弱。这种状况驱使美联储通过发行货币和降低利率以延缓金融崩溃，美联储的这种做法使得美元进一步贬值，并且鼓励着人们进一步抛售美元。
　　当然，各地的经济形势都在恶化；在写作本文之时，欧洲正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而“能源经济体”也陷入重大危机。美元的重新坚挺可能是其他各国问题更大的反映，而非美国经济复苏的反映。
　　
　　第三大危机：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
　　
　　让我以更广泛的视野，转入非西方的经济和政治角色兴起这一世界历史现象。2006年，新兴市场国家第一次占据了全球产出的50％以上。如果它们继续以这种速度成长，可以预见，本世纪中期将会出现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我预料，它们的兴起将与19世纪末德国、俄国和日本的兴起一样意义非凡。2006年由普华永道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出，到2050年中国经济按美元计算差不多会与美国并驾齐驱，而印度将成为第三大经济体。一年后，高盛的研究者预言，中国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而印度经济将在2050年之前超过美国。投资银行家们预言巴西的经济规模到2050年将与日本一样大，而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经济将超过英国和德国。
　　普华永道的研究者预测“E7”(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经济总量将比目前的G7高出25％，并将驱动全球经济的增长。无论我们如何设想这一预测的细节，毫无疑问，世界民族国家的经济地位的重大变化即将到来。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这些新经济体所起的作用将更为显著。
　　中国的重要性怎样评估都不过分。它已在世界的很多地区取得进展。举例说来，胡锦涛在最近与48个非洲国家领导人所举行的峰会中，保证要加倍援助这个大洲，取消33个国家的债务，并提供50亿美元的特惠贷款。中国国家主席还访问了拉丁美洲，这个洲正日益将它的贸易转向亚洲。亚洲的其他发展，比如，由这个地区的财政部长提出的创建一种共同货币的动议，也对美元有着重要影响。
　　最近《外交政策》上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亚洲北部正在变化之中，在经历了美国六十年的优势地位后，这一地区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改变。美国处于相对衰落中，中国的地位在上升，日本和韩国则变化未定。”这种情况对华盛顿而言意义深远。建立在尊重主权和经济互利基础上的“北京共识”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它是通过巡航导弹和经济威胁扩展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的替代方案。
　　问题的关键不是新兴国家是否在进步，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正在给另一些国家提供某种机会，在美国的霸权地位稳定之时，它们并没有这种机会。科恩·哈利南所说的“权宜的合作”正在出现。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之间进行合作的趋势如果成熟了，将从华盛顿那里实现全球实力的转移。俄罗斯正在向印度和中国出售先进的军事系统，并在能源领域进行合作。丹尼尔·德雷纳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出版物《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种“可疑者的合作”，这包括从阿根廷、巴基斯坦到尼日利亚这些国家，以及反美主义的不结盟运动的复活，这种运动现在再次变得引人注目。因此，我们很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对进步中的国家来说，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施展策略。
　　中国和印度获得能源的需求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议题，这一组织是2001年成立的，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各“斯坦”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已加入了这一组织，伊朗、巴基斯坦、蒙古和阿富汗已成为观察员国(美国被断然拒绝了观察员的位置)。上海合作组织已宣布美国应当离开中东，并且它正在成为北约的反对者。尽管印度这样的国家在全球施展策略时尽量左右逢源，但它已向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了几百亿美元。这些由对能源的需要而催生出的行动，影响了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并影响了美国在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军事基地的未来。中国不出几年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它正在全球范围内极为积极地寻找能源供应地，实际上也在寻找其他商品的供应地。
　　新的“七姐妹”也出现了，这个词是恩里克·马泰的创造，用来指“二战”后控制中东石油的七家英美石油公司。今天，它不再指埃克森石油公司、英荷壳牌公司和其他公司了。它指的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巴西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和马来西亚石油公司这七大生产产商。当这些国有公司压制英美的公司，迫使它们作出更多让步时，资源民族主义很可能变得更加重要。“新七姐妹”的政治状况当然各不相同，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在其中是最有势力的。委内瑞拉的石油被查韦斯政权所控制，这个政权试图引导国家迈向21世纪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新兴国有化也是如此。普京接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象征着俄国熊的苏醒。
　　
　　第四大危机：资源和可持续发展
　　
　　最后的、也许是最重大的危机是关键性资源如石油、食物和水的利用和分配。人类生活的可持续性是完全不会与本质上是浪费性的资本主义增长方式相一致的。
　　国际能源组织的刊物《世界能源展望》告诉我们，2030年，世界能源的需要量将比2005年增加50％(在经过了使用效率的改善后)，而几乎有四分之三的增长需求来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占需求增加量的45％。在2015年后，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印度的排放量则占世界的第三位(另一些研究则显示中国已经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了)。
　　这里有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和其他富国应当负担发展中国家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的更多成本。第二个就是，必须要有一种人类发展的新模式，它以关心生态和社会正义为前提，这种模式必须在国际组织中占据更突出的位置，现在这些国际组织似乎认为惟一重要的事是恐怖主义。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正享受着一种能源浪费型的生活方式。当对这种消费方式感兴趣的成员增长时，这个星球上的问题就会增加。美国梦将变得更加昂贵，最后变得不可持续。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不能被广泛采用。
　　今天，世界人口死亡数的四分之一与环境问题有着某种联系，绝大多数牺牲者是穷人，他们已经由于营养不良和缺少医疗条件而变得虚弱。如果食品价格继续上涨，营养不良将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世界上有75％的穷人是农村人，他们绝大多数以农业为生。他们由于谋生不易，就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十亿人现在生活在这些正在扩大的城市中的贫民窟里。在那里他们四处谋生，或成为街头的小贩，在边缘挣扎着。农学家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土壤、水和气候资源都能为人们提供足够的食物，使之有充足的饮食。然而，这需要充分的土地改革，以及技术和财政支持。在很少的地方，这种政策才得以实行。据说有将近一半的人受到粮食危机的影响。
　　一个更加有希望的方面是，我们正在看到有些国家拒绝了不向农业提供补助的主张，这种主张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马拉维有许多年都在饥饿的边缘徘徊，在2005年灾难性的玉米歉收后，1300万人中有500万需要紧急食物援助，它决定向它的贫穷农民提供补助，由于它对农民的帮助，很快就有数十万吨玉米出口，产量有了迅速增长。美国在宣称坚持奉行自由市场原则的同时，却向这些国家倾销免税和低价农产品，从而削弱了第三世界国家农民的竞争能力。
　　用玉米制造乙醇和用大豆制造内燃机燃料正在日益增加。大量新富裕起来的人消费肉食的欲望也在增加。因此，谷物越来越多地用于喂养牲畜而不是给人食用。《经济学家》杂志所计算的食品价格指数在2007年上涨了30％，并在2008年还将大幅上涨。谷物价格正以每年80％－90％的速度上涨。这已经引起了穷人们的抗议。
　　同时，对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被称作“美国餐”的精白面粉、玉米甜味剂和以谷物饲养的动物脂肪正在取代传统饮食。这些食物使人发胖，并且由于传统食品中的复合营养被取代，如糖尿病一类的疾病也增加了。不受控制的追求利润的欲望正摧毁着健康，并使得医疗成本急剧上升，并且这种欲望正用劣质和不健康食品毒害着它的顾客。这些危机的每一个领域都是由于这个体系中资本家的“正常”行为所导致的，这个体系允许不顾一切代价谋求利润。大众媒体和政治体系始终竭力避免使公众了解这些体系给全球人类所造成的沉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