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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事实改变之后》至25%。

然而霍布斯鲍姆对我们的历史认知带来的影响最持久的作品是他的“年代三部曲”。这三本书覆盖的时间从1789年始，至1914年终，也就是所谓“长19世纪”的时间范围；其中的第一卷《革命的年代：1789—1848》出版于1962年。我们很难说清楚这本书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认知中不可磨灭的部分，在它之后的所有作品要不就是不自觉采用了它，要不就是要挑战它。霍布斯鲍姆在这本书中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剧变进行论述，西欧与北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此期间兴起并进而发挥巨大影响，这个年代的大变局正由此主导。他的这一阐释广为人们所接受，最终成为某种“常规”论述，受到持续不断的批评和修正。“年代三部曲”中的第二卷《资本的年代：1848—1875》于1975年出版，霍布斯鲍姆在书中所用到的材料来源极广，他在其中加入了自己对这段历史深入的理解，对19世纪中期做了一番透彻的审视。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他在其中将维多利亚中期（mid-Vitorian）世界各地的社会转型放到一起书写，形成统一而有力的历史叙事。《帝国的年代：1875—1914》于12年后问世，书中透着哀婉，似乎这位研究19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看到他所研究的历史在自己笔下终结心中充满遗憾。千变万化是这个时代留给人的主要印象，人们为财富和知识的迅速累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期许的时代，人们对更美好、更精彩的未来很是乐观。霍布斯鲍姆在《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中提醒我们，19世纪是“我的年代”；和马克思一样，他尽力去分析19世纪隐匿的发展路径，对于这个时代那许多惊人的成就，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钦羡与尊敬。

1968年，当时的我是霍布斯鲍姆课上的一名学生，我们心中对他充满敬佩，他说的话我们都会全神贯注地听。我记得霍布斯鲍姆当时在谈论学生激进主义的限度。因为他的观点和当时的情绪截然相反，所以他的结论我记得很清楚。他提醒我们，有时候，关键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去解释世界。但为了去解释世界，我们要对它的改变方式有一定的同情。他的这本新著对我们所继承的世界做了很有挑战性的叙述，许多地方很精彩，我们处处能读到他冷静和聪明的文字。如果这本书算不上他的最好作品，那么我们应当想到他设定的标准有多么苛刻。

欧共体兑现诺言 —— 促进成员国关系紧密且同时以相同的条件对新成员开放 —— 的可能性很渺茫。首先， 1945—1989 年之间独特的历史条件无可复制。 1989 年的一系列事件对西欧造成的混乱并不比其对东欧造成的混乱小。“二战”后的西欧秩序建立在法德同盟之上，而其根本内涵乃是这样一个对两国而言都可以接受的安排：德国获得发展经济的条件，法国保留政治主导权。战后初期，德国尚未获得它今日的经济实力，法国法国的优势是真实的。但是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那之后，法国之所以能够继续在西欧事务中保持领导地位，完全是因为德国的现实处境 —— 它不可以使用核武器，不可以在欧洲派军，其国际政治地位的由来也是因为三个战胜国在“二战”结束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表现出的宽宏大度。

大多数欧洲政治家很清楚地知道，维持这样一个战后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的成本总有一天会大到令人无力承担。难题在于先得罪谁：是先得罪数量不断减少的生产者，还是得罪数量不断增加的不自觉的受益者。两边都有选票。到目前为止，一方面是因为习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良好愿望，人们倾向于尽可能地保留更多的社会福利。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在有关福利的争论中，另一个因素严重搅乱了民众在政治上的判断，这个因素本不至于大到可以造成这样的影响。这便是所谓的“移民问题”。

西欧的这些富庶区域直接或者通过欧盟各个机构的相互联系发现了巨大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必然让它们与各自所属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这种分歧由来已久。对意大利而言，北方人一直不满于和南方的“寄生虫”同属一国，这种不满情绪与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比利时的弗拉芒民族分裂主义曾在纳粹统治时期兴盛一时，因此在“二战”结束后一度噤声，最近几年以工业为主的瓦隆尼亚区经济出现滑坡，弗拉芒民族分裂主义又重新抬头；现在的弗拉芒族不但要求语言平等和行政独立，还要求拥有自己（非比利时）的身份以及国家。

无论是在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还是“天鹅绒分离”前的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各地的分裂主义者都宣称：“我们”这些北方人辛苦工作、纳税，受过良好教育，“我们”在语言以及（或者）文化上都有独特性，而他们则并非如此，这些生活在乡下的南方人（地中海一带）落后、慵懒、享受补贴。这些地区所认同的“欧洲”身份将它们跟讨厌的邻居区别开来，可是偏偏它们又和这些邻居同属一国，当务之急是去找权力中心的替换者，抛弃罗马或马德里，选择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所在地）。这就很符合逻辑了。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对这些地区的吸引力便是国际化的现代发展，它们得以摆脱民族国家对其施加的过时且“人为的”限制。

但是人们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如果这个“欧洲”只代表赢家，那么输家呢？那些“南方”的，贫穷的，在语言、教育或者文化上不占优势的人，那些底层群体或者被蔑视的人，那些没有生活在国境线消失的黄金三角的欧洲人，谁又为他们发声？这带来的危险便是，对于这些欧洲人而言，他们所能有的就只是“国家/民族”，或者更准确地说，民族主义；这跟加泰罗尼亚人的民族分裂主义或者伦巴第的区域内自我发展不同，他们的民族主义是要保存19世纪的国家形态以阻止改变的发生。因为这种危险的存在，同时也因为现在的实际情况——欧洲各国关系无法再进一步拉近，这时再去坚持促进各国关系并非明智之举。我仅是在比较节制地去评估欧洲的前景，无意暗示国家机构天然比超国家的机构优越。但是我们应当正视民族与国家的现实，也应当注意到，如果忽略了它们，它们将会成为民族主义者争取选票的招牌。

巴尔干半岛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人们的另一个教训：“欧洲”这个大厦的内部是空的，它自私地念念不忘财政稳健和商业优势。正如这里没有能够实施有效影响的国际社会，这里也没有可以施加影响的欧洲社会的存在；这里只有各种强大和不那么强大的国家，至少在短时间里，一个由德国领导下的欧洲不会在这里出现。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非常重要，因为它的成立和会议（特别是第一次会议）各事项能够为我们提供重要线索，帮助我们了解共产党在1947年明显转向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动机和特定时间。我们对此的了解一直很充分。第一次会议的两位南斯拉夫代表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Djilas）和爱德华·卡德尔（EdvardKardelj）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两名意大利代表中的欧金尼奥·雷亚莱（EugenioReale）后来退出了意大利共产党，他之后写了一本书，在书中描述了他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的经历。针对斯大林提出的指控，南斯拉夫政府出于为自己辩护的目的选择性地公布了情报局第二次会议筹备期间南政府与斯大林的通信以及其他文件。情报局则公布了删改后的会议记录。那么，我们还能希望从完整的会议记录中了解到什么信息呢？

东欧和民主德国的“苏维埃化”虽然不是完全制订好的方案中的一部分，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很可能无法避免。诺曼 · 奈马克所说的话很有道理，他说：“苏联军官对民主德国进行共产主义化不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计划，而是因为这是他们所知的唯一的组织社会的方式。”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被共产主义化的东欧其他国家。要想阻止这一结果只有将苏联红军部队驱逐出这些地区，但是没有哪个西方领导人认真考虑过将他们驱逐出去。一旦苏联建立起严密的控制，西方国家的决策者只能设想如果机会允许，苏联会进一步向西边扩大控制，从而开始制订应对计划。从现在看来，斯大林不太可能认真考虑进一步向西方扩大势力范围。但用加迪斯的话来说，“如果历史学家因为历史的创造者们没有对还没发生的历史加以利用便去责难他们，那么这些历史学家就太过于傲慢了。噩梦当时看起来似乎总是真实的，虽然等到黎明的曙光降临时看起来有点可笑”。

从欧洲政治家的角度看（大多数高层领导人可以凭借个人的回忆和亲身参与的经验来看这些年），1900—1945年的欧洲面临着四个难题，而且这四个难题相互之间又存在关联（它们是欧洲所面临的难题，因而也就是全球所面临的难题）。这四个难题分别是：如何恢复1871年之后由普鲁士主导的德国崛起所打乱的国际均势；俄国革命在国际范围内造成了影响，如何平稳地让俄罗斯重新回归国际社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了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如何拯救国际经济并让经济重新恢复到1914年之前的稳定和增长水平；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经济和政治方面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英国国力渐渐衰落，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随之减小，如何去填补这个变化带来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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