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每一天 发表于 2018-2-26 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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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剑桥中国史》至25%。
唐朝的最后 20 年是一个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代,在此期间中国每一个地区都在走向独立割据的道路。在西北的关中京畿地区,所谓的全帝国的联合(即在 880 年以后曾使摇摇欲坠的王朝得以站稳脚跟的皇帝、他的私人支持者、最靠近王朝的诸道及外族雇佣军的联合)的完全破裂,导致了 907 年唐朝的崩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因为在唐代及其以前时代里,关中地区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权力和权威的无可争辩的所在地,它此后再也不能恢复其中心地位了。
僖宗的继承人是他的兄弟李杰,庙号昭宗,他的统治只是力图使王朝苟延残喘而已。这是一个无法保持平衡的时代,唐王朝之所似能比其自然生命力支撑得更久,是因为人们普遍担心一个王朝被推翻后产生的后果。任何一个手中有些兵力的人几乎都能随心所欲地置唐王朝于死地。但在907年前这样的事并未发生,这不是因为缺乏力量和机会,而是因为他们害怕会像朱玫那样没有稳定的基础来维持篡夺的皇位。昭宗嗣位时21岁,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才能的年轻人,他充分了解阻碍恢复唐朝力量和权威的形势,并发誓自己要复兴王朝。毫不奇怪,他完全没有能力办到。昭宗不仅根本无力重新树立唐王朝对各地的权威,而且也管不了朝廷中或京师四周地区发生的事情。在他即位的第一年,昭宗的主要政治问题仍然是宦官控制朝政的问题。这时的主要反面角色是杨复恭,他继田令孜之后成为宦官机构的首领,并曾于888年安排昭宗即位。可是,昭宗这个人从来没有像他哥哥僖宗依赖田令孜那样依赖杨复恭。在即位之后,新皇帝立即向宰相们表明,他希望由宰相掌握朝政。宰相们于是劝告皇帝要果断地抑制宦官的势力,就像宣宗在半个世纪以前试图做的那样。在宦官成功地将皇帝的舅父、一个在朝廷有影响的政治人物王瓌放逐到外地接着将他谋杀之后,昭宗甚至更加下定决心要除掉杨复恭。昭宗连自己的至亲都没有力量保护,这使藩镇对朝廷更加藐视,并大大增加了昭宗个人所受的挫折。
一回到长安,在宦官和官僚们之间的旧有矛盾又引起了另一场危机。宰相崔胤与皇帝策划清除朝廷的宦官,特别是他们可恨的首领枢密使宋道弼和景务修。宦官们和关中的节度使们互相勾结,而崔胤则得到朱温的支持;当朱温在 899 年将他个人的疆土扩展到关中的边界时,他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增长了。崔胤做了很多手脚加深了朝廷中的阴谋气氛,结果却使得他自己暂时罢官,但通过朱温的干预又恢复了职务,并在 900 年阴历六月成功地将一位敌对的宰相和宦官首领宋道弼、景务修流放到外地,接着迫使他们自杀。
余下的宦官们觉察到,只要崔胤能够利用昭宗对他们的终身的敌对情绪,他们个人的和政治的地位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因此他们便策划废黜昭宗,拥立太子,以此来进行对抗。 900 年阴历十一月,宦官们实现了他们的计划,废黜了皇帝,并将他禁锢于宫中,置于严密的防卫之下。被宦官挟持的新政权对它的真正的和涉嫌的政治敌人一概实行野蛮的报复,有步骤地将他们杀死,重要人物中唯一幸免于难的是宦官的主要对手崔胤,因为他仍然得到朱温的保护。 900 年末,朱温似乎准备干预朝政,这促使宦官们将控制朝廷的权力转交给崔胤。可是,朱温并不想在残酷的宫廷政治中使自己陷得太深,他拒绝采取任何直接的行动。不过反昭宗的政变没有维持多久,因为新政权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实行政变的宦官们在 901 年正月遭到暗杀;昭宗获得自由并恢复了帝位。在庆祝消除宦官的获胜仪式上昭宗宣布改元,并宣布大赦,包括半个多世纪以前被处死的王涯和其他官员得到昭雪,他们是在甘露之变中因祛除宦官的计划流产而招致不幸的。
在 901 年以后,朝廷政局仍在进一步恶化。大臣(由宰相崔胤领导)和宦官之间的仇视和阴谋恶性发展,每一方为了损害另一方都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只有操纵双方的节度使们从这种状态中得到了好处。真正的问题是哪个节度使会得势,朝廷中哪一派终将屈服。到 903 年,这种悲惨的状况接近结束,当时朱温的军队已管辖关中的大部分,他自己控制了朝廷和京师。他派自己的侄子领兵保护皇帝,任命自己手下的官员看管京师剩下的东西。由于崔胤极力主张杀掉宦官,但无疑也由于他自己的冲动, 903 年正月朱温命令他的士兵将几百名剩下的宦官赶到内侍省,在那里将他们残酷地杀掉。
904 年正月,朱温已没有理由留在长安,他便把昭宗迁到由他控制的新近重建的东都洛阳。在旅途中朱温杀害了所有剩下来的皇帝侍从。 904 年阴历八月,昭宗被朱温谋杀,他的第九子、 12 岁的李柷嗣位。李柷,按传统称为哀帝或昭宣帝,做了三年有名无实的君主,到 907 年朱温将他废黜,并建立了自己的梁朝。昭宣帝这个最后的短暂时期就其真正意义而言并非唐朝历史的一部分,它完全可以看作是朱温巩固政权的一个阶段。
在 10 世纪最初的数十年,沙陀突厥的力量继续增长。经过多年的战斗以后,他们成功地征服了朱温的梁国,建立了自己的后唐王朝,宣称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者,并采用了许多唐朝的政策。后唐的统治只有十余年,到 937 年为止,但是这段时间内它成功地建立了对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控制,征服了在朱温统治时一直保持独立的齐国(关中西部)和蜀国(四川)。因此,这个国家在合并中国北部政权方面标志着一个意义特别重大的阶段,也是由宋朝完成的统一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后唐崩溃以后,沙陀在山西依然保持着一个独立的实体,即十国之一的北汉国。直到 979 年为中国人收回为止,这个地区被突厥人统治了一百多年。
较大和较强的边疆民族及其他们的最高首领甚至通过下列方式正式步入了唐朝的组织体系:赐他们以唐室的姓,这意味着他们已被接纳为皇室的亲族;他们的统治者与唐朝的公主通婚,建立同朝廷的姻亲关系;他们未来的统治者作为“质子”到中原来接受教育,通常是在皇帝的卫队中担任一个较长时期的侍卫官。派往中原的使团,除了正式使节以外,常常包括大批显赫的部落成员,这些人也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中国通。这些措施当然都不能使汉人对部落酋长们有多深的了解,但它们却成功地使部落酋长们获得了关于首都与朝廷、中国制度与管理方法的第一手知识,帮他们造就了少数通晓中国语言和习俗的有影响的人物。唐代中国的紧邻中,没有哪一个实际上是不了解中国的,总而言之,它们都选择了中国模式去模仿。由此看来,唐代中国的“边界”概念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有一个外部环状地带,那里的人民因为加入了纳贡体系而成为“中国世界”的一部分;有一个在羁縻制间接统治下的部落民的内部环状地带;还有唐朝军事防御体系的外界和有效的文官管理的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