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发表的公开信，共有11位安徽高校的教授签名。签名者来自安徽师大、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
“这几位签名的学者，我们过去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我也没有和这些老师在一起讨论过这个话题。”有签名的教授表示。
另一位教授则表示，自己之所以签名，是因为信里提出的问题“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正想表达，这个就是一拍即合”。
此外，还有另一层背景——备受各方瞩目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定之中，因而被普遍认为是决定中国下一步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么一个关头，给新上任的教育部长写一封公开信，我想是比较好的时机。”沈正赋说。
“孔子在今天能评上教授吗？”
公开信刊发后，赞赏者有之，质疑者有之。
很多网民表示，公开信仅仅提出一个人所共知的问题，没有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看着不过瘾”。
对此，主事者认为，公开信是想抛砖引玉，发动全民一起来思考，而非提出现成的解决方案。
“仅仅靠我们这11个人，要提出这么大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绝对不可能的！”一位签名教授表示，“我们仅仅是起一个导火索的作用，引爆大家对与这个问题的关注。”
但签名者们对于“钱学森之问”，也并非全无自己的看法。多位签名教授将答问的核心指向现行的教育体制。“中国教育系统的人才选拔制度、考试制度、高校评估制度都需要反思。”沈正赋认为。
“比如说，高校的学生都是缴纳了学费的，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学校的顾客，”参与联名的安徽大学出版社社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康建中说，“但现在他们没有作为顾客的消费权利——不能挑选老师，也不能完全按照兴趣来打造自己的专业基础。”
几位签名的教授将此问题归结为高校缺乏必要的办学自主权。他们认为，依照现行体制，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不仅管高校的人、财、物，还包揽高校的许多具体业务工作，比如重点学科评审、博士点硕士点设置、教学评估等。
“教育部成了全国最大的‘教务处’，有关职称评定的规定非常死板，”有参与签名的教授说,“假如孔子活到今天是不能评教授的，因为他光讲学而没有发表论文。”
沈正赋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认为，教育主管部门推行的教学评估变成了形式主义、造假，给高校造成负担。
“为了应对教育部的评估，一些高校会动员相关院系的教授上报假的评估材料。”一位签名教授举例说，“在评估组来之前的半个月到一个月，是最紧张的时候，很多老师都被要求参与‘做材料’。有的学校每年花在应对评估上的费用可以达到上千万。”
权力本位的体制设计，造就了高校系统自上而下的行政化倾向。
“校长管钱，教代会很少开会，学术委都是官员。”一位签名教授援引当前高校中流传的一段顺口溜说，目前的高校院系中，普遍存在领导过多，行政机构过于庞大、管理人员过于臃肿的状况。“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技干部一操场”便是形象写照。
“到底是专家治校还是官员治校？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当下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沈正赋表示。
“改革亟待进行，否则，在学术造假盛行、评价机制僵化教条、重研轻教、急功近利的环境和氛围下，怎么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怎么可能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乃至杰出人才来？”签名者之一、安徽大学社会学系社会思想史教研室主任徐华副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