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斯学习蔚然成风，也带来这样一种结果：即对种种新式武器的迷恋，以及数学逻辑的崇拜，而轻视经验事实。事实上对张五常的“轻蔑”就萌生于这些忙于“搬运”的中国经济学最前卫一族。他们对真实世界的兴趣，显然不如他们对数学来得那么钟情。然而，在张五常的学术价值观里，赋予数学的地位却远比他们以为的要卑微得多。这显然与他们平常感觉有了落差，对那些有过由于数学上的豁然贯通而沉醉欢欣经验的经济学人说来，尤其如此。他们宁愿判断张五常是“过去了的” ：张五常的大多数研究不合国际潮流地不用数学，那还叫研究吗？如此研究竟还在中国获得巨大名声，名符其实吗，难道不需要以正视听吗？

你得承认，在数理模型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基本游戏规则的今天，对张五常的这种菲薄是有力量的。台湾大学熊秉元教授的研究也表明：“张五常除博士论文之外，在往后的论述里也几乎只用文字”，他与其好朋友科斯都写得一手优美散文，喜欢以文字而不是数学论述问题（《科斯的英式风格和张五常的中国风味》本报2001年9月14日第1、4版）。

经济学藉数学获得长足的进步，主要是将已知的事实或约束条件设定为数学演绎的前提，或置入数学工具的框架做假定获得的。约束或前提数学化后，大致出现这样的景观：一是显示出的因果关系，比以往的文字处理来得更确凿精准，首尾一贯，更加完满；二是发现过去文字表达的因果关系有不少逻辑错误。现代经济学人再一次体会到了古时希腊人那样的陶醉自得，大喜过望，而对数学主要还是梳理已知事实和知识这一点并不在意。尤其是国际学术界将数学化当作游戏规则后（熊秉元教授称之为“诱因结构” ），前往数学山朝圣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一种厘清思想的工具成了圣器之后，便有一种这样的后果：唯工具所尊而轻视真实世界；更有取巧者发现数学逻辑演绎，假设的约束条件或前提并不一定是;或者说并不一定需要真实世界的事实；子虚乌有但只要弄得像真实的即可；有了如此低成本高收益之门径，便有了人的鱼贯进出。因为做那样的“约束”，只要把数学弄熟了，便可以如法炮制。而要真正地理解真实世界，在现实世界中找约束，是一个吃苦力但并不一定讨好的活儿。

在世界经济学重镇美国求学治学多年的张五常深谙其中机关：“那时电脑正开始兴盛，一般写论文的学者，把数据大量地打上当时所用的纸咭上，一盒一盒的，然后由电脑分析后，选出自己认为可用的放进文内。但这样做显然是自欺欺人，与科学扯不上关系，是令我鄙视的……验证理论，统计学的方法有时可用有时不需要用，但一定要先想出可以推翻理论的含意，要想得很详尽。今天后起之秀的困难，是他们认为自己既然统计技巧超凡，就不用去想什么含意了。他们于是以电脑算出来的数字规律作结论。这是以事实解释事实;依照马歇尔所说，是鲁莽而又无耻的” （《佃农理论》香港花千树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我想，这些发现对特立独行的且又对现实世界有着浓厚好奇心的张五常说来，是深不以为然的。他的自负也使得他没法心安理得地把这种智力游戏和竞赛玩下去。如此搞学术，倒亦是诉诸理智，但就像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般，逻辑上精致无比，但与真实世界有何关系呢？靠它又怎样能获得真实世界的知识呢？

而且，张五常本人的一些遭遇，也让他深刻地意识到“主流”是迷信不得的。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是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据他说出版后三十年，每年要被引用近20次，历久犹新。但就是这样一本他自认为“名著”的书，在大名鼎鼎的，让全球经济学者趋之若骛的《美国经济学报》却有了一段令他深感屈辱的故事。

《佃农理论》，1949年台湾土地改革中的一个“反常”为研究题材的。当时台湾政府在改革中硬性规定了地主与农民在农产品上的分成比例，即地主所得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此政策实施后，台湾农业产量急升。在经济学看来，这件费解反常之事产生了一个好的问题：政府管制，生产怎会上升？固定租金比分成合约交易费高，可地主为什么还要前者呢？而要漂亮地解释这个真实世界的“反常”，你就必须调查是何约束条件导致（其实这件事对我们学习台湾经济发展经验非常有意义。一般说来，全世界政府的管制大都会有财富重新分配的结果，总有权利受损；然而台湾之举却是皆大欢喜：政府、地主、农民均有进帐。在市价引导下，拿捏关节之精准，主意政策之简洁，令人回味）。

然而就是这篇极富洞察力的从真实世界打捞上来的干货，《美国经济学报》却似有眼无珠，编辑转述评审员意见说，文章不错，但众所周知，佃农分成的百分比是由风俗习惯决定的，要张五常以此为出发点修改。这显然是一种荒诞，要用想当然的前提替代真实世界新出现的事实。这说明什么呢，我以为是数学逻辑僭越的一个后果，他们更愿意接受理论的逻辑，而不喜欢现实的逻辑。数学的引进，就像过去中国的科举表达形式格式化为八股文一样，节约了辨认学术成果的成本。但是，这种辨认更多是逻辑形式的，只判定它在给定条件下是否首尾一贯自圆其说。而假定的条件和前提是否真实，是否值得研究，就大有可讨论的了。如果匿名评审的是这方面专家，情况还好；但即使如此，美国学术分工之细，他又怎么去把握一个偌大真实世界里隐藏在错杂中的约束条件呢？张五常显然就遇到了一位自认为逻辑上自该如此的想当然的评审专家。

不难想像，有过这样一些经历见闻，却又总要知道“究竟所学有没有用场”的张五常，“主流”在他心里还存有几许神圣？

有着渊博数学知识背景的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对数学的历史早有观察：“大多数科学从它们一开始就是和某些错误的信仰形式联系在一起的……数学则结合了一种更精致的错误类型……首先注意到自明的东西然后再运用演绎法，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的一件事物了。……希腊人天才的片面性，也结合着数学一起表现出来：它是根据自明的东西而进行演绎推理的，而不是根据已观察到的事物而进行归纳的推理，它运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惊人的成就不仅仅把古代世界，而且也把大部分近代世界引入了歧途。根据对于特殊事实的观察以求归纳地达到某些原则的科学方法，代替了希腊人根据哲学家头脑得出的显明公理而进行演绎推理的信念，这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的”（《西方哲学史》）。事实上，数学的逻辑有助于我们梳理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它并没有发现新的事实之功能。而能否发现真实世界中的新的事实和知识，对经济研究来说却是重要无比的事情。

经济研究在解释人的行为和世事，要解释费用成本高低，都离不开现实约束条件，人或某项政策的最大化追求总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而所谓的约束条件常常就是真实世界的新事实。

张五常见识了经院主义经济学之后，乃觉无趣和失望。否则，他怎会以“在香港出生，从小爱海”之由离开当时如日中天的芝加哥而去西雅图呢？这在当今那些千方百计千辛万苦投奔“主流”，以与“主流”为伍、入伙，当作人生最终目标的人看来，这实在是“自甘堕落”。张五常逃逸中又恰逢一直在“主流”外的流浪汉科斯，俩人大倒苦水，相泣拥抱，一拍即合，心心相印，于是，一个务实的中国人和一个务实的英国人;一对“坏孩子”撒腿跑得离主流更远了。说来也是，自以为一身绝技的少林寺和尚，成天的生活却只是诵经比记性，看寺护院，而不用来下山应付外面真实世界的种种“意外”，这简直是不可理喻。俩人并不觉得未跟“主流”一伙是什么羞耻，而他们认为无意窥见的作弊才是羞耻。这种生活根本就不值向往，完全就是一种煎熬。

持器下山，回到真实世界的张五常，遽然有了“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苏东坡《前赤壁赋》）的通吃感。深知“主流”破绽和软肋的他，真的就如其宣称的那样：“一个有实据在手的后起之秀，有时只用三招两式，就可把一个纯理论高手杀得片甲不留” （《卖桔者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第一版）。

1973年他发表了《蜜峰的神话》，通过自己在华盛顿原野及果园的三个月调查，证明了蜜峰给果树传播花粉的服务，以及果农供蜜峰花中采蜜，都是以市价成交，且市价之精确比日常一般商品买卖有过之而无不及，成功地反驳了诺奖得主米德由蜜峰活动而起的“市场失败”之论，指出其立论前提只是逻辑真实而非实情。

诺奖得主阿罗认为发明专利权收费不易，需要政府援助发明研究；同时他还认为，专利权持有人收费就会在边际减少发明的使用，对社会无益。张五常又指其高论是坐在书房里演绎想当然。张五常调查过专利租用合约，其收费结构五花八门。他在文章里说：“我只知道收费的复杂性，却解释不了，阿罗显然连这复杂性也不知道”，言下之意是诘问：堂皇之论又是从何说起的呢。

诺奖得主萨缪尔森用“共用品”理论解释灯塔，以证明何种物品和服务应由政府免费提供。张五常用科斯的调查却说明，经济学家关于私营灯塔是无从收费或无利可图的观点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的“共用品”理论虽然精湛，然而却被张五常和科斯当作教训：“我们认为许多经济学者所要‘解释’的现像，都是无中生有，到头来是枉费心思” ，“若不知道事实真相，就很难用理论去解释事实”（《卖桔者言》）。或许俩人在心底里就认为，离开真实世界观察，单靠数学逻辑演绎所表现出的对现实的惊人智慧，往往可能只是极其精炼的愚蠢。

张五常与科斯的论述，不用数学而用事例，用文字而不用符号。似乎与“主流”的差别仅是在表达形式上的，只要前提真实可靠可观察，怎样展开都可以。事实上，可能数学逻辑表达得更清晰和精确。开初，接触张五常及科斯，我以掮客之心度了智者之腹，以为二人如此行文是为了获得普遍传达性，同时也感觉到这种表达形式使经济研究成果更易于让人了解，从而也有利于大面积地提高人的经济理性。于是在办报中和与学人接触中也鼓吹如此说事论理。樊纲、汪丁丁、张军的散文集都描述过我“监工头”般形状。但后来我明白，张五常及科斯采取如此与“主流”不同的论述方式，意义要比表面看来深刻得多。

从真实世界出发，寻找真实约束，讲事例比数学难作弊得多，造假也不易，这种方式使整个研究过程都被真实世界约束着。尽管它的叙述可能没有数学表达的优点，易产生歧义甚至逻辑矛盾，但它却有着最大的优点真实。一个真实事例里的现状与约束的关系，往往比数学模型里的这种关系更门户大开，更频繁地经受经验事实的冲击，而且相始终。张五常与科斯说事例，并不是我们平常司空见惯的那种讲一个故事说明已知原理的那种经济学连环画，因为这种“经济学故事”并不给人新的信息，它只是让非专业人员了解这门学问，至多加深理解而已。而是指原理工具早已成竹在胸的学者，在敏锐发现现实中的“反常”、“费解”后，大胆假设或凭预感去猜测何以致此的现实约束，细心耐心调查现实约束的，以求新的发现过程。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研究样式，然而今天我们都快将其视为“左道旁门”，归入“茶座”闲聊一类了。但真正好的这类研究，提供的真正知识，决不在所谓“主流”的数理模型之下。对正处在转型中的中国而言，“意外”、“反常”，“费解”之事大大多于制度稳定的发达国家，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该如何分工呢？我认为，不看事例做模型，实在是比较优势的误置。我曾戏问一位编辑同行，你那本学术杂志发那么多文章，如果把数理模型拿掉，还剩点什么，会不会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如此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如此激励学人，自己眼睛看到的事都不以为然了，那份欲跻身国际学术的自信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匪夷所思。

波普尔在《猜测与反驳》里试图给人类拥有的“最受尊敬的那一部分知识”（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科学定义，认为一种理论有无科学性的标识之一是敢不敢冒险，授人以柄，即说理论事把可观察的根据前题亮出来；而不是一个假说，一个因果关系里的前提或根据让人既无法说错也没法说对；让人无从检验，觉得可疑。张五常与科斯们讲事例是大胆授人以柄的，从真实世界的事例出发，又在其中调查约束，证明其发现；从前题到结论的整个过程既易于观察又容易证伪。就寻找真实世界的知识而言，说事例所表现出的科学精神显然优于主流的数理模型。

只要不是把经济研究当游戏，当智力竞赛，纯粹的智力活动，而是欲获得这个真实世界的真知灼见，便大可不必为比张五常使用数学多而得意洋洋，完全可以先将数学放到一边，先在真实世界里去为它找前提，去仔细勘察真实世界里的约束何在。得大要之后再干技术活儿也不迟。经济学若要解释现实世界形形色色费用成本的高低由来，以及“反常”，仗恃数学无济于事，只能万分耐心地观察事实，注意新的事实，因为它们中或许就有你踏破铁鞋所要寻觅的“约束”，它既可检验你的理论，还可启发新的假说。如此得来的学问就是真刀真枪了。

和香港大学其他学者赐稿一样，张五常每次传真本报的首页均是香港大学经济学院笺函。笺函抬头都有“格物致知”四个隶篆。我想，这恐怕是港大经济学院的“院训”；而且，我还有理由推测，是张五常自大洋彼岸归来受聘该院魁首时，对此是深抱认同的。

曾任北京大学掌门人的蔡元培，对“格物致知”四个字也别有心得。蔡元培是1892年殿试得中清末进士的。而在此之前的1883年，15岁的蔡元培参加浙江江阴县县试，中秀才的童试卷，论的即是格物致知：“随物而穷其理，随物而致其知也”。想必蔡元培于此之悟，深邃于其它，否则考官不会在其试卷上如此评语：“简洁名贵，滴滴归原。合观前几场，或优或劣，判若天涯，岂果文有一日之短长耶，抑不尽然耶”（《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可能也正由于此，才有自由民主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滥觞。蔡元培当时显然已察觉“四书五经”等教条并不能规范天下之物，自然不能致穷天下之理。堂堂求知圣地，岂能自立菩萨自拜佛，划地为牢，局限心智，一切还是留待自由格物后再说吧。其实，牢人心智哪里仅仅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呢？一旦重染数学逻辑病狂，且又可让人浪得虚名，理智倒是诉诸理智，可真实世界又何处得见呢？如此经济学除了少数人把玩，谁又敢仗理行事而不怕步步踏空呢？

我们这个大一统的国度，加之如著名学者黄仁宇所指出的那样，向来又没有机制上的“可计算性”，处理信息成本极高，于是大而化之由来久矣。国门渐开时，演绎的欧洲大陆哲学似曾相识，自然亲密拥抱。然而，在这世界真正得益的却是视归纳的经验主义哲学为圭臬的英美国家（张五常关于“那些主张演绎法或归纳法的纷争，不宜尽听”的说法也有失粗率。强调“预感”，大胆假设没有错，但初始点还应是真实的经验事实。而这正是归纳的经验主义哲学强调的。胡适讲“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与张五常一致，但从实际情形来看，前面还应有个弄准经验事实的前提。而这正是张五常毕生所追求的，那又为何要歧视归纳的经验主义哲学）。尽管，如今英美国家也用数学的八股来“科举”国内外的士子，看你持器如何。但如果数学工具的痴迷替代了真实世界的观察，这实乃又是一次不幸的僭越。

如此情形，让刚从神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西方哲学史》）中挣脱出来的中国经济学迎头撞上：神学，武断而又飘逸，但其宏阔无比无从证伪已让今人所不屑；但另一种束缚，却是理智且精致，无此经验难免中计，有此经验亦可能乐于中计。事实上，张五常科斯一类经济学家的叛逆和反抗也没有占到什么上风，并为此黯然神伤：“今天经济学的发展大都与真实世界脱了节。好些自以为与真实世界有关的，其实是一些数字游戏。这些我明白。民以食为天，各国政府大量资助学术，似模似样的学术文章，在什么知名学报上发表了几篇就可赢得一个铁饭碗。老实说，要是四十年前经济学像今天的那样，我早已另谋高就了”（《佃农理论》）。严肃认真的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目前似乎正而临着这样的选择，是按象牙塔之路、智力表演之路的要求装备自己；还是应中国实践之急需，照真实世界经世致用的要求来装备自己。两者皆有成本，每个人有着不同约束，所以选择不易（我把自己见过的十来个诺奖得主大致分为三类，尽管我没有资格，但我在此奉献点愚蠢博读者灿然一笑以抵读报之费用：第一类没有什么好多说的，他们实际上是统计学家和科学家，如克莱因、西蒙、福格尔、马克维茨等；第二类是经院主义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阿罗等，他们志趣和气质是贵族的，他们追求智慧精致逻辑完美及沉思的快乐，以至不愿意让真实世界的例外扫兴、倒胃口；第三类经济学家气质更象是平民，如科斯、贝克尔、弗里德曼等，他们缺乏欣赏形式美的雅兴，更感兴趣在现实世界追逐隐秘的真实，捕猎约束。我想，诺奖得主如此形形色色是与偏好、禀赋及个人生活经历约束有关）。

同样是国际知名学者，杨小凯对张五常的惋惜很有意味：“张五常的企业理论虽然很有创见，但却是很少被人引用，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理论不是数学模型表达的……科斯本人深懂张五常对企业理论的贡献，在他领取诺贝尔奖的演说中，就多次提到张五常对他思想和对企业理论的贡献”（《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

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仅就我对张五常的管窥，我以为早已学业满师下山到了真实世界的他，是不屑的。其一，他在美国已看多了数学的弄虚作假及学术场上的红尘烟云，曾经沧海难为水；其二，他在真实世界“破案” 成瘾，离却巫山不是云。

前两年我出国经港，两次蒙张五常之邀在其家听其用粤港普通话相告：“有两种真实，一种是数学逻辑里的真实，一种是真实世界的真实”。他自认为他和科斯是在后一种“真实”中活动的经济学家。然而英雄气短，狂傲的张五常也有悲从中来时，他在《〈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一文中寂寞伤感悄泄：“在我认识的经济学者中，科斯的思想与我最相近。他不用数学，不谈逻辑，任何问题都先用预感找答案，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认为要用理论解释世界，首先要知道世界是怎样的。信奉这后者的经济学者少，问题是要知道真实的世界，学者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所以发表文章不多，代价大，回报率也不高：科斯与我的文章没有一篇是空空如也的。走这路的人的不幸，是到退休之际世事知得最多，以至数之不尽的文章没有机会写出来”（《佃农理论》）。倾听到此，我有些难过；脑海里浮现出这位已六十有几的老人去年不辞辛苦自费奔波于大陆座座学府的情景苦心可鉴，哀心可鉴。对这位走遍天涯只关注“格物致知”，而不屑抄书造公式 “穷理致知”的经济学浪人，对这位磊落使才慷慨任气而不介怀世俗成败的经济学侠客，我倒感到庆幸：多亏你没有效劳于那些洋八股和把门的差衙，没有泯灭羞耻去同享虚巧之乐；否则，我们又到何处去见识和领略这等智慧和超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