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精神病患者整天鼓吹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对中国人态度并不友好，尤其是瞧不起东亚病夫的官僚机构，是极度鄙视中国人的西方代表人物。官方整天喊着马克思主义，明知道人家瞧不起中国，这是不是辛辣的讽刺？

马克思是怎样评价中国的劳苦大众的，联想中国的现状，大家看了《马克思眼里的中国人》，巴掌打在官方的脸上，不知道官方作何感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屡屡称中国为“天朝帝国”，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不仅“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而且“习惯于靠无知来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为“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中国人被称为“半野蛮人”、“野蛮人”、“陈腐世界的代表”和“宗法的骗子”，等等。

     

马恩一生都没有去过中国，也没有跟中国人直接打过交道，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究竟缘何而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生于19世纪上半叶，这个时期欧洲思想界恰好经历了长达二百年的“中国热”，“中国”一词已为欧洲主流思想界耳熟能详。尤其在德国，从莱布尼茨和沃尔弗到康德和黑格尔，走过了一个对中国从崇敬颂扬到批判反思的历程。如果说当年莱布尼茨学派对中国持褒奖态度的话，那么，马克思青年时代所崇拜的思想导师黑格尔则对中国进行了辛酸的嘲讽和严厉的批判，马恩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认识中国的。黑格尔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达到了现在这个发展水平，但几千年来却停滞不前，“……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1]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说中国是“活化石”、“木乃伊”、“僵死不动的东西”，显然跟黑格尔的观点如出一辙。我们的研究还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从同时代人的著述中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之外，欧洲18世纪的思想家乃至古代的先贤们有关东方社会的见解对他们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在欧洲，一般认为最早论及东方人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说：“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2]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对亚洲人的笼统评价是从早他一个多世纪的希腊医圣希伯克拉底那里来的。《希伯克拉底全集》中这样写道：“亚洲人较欧洲人精神卑弱，性情温和，怯于战斗。”[3]这种观点在欧洲流传了二千多年，如17世纪被派到中国来的俄国使节、罗马尼亚人米列斯库在其《中国漫记》一书中就以见证者的口吻说中国男人打起仗来“勇如妇孺，怯如走兔”，“比起我们欧洲人，中国人之勇敢犹如妇女在男子面前所显示的。”[4]后来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对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评价。可见，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在双方直接交往匮乏之时，乃是世代传承、相互影响的。

18世纪是西方发展超过中国的世纪，西方人也随着这历史改变对中国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