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2009年11月26日《东方早报》
    150年前的11月24日，达尔文《物种起源》第一版发行，共1250册，当日便销售一空。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进化论逐渐撼动整个世界——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一生物学的理论，意外地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乃至中国现实产生巨大影响，且至今不绝。

　　事实上，达尔文自己始终反对把进化论用于社会思想学领域，直到临终时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理由可以把进化论用于哲学。他在1878年评价这种做法时说:“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观念。”反思进化论在中国的种种，一直以来多的是称赞其鼓励变革的思想解放作用，然而对于其在社会思潮方面的负面影响却甚少有人提及。

　　在今天一些学者看来，进化论当时在中国的有效传播代表着一种中国古老的历史循环论让位于进步史观，它当时更多地预示着一个新的轴心时代的到来。然而，面对当下，我们又该如何反思进化论呢？

　　抗战后，从书斋转入现实的废名在考察中国乡村教育实践后曾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被进化论所改变的世界，他认为“真理不是进化”；在他看来，把进化论这种生物学学说引入社会人文界其实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极大的破坏，并使得沉醉于“进步”与“进化”这些名词中的国人日益功利化与“机器化”。

　　进化论——150年前发表的一种生物学说与线性时间观，在古老的中国文化语境里到底会遭遇些什么呢？而当下，又该如何对进化论反思呢？

　　科学与社会

　　两种层面的进化论

　　从生物科学层面而言，从进化论提出之日起，虽然质疑一直不断，最后的结局似乎是达尔文占了上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从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生物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作用能导致生物的适应性改变，此外，还包括自然选择说与渐变论等，即物种是通过微小的优势变异逐渐改进的。然而，达尔文的进化论过分强调了生物进化的渐变性；他深信“自然界无跳跃”，用“中间类型绝灭”和“化石记录不全”来解释古生物资料所显示的跳跃性进化。他的这种观点近年正越来越受到间断平衡论者和新灾变论者的批评。

　　然而从非生物科学层面而言，进化论却一直存在着一个曲解的过程——这就是社会人文领域。其表现一方面是西方宗教界的误解，直到1996年，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才首次公开表示：“信仰并不反对生物进化论”；“新知识使人们承认，进化论不仅仅是一种假设。”但直到现在，美国一些在宗教上比较保守的州还禁止在中学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

　　一个事实是，《物种起源》问世以来，许多重大的社会道德进步观念，都努力从达尔文那里寻求依据。

　　进化论的法则甚至曾经被解释为胜利属于最强者，它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然而，达尔文自己却始终反对把进化论用于社会学领域，直到临终时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理由可以把进化论用于哲学。他在1878年评价这种做法时说:“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观念。”

　　中国的进化论

　　与达尔文没有关系

　　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进化论一度被捧至至高无上的地位。

　　目前可知的《天演论》是我国最早介绍进化论的读物，1898年由严复用文言文翻译出版。《天演论》译自赫胥黎介绍达尔文思想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非《物种起源》的原作。严复翻译此书加了许多注释与评论，而其目的显然是社会学理由更多于生物学的爱好。在《天演论》中，严复接受了斯宾塞“适者生存”的口号，且加上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八个字。然而，一个事实是，赫胥黎坚定地维护生物达尔文主义、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并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不适用进化竞争的规则，而严复在翻译时把这些内容全部删去了。

　　达尔文在中国的误读由此开始。

　　《天演论》出版后，风靡中国思想界。梁启超因之宣讲“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而一位名叫胡洪梓的安徽人也因之取“适者生存”之意改名为胡适；五四时期，陈独秀则进一步发挥：“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

　　一些研究者认为，从中文对“evolution”一词的翻译上看，也存在着误读。“进化”一词来自日译，在中文中包含了“进步”的含义，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生物的改变，一定是朝“进步”的方向而去。而达尔文自己曾说:“说一个物种比另一个物种高级是很荒谬的……”他不认为所有的进化都必然朝着“进步的倾向”——而大多数中国公众对进化论的理解却与此恰恰相反。

　　事实上，最早在中国介绍进化论的严复在晚年对进化论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看到西方功利文化的恶果后，他那日益认识到中国保持“国种特性”的重要,进而开始从学习西方转而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答案，遗嘱中更是提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曾与熊十力多次辨驳的废名1930年代在其名作《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样写道：“其实大家都不是研究生物学，何以断章取义便认为是天经地义呢？这个天经地义便是一切都是进化的，后来的是对的。”

　　华师大人文学院高瑞泉教授认为，进化论在中国发生与遭遇的一切，都是在“达尔文与中国”的名义下的争论，其实与达尔文本人没有关系。对此有一种解释是，以进化论的传播为标志，中国古老的历史循环论让位于进步史观，它与其他现代性观念的互相配置，注定了短时间内中国要经历一种思想的跃迁，它所造成的大动荡，似乎预示着彼时一个新的轴心时代的到来。（记者 江村 石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