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想成为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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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思想上的争论使30 年代早期的文坛风波迭起，但这些争论未能激发出大量的文学创造力。似乎在思想领域里叫得最响的作家往往最缺乏创造力。瞿秋白、周扬、冯雪峰、梁实秋、胡秋原和其他理论家，并没有足以使他们增光的创作。其他高谈阔论的作家，写出的是些质量低劣的贫乏的作品。举例来说，蒋光慈靠一本畅销的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赢得了读者的欢迎，这本小说在艺术上堪称是当时最糟糕的作品之一。① 甚至精力旺盛的鲁迅，有时也因未能写出更多与早期短篇和散文诗一脉相承的抒情作品而引为憾事。虽然左翼的思想家们常常左右视听，少谈意识形态但决非没有信仰的作家们，却为新文学遗产做出了重要得多的贡献。30 年代一些最具创造力的作家——茅盾、老舍、吴组湘、张天翼、巴金、曹禺和闻一多都是左倾的。但他们左的取向，主要是日益受到社会政治环境影响的个人良知与艺术敏感的一种表达。另有一小部分人——李金发、戴望舒、冯至，大多是诗人，不太关心政治。他们的作品尽管影响不大，但往往在艺术上较左翼作家更有新意。主要由于这些有创造力的作家们的努力，30 年代的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诗歌与戏剧才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到日本入侵前夕，因作家们作为执着的艺术家日臻成熟，中国现代文学已处于真正文学“复兴”的边缘。但是这种正在兴起的创作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战争使现代派诗歌的众多试作突然夭折；战争为小说家们的精力另辟途径，离开其主要的文学课题。只有戏剧作为战时宣传的一种手段，在重庆和日本占领下的上海，作为逃避主义的娱乐而繁荣起来。扼杀这个时期艺术创造的真正罪犯，不是国民党（其高压措施培养了非常有助于创作力的批判精神），也不是共产党（由周扬执行的党的文学控制政策，对有创造力的作家几乎没有明显的影响），而是日本人。1937 年侵略者的炸弹和炮火，几乎在一夜之间毁灭了文学环境。

这个东北作家群的领袖是萧军，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除了是第一个战争小说的样本以外，还以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而闻名。① 这部长篇小说在鲁迅的支持下于1934 年出版，它的简洁的艺术结构得力于法捷耶夫的《毁灭》。但是如鲁迅在序言中评论的那样，“[ 它] 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② 情感的真挚——萧军亲身体验的激情，是这部作品立刻流行的原因。但在26 岁的年纪，萧军只是一个初学者，他的艺术在后来的作品中得到较好的发展，例如他的短篇小说《羊》和长篇小说《第三代》。在东北作家群中，一位天资远胜萧军的作家是他的妻子萧红。她的处女作是一部题为《生死场》的中篇小说，也是在1934 年出版的，但不那么流行。① 萧红凭着她对东北地区的方言和习语运用自如，成功地展示了一幅围绕季节更迭与人类生命周期的主要阶段——生、老、病、死——转动的农民生活的可爱的画卷。但是这一自然节律被日本兵打断了，日本兵的出现残酷地破坏了这个自然与人的和谐的世界。在萧红的其他故事和小品（尤其是《呼兰河传》）中，农民的生命周期体现在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人物身上——学童、猎人、土匪、年迈的农妇、新婚的姑娘，甚至俄罗斯人，在她看来，她们也都体现东北人民的原始活力。这位很有天才而不幸早逝的女作家，凭着她对故土的气息和声音的敏感，给读者带来了生动的东北意识；失去东北既是对个人的打击，也是国家的悲剧。

直到30 年代早期，中国现代戏剧才最终在写作和表演两方面成熟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单独归功于一个人。曹禺就读于清华大学时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该剧出版于1934 年，1935 年由洪深和欧阳予倩执导，在复旦大学由学生们演出。1936 年，“旅行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此剧，并取得空前的成功。② 曹禺的第二部剧作《日出》（1936 ）获得了上海《大公报》颁发的一项文学奖。曹禺受到普遍欢迎后，逐渐发展他的艺术，多种剧作相继问世——《原野》（1937 年），《蜕变》（1940 年），《北京人》（1940 年），以及《桥》（1945 年），这些作品奠定了曹禺作为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剧作家的地位。在他的所有剧作中，《雷雨》和《日出》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虽然在艺术上《北京人》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雷雨》得到好评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它的主题涉及五四时期的关键论点，维护“在传统的家长制社会的沉重压力下的个人自由和幸福”。① 在“解放”占统治地位的主题之外，增加了社会主义者初发的对资本主义剥削下工人悲惨境遇的关注。但曹禺不满足于照五四初期“社会问题”剧的过分简单化模型来铸造他的第一部作品。

周扬表态中不明确的口气，似乎也表明像他这样的党的官僚并不具有对作家发号施令的地位。在发动整风运动以前，延安知识分子们的自我英雄形象未曾遭到非议。有几个已迁居这一原始的革命圣地的作家，感到那里的生活实际和他们先前的想法相差甚远。

毛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演说，引言（在5月2日）和长篇的结论（5月23日）。在引导性的发言中，毛面对大约200名作家和艺术家听众，毫不含糊地用下面的话阐明了座谈会的宗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②带着这个讲得清清楚楚的政治目的，毛在后面接着抨击了延安作家所作所为中的一些错误倾向。他举出四个问题，全部指向这些不服管束的作家，“阶级立场”、“态度”、“对象”和“学习”。总的主题是十分清楚的。有些延安的“同志们”未能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当他们继续热衷于“暴露”，而不是“歌颂”新的革命现实的时候，他们没意识到根据地的根本不同的形势。他们坚持这一错误的道路，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他们的对象已经改变了；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换句话讲，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根据地的新接受者，是由“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组成的。为了改变他们的错误观念和行为，作家和艺术家们必须认真投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当然，还有毛泽东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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