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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是一位中国政治观察家、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Scott Kennedy的断言(见http://www.thechinabeat.org/?p=1182 ). 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觉得未必. 虽然胡舒立主编的才能和贡献不可否认,但是换帅之后杂志的成功得以保存还是有先例的. 例如《读书》杂志换帅之后似乎还越办越好了（当然这是主观的判断，我没有关于发行量的数据等等）。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这两个换帅是有本质区别的两件事情。《读书》的换帅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前任的主编过于偏左，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缺乏包容，从而导致刊物质量下降。我记得主编换后的第一期就有杨绛先生和汪丁丁教授的文章。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学者们对那个刊物的期望和支持吧。
我知道《财经》是一本很好的杂志，但是我并不常常阅读。我读得比较频繁的其实是汪丁丁教授在自己博客上贴出来的为那本杂志写的荐书。但从我少量的对那本杂志的阅读和事后读到的对胡舒立的报导而言，我觉得那本杂志具有一种特别的理想主义（这里作为褒义）。由于之前读得不多，所以我其实并未敏锐地感受到换人之后杂志的变化，从网站来看似乎变化不大。但是，今天我读到汪丁丁教授在博客上贴出的现任主编对汪教授的批评（见http://wang-dingding.blog.sohu.com/137849559.html ）我才觉得Scott Kennedy教授的论断可能是正确的。至少从那篇文章反映出的新主编的态度来看，这本杂志的前景确实值得忧虑。
那篇评论本身是关于是否应该在中国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在学术上是可以争论的。这方面的文章或许很多，但我基本没有读过。我“拍自己的脑袋”想了想。一个可能的折衷是：首先收紧信贷的额度，而不是马上提高利率。为了应对这场危机，中国国有银行的信贷一度放得非常松，信贷的量一下就飙升上去。我觉得这还不主要是由于利率下降了，所以贷款需求增加，而是由于“上面松口”了，对信贷量类似于“配额”的管制放松的结果。这一迅猛的增加有可能在这场危机过后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呆坏账，和更多的过度投资。缩小信贷的额度、加强银行的内控措施、严格银行内部对贷款的审查应该是有利的。至于说，为什么可以不马上提高利率的原因，我记得很久以前林毅夫教授曾经论述过一个“逆向选择”的问题。我觉得他的分析在这里仍然可以成立，故不多说了。
我在这里不是要就这个政策问题的本身展开论述——毕竟包括那位新主编在内的很多专家都比我水平高得多，也更有发言权。我想说的是那位主编对汪教授的批判似乎个人攻击的成分多、理性分析的成分少。例如，文中说到，“我们说这些学者有清流遗风，因其只顾理论完美，却忽略现实的丰富多彩，靠教科书夸夸其谈而不知世道艰辛，以天下人人不如我而自视过高，攻人一端不及其余，听信他们的说辞，解决不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问题。”“明知经济常识，却非要死抱着教科书，来教训决策层不懂装懂，并求全责备于短期刺激举措考虑不周，不能不让我们怀疑清流学者们的公开批评，是否在博取清名。”这些语言都不是理性分析而是人身攻击。更让我惊奇的是对于一些很特别的观点作者并未充分论述。例如，“这其中奥妙在于，真正怕通胀的是富人，通过放开资产价格，形成资产泡沫，而非全面的物价上涨，或可让弱者在新变局中重新分配利益。”我倒不是说Conventional Wisdom都是好的。恰恰相反，我倒是很喜欢阅读有充分论证的Heresy.因为那些有坚实论据的反常观点往往是创新的地方，最能给人启发。我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读到通胀的财富再分配效应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这必然有利于“弱者”。特别考虑到，中国大多数居民都还是以存款的形式来持有“财富”，那么通胀一般而言就会侵蚀他们的财富啊。当然我知道的这个是常识，但是反驳常识需要充分地论证才行。至少在这篇文章提出了惊世骇俗的结论之后没有看到充分的论证。或许还有在别的论文中有展开的论述？如果有，请指点，我一定拜读
总之，假设汪教授转帖的这篇文章对新主编的立场、态度、方法具有代表性的话，那么我们或许有理由相信Scott Kennedy的论点了。
我这篇小文章主要就是想说这个，不过顺便还想说一点：关于《财经》是否应该局限于“财经”报导。我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国际上的著名的经济类（财经类）报刊几乎都不局限于财经，而是放眼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等。随意就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等。我觉得国际一流财经报刊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从财经扩展到政经、社会等内容是必然的。没有这样的大背景的了解，如何能透彻把握财经？例如，不观察中国政治的走向，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走向？“纯粹”的“财经”很难是一流的“财经”。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是无名小卒，没有能力和意愿参加任何的“斗争”。我只是最近一直很关心《财经》相关的话题，因为我觉得它的意义不仅局限于中国的新闻史，它的标志性对于我们理解整个社会、政治的变迁都有意义。我希望，《财经》不仅不死，还能越办越好。但这个希望要成为现实，新的《财经》编辑团队似乎必须要继承胡舒立的“遗产”，无论他们是多么的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