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09年10月传出人事动荡新闻，《财经》成为海内外媒体报道热点，相关搜索达到百万。没有任何一本杂志可以引发这样的关注度，这甚至让人难以相信它本来只是每期卖出22.5万本、致力于报道财经领域的刊物，这一切都是因为胡舒立——《财经》的一手缔造人，中国财经新闻“女教父”，11月9日她正式辞职，200多人团队里有140多人集体离开，宣告了曾经针砭时弊、揭黑反腐、被誉为“中国媒体良心”的传奇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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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莱坞版诞生故事

　　胡舒立与她的《财经》，有一个类似好莱坞传奇的开端。

　　一段见诸James McGregor所著的《十亿消费者》这样描述说，1953年出生的胡舒立在19岁时敲响了一扇影响她日后一生的门——江苏阜宁图书馆管理员、中国著名战地记者恽逸群的房门，在“文革”中被贬的恽逸群“像快要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欢迎胡舒立，不仅倾囊而授自己多年的知识，还把对中国政治、官僚系统的了解详细解释给她，为困惑的胡舒立指引方向。

　　出生于新闻世家背景下胡舒立高考首选志愿是北大中文系，当糊里糊涂被人大新闻系录取时，她还非常失望，跑去找大外公胡愈之（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说不想学新闻，胡愈之笑着答道：“这个专业很好啊，你应该去学。现在‘文革’结束了，新闻将会再次重要起来，等着看吧。”

　　“既然做新闻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胡舒立从体制内的《工人日报》开始职业征程，敢拼、勤奋、有耐性是贯穿始终的品性。因一系列揭露性报道被“外放”厦门后，她不仅面见了政府部门每一个人，包括和市长打桥牌，还顺便去厦大学习了英语；跑金融时为了接近吴敬琏，她开着吉普车送他去机场，坚持许久终于打动了吴敬琏；在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担任国际版编辑后，她“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其中也包括一批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后回国推动证券市场的中国人，如高西庆、周小川、王岐山，以及和胡舒立命运产生重要交集的王波明。

　　王波明，父亲王炳南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兄长王东明是中信证券董事长。王波明身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首批留学生之一，1998年决意创建一个更面向大众的财经媒体，他找到了当时被誉为“中国最好的财经记者”的胡舒立，胡舒立提出了直至今日都是中国媒体环境下的超前要求——每年近两百万元的记者工资以确保记者诚实，全权负责所有内容，采编独立不受广告经营影响。王波明以罕见的气度全部答应。
　　“工作狂”的两面性

　　《财经》特约作者、资深媒体人钱钢曾这样描述胡舒立的工作节奏：“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这也是数位曾在《财经》工作的资深记者的共同记忆：“行事像阵风，说话像阵风，英文相当流利，非常干练，对新事物接受快，是个工作狂人。”胡舒立是个不折不扣的新闻理想主义者，并将这理想贯彻到媒体实践中，在《财经》可以做其他媒体不能做的题材，又可以接受《财经》新闻训练，因此吸引大批媒体人，“当时内部流行一句话，主编到《财经》来做资深编辑，主任到《财经》来做普通记者，所有来的人都降一或两级。”据说还有某杂志的副主编，跑来《财经》做实习生。

　　“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今年7月份的《纽约客》关于胡舒立的报道里这样写道，此说法得到各种各样的故事印证。胡舒立的健谈是出名的，尤其在讨论业务时，某高层曾亲眼见一个记者用手机和电话那边的胡舒立聊选题聊了两个小时，直至记者电话被烧坏；胡舒立盯下属盯得很紧，有一次某记者从国外培训回来，深夜到北京的家，行李还没拆包，胡舒立的电话就打过来，开始布置第二天的选题。

　　“女教父”并不总是强悍的一面，前《财经》员工回忆胡舒立也有八卦的时候，“有一回聚餐，她像个孩子似的让我们看她手机上存的一张据说是某大案女主角的照片，然后和我们一起为这个绯闻门里的女人打分。”在另一次年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领导扮演年度新闻事件串烧，让该记者吓一跳的是，轮到胡舒立时，“这个身材瘦小的小老太太竟然纵身一跃，在地上连做十个俯卧撑，以影射那年月最流行的新词‘俯卧撑’。”
“危险女人”的危险报道

　　胡舒立曾说“记者的天性，就是探索和报道真相”，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真相都那样容易被暴露，在这方面本着“独立，独到，独家”的办报方针，《财经》创办的11年里作出一系列推动改革、引发社会公义的重磅报道，胡舒立曾说：“我知道如何把握报道的界限，我接近界限，甚至推动它，但我绝不会跨越它。”

　　胡舒立被《商业周刊》称为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源于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的《基金黑幕》，这篇把矛头直指中国几乎所有的基金管理公司的文章，揭露了许多基金界腐败现象，引得十家基金公司在《中国证券报》等三大报上联合发表严正声明，还有人扯起“基金是改革开放新生事物”的旗号给《财经》施加巨大压力，胡舒立的反应是用义正辞严的《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一文指出“公开、公正、公平”才是基金行业里最高道理，这篇报道直接触发了持续一年多的股市大讨论和监管当局一系列严厉措施的出台。

　　为《财经》赢来“年度杰出国际调查新闻奖”荣誉提名奖的是SARS系列报道，这也是胡舒立所带来的《财经》第一次跨出单纯的财经市场关注公共领域事件。2003年初，在卫生部要求下，内地媒体对SARS的蔓延普遍选择沉默，记者曹海丽却从香港火车站上几乎每个人都戴口罩的情形敏锐地觉察到情况的严重，胡舒立判断：“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那我们就要做。”于是4月份《财经》最早详尽报道了SARS事件，同时也是最早进入疫区实地报道，并推出每周一期的SARS特刊。

　　这“危险女人”的一系列“危险报道”，一以贯之的是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所概括的“欧美新闻气质”，钱钢这样评价《财经》：“在中国是最好的媒体，代表了中国新闻界对未来的一种探索。”

　　胡舒立曾这样说过，《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树还在生长，啄木鸟却飞走了。胡舒立11月15日财经网最后一篇博文《我走了，再见》的博文中这样写道：“好在我们坚信这是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机会意味着希望，也意味着压力。没有理由放弃，就是因为机会总在那里。”（记者陈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