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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一书的主要问题意识是：东、西方在经历十六到十八世纪相似的发展之后，何以欧洲经济在十九世纪之后会超越亚洲。本书的主要论点可以摘要为以下两部份。
首先，在十六到十八世纪这三百年的世界经济中，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呈现诸多雷同之处--包括农业与科技（第一章）、地域性市场活动（第二章）、上层社会的奢侈消费（第三章），甚至是政治势力规约经济活动的模式（第四章）。而整体言之，中国与欧洲的经济核心地带，皆存在着因人口成长所致的资源与生态压力（第五章）。但在中国，由于国家鼓励核心地区（例如长江下游、岭南等）和边陲地区（如广西和长江上游等）之间较为均衡的发展，例如官方介入米价的调整，以及将工业传布到边陲地区的方针，促成中国在十八世纪人口从拥挤的核心地区朝向人、地比例较为稀疏的边陲地区流动的趋势；反之在欧洲，由于东欧与西欧之间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易北河以东强制劳动和领主专制--西欧的自由民并没有大规模移民东欧、寻找可耕地的现象。当中国的生态压力随着人口流动而由其核心扩散到边陲地区时，西欧的困境又是如何疏解呢？这里来到了论证的第二部份。作者指出，欧洲之所以能够在十九世纪初期突破这个压力，乃因为：一、煤矿的供应与欧洲核心工业地区在地缘上的相近--反之中国的工业中心与矿源所在地之间的交通不便；二、十八世纪之后，美洲大陆成为欧洲经济的新边陲（new periphery）（第六章）。

楼上说得很好，我再总结一句，彭慕兰这样比较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西欧能够超越亚洲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而不是欧洲有所谓的市场、制度、科技的优势。但是对于这样的观点，我是一时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