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改革，从1994到2004
前面谈到我的思路是VCG制度经济学，有朋友会问，所谓的VCG制度经济学和《可累计租赁协议》之间是否是一体的关系，简单来看，这两个思路都是对丰腴社会下，资源过剩问题的讨论。
问题是我们的社会是否是一种资源过剩状态。正如阿玛蒂亚森的评价，即使在饥荒年份，一个非洲的饥荒国家的实际问题也是由于不公平的分配结果而非实际资源短缺造成的。人类已经离开原始社会几千年了，从生产能力角度来看，根本不存在社会资源的绝对稀缺问题。
所以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正是因为它是一种实质垄断产品，今天的危机根源也是由于人类对于未来的保障性需求扼杀了真正的社会需要的结果。
这段文字旨在说明真正导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根源正是经济学本身。
感谢朋友的点评，在这里我就用三天时间对我思考过的三个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批评指正。
从VCG体系出发，我们在思考一个稀缺问题之前，总要思考稀缺的根源是什么，以及是否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对抗这种稀缺。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对于这个现实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解释是政府为了改善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中比重的下降问题。这个问题是问题的一个表象，正如如果财政收入不均衡，不可能是中央行政命令执行的终极障碍。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也要从经济的不饱和状态进行切入。
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一个正统的经济史学家将会从三个层面进行剖析：
第一、经济事件的历史背景。
第二、经济事件的实际经济后果。
第三、经济事件的受益者和实际社会价值。
事实上，有了这个分析框架，我们甚至可以对今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经济危机问题进行一种可能性的预测，这个问题留待明天去说。
就分税制改革来说，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分税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第一、分税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分税制改革的历史背景有二，一个是小背景，一个是大背景。小背景就是分税制改革的起因：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财力分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也是由一种经济政策导向造成的。这个导向就是发端自1978年来的包干制体制。
何谓包干制，包干制是我国在1984年起实施，一直到1993年为止执行的一种税收模式。最早的包干制是指我国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初期实行的一种关于干部生活待遇的制度。每人每月除按一定标准供给伙食外，再发给若干实物或货币。但是在税收层面的包干制则是延续家庭联产责任制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南方省份是税收包干制最早的收益者，对于包干制而言，这种体制将给地方财政更大的社会激励机制。但是从一个国家整体来看，如果税收总规模变化不大，那么地方持续的增收将会导致中央财政在总财政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就是把税收中属于中央直属企业和重大项目的税收收归国有，而留给地方地方企业以及一系列属于地方的资源性收入。这种分配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分税制。
从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分税制改革处于1994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就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转型。在这个大背景下，旧有的体制在新兴的社会体制冲击下逐渐转型成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模式。这在前苏联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但在中国，我们却没有市场经济建立的强烈感受，直到今天，我们感受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一种自然状态中自发形成的。
第二、分税制改革的经济后果
分税制改革带来的经济后果非常明显，那就是自1994年起一直到2004年为止的中国国有企业改制浪潮。为什么时间断在2004年，以后我们要重点谈一下这个时间。
对于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有学者提出了所谓的冰棍效应，时至今日，这个名词已经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历史性名词，但是却有必要再明确一下这个概念：
冰棍理论由杨凯生提出 “处置不良资产就像卖冰棍。冰棍在手里时间长了，就融化了，不良资产也是如此。如果不能赶快处置，时间长了，就只剩下一根儿木棒了。”杨凯生近年来常常在各种场合阐述他的“冰棍理论”，“不良资产将随时间的推移加速贬值，因此应当尽可能加快处置的速度，提高不良贷款的回收率。”
冰棍理论”作为对国有企业状态的理论定性之一，在许多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高调提出的。当时，以厉以宁、张维迎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经济学家都对此理论极为推崇，曾在许多不同场合力挺。
该理论比较经典的阐述如下：“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后来的实践证明，许多国企私有化后的新主人只是对国企的收益部分感兴趣摄取到手中，原有的负债和职工则通过种种渠道剥离出去。在赖掉债务、原有职工推向社会之后，国企内部的问题变为社会的问题……冰棍被吃掉了，冰棍杆儿、包装纸污染了环境。
认识到了冰棍理论的诸多不利，该理论也就成为国企改革中一个历史名词，被记住而不再被简单认同。当然，作为国企私有化的基础理论之一，其等价论述仍然活跃在私有化改制的的各个国有企业之中。
以上是对冰棍理论的理论评述，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前人之述倍矣。不过我们的视角是如果国有企业在1994年之后就开始大量倒闭，那么为什么在1994年之前没出现这个经济现象呢？如果有朋友觉得我把时间定在1994年有失公允，那么我们可以把1994——1998年这4年时间排除掉，单纯比较1998年之后和1994年之前的国有企业绩效，有心的朋友会发现这个结果。
是的，两个时间段国有企业的表现如此不同，以至于对于1994年之前国家历史有了解的朋友均不理解为什么在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国有企业出现了这么巨大的反差，企业高管对企业实现MBO，国有资产大幅流失，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而更重要的是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学派因此兴起，我们开始对制度问题格外关注……
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收入上的差距，于是产生了以中国源自深层次的两极博弈。这种两极博弈的结果是明显的，其动因更加明显，没有地方政府会为自己治下不缴纳税收的中央直属企业主动创造便利条件，因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都是来自自己治下的私营企业。
如果这个结果是分税制改革的终极结果的话，我们说看官未免过于悲观。事实上，从实际经济效果来看，在1994年之后，到2004年为止。经过漫长的严冬考验，大量改制后的国有企业成为了市场竞争的主体。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大规模改制的浪潮中，悄然实现了企业的市场化转型，因此在这个角度说，当市场回归时，中国的企业其实已经完成了前苏联休克疗法没能实现的激进式改革，而此时，我们的主要精力还在外围问题大做文章，而问题的实质已经得到了解决。
第三、分税制改革的受益者
分税制改革的受益者表面上看是南方发达省份的地方政府，转制后原国有企业的老总，以及在专制过程中提高的社会生产率。但这并不能成为分税制改革真正的受益者群体，从一个最简单的古代政治逻辑出发，中国人相信，得道者躲助，失道者寡助。事实上，分税制改革凝聚了广大中国劳动阶层对于中央直属机构的信心，同时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因为急剧利益分配带来的社会问题更让暂时得益的社会阶层必须依附于更具中心力量的核心阶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表面上看一方得益，但真正的得意群体却另有人在。
所以结合这三部分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分税制改革过程中，中国不知不觉间完成了前苏联费尽心力所走的经济转型过程，在这种不知不觉的过程中，一种社会意志得以广泛伸张，以至于今天的我们对于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一方面表现得默然，另一方面则更从内心呼唤一种内在的和谐回归。
这种和谐回归与其说是社会自然选择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之前，那个冥冥之中的力量所预见的，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会必将回归到一种更趋合理的社会公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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