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一样。
每个个体都想要获得利益，如果各方力量差不多的话，可能会协商；如果实力悬殊的话，可能就会强制。
这里的个体具体所指不同的事件中各有所指。历史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
皇权制度的建立与巩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源于强者的自利。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源于自利。
商鞅变法，实际就是制度的变迁。我们不去深究历史细节。两个人物起着关键作用。第一个就是商鞅，他要求功名、实现自己的抱负；第二个人就是秦孝公。想要富国强民。于是一场中国历史上很早的变法开始了。后来，商鞅被杀，实际也是源于另外一些人的“自利”。但是，很多做法还是保留下来了。“人民”在里面的作用是非常小的。
再看看削藩制度、思想控制的做法，如文字狱，典型的个体的自利。
至于社会的一些潜规则、行为规范、观念等等，他们的形成与扩散尽管原因很复杂，但跟“自利”有着莫大的关系，由于篇幅就不展开讨论了。
诺斯提到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之所以引发变迁根本上有时就是源于自利。
再看看第二个原因：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奥尔森说，三个和尚很可能是没水喝的，然而，肯定不会渴死。当渴得不行了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办法解决。这就是制度的“变迁”。
当集体都无理性的时候，改变是肯定要发生的。
注意跟第一点区别，这里也有自利的因素，但最大的动力是：已经无利可图，不得不改变。
我们看看两次变法。
一次是王安石的变法。看看变法前的状况。
北宋中叶以后，内部方面，政府官员数目持续膨胀激涨，真宗景德年间内外官已达一万多人，仁宗皇祐年间达两万多人，十倍于国初，导致冗官、冗费激增，执政大臣多“榻茸常材，斗筲小器”，保守主义盛行，不得不与豪强地主妥协，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兼并迫使农民转职军旅，使得军队人数激增。
北宋初年给予军、公人员极大优惠和特权，可免除差役和赋税。对外方面，对辽、西夏等国的战争，仁宗庆历年间军队人数是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使得军事费用增加，“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将不专兵和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使得北宋的国库空虚，人民生活压力更加沉重。
下面是岁入＼岁出表 （单位：匹贯石两）
年 　　　　　　　　　　岁入　　　    　 岁出
　　1021（天禧五年）     150,850,100 　　　　126,775,200
　　1048（庆历八年）     103,596,400 　　　　89,383,700
　　1049（皇祐元年）     126,251,964 　　　　126,251,964
1065（治平二年）      116,138,405 　　　　131,864,452
明显可以看到入不敷出。
第二个变法就是戊戌变法。情况更加明显。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大清帝国与列强的“相处”情况。
甲午战争后，列强各国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1895年，法国迫使清政府开放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的开矿权。
1896年，俄国取得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境内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并取得对铁路沿线地区的管理权。
1897年，英国以“永租”的名义，强占云南的猛卯三角地区，并取得在广东西江航行权，还迫使清政府开放广西梧州和广东三水为商埠。
1897年，法国不允许清政府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把海南岛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1897年11月，德国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1898年3月，俄国迫使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并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的权利，俄国以东三省和蒙古为它的势力范围。
1898年4月，法国强租广州湾，并取得滇越铁路的修筑权，法国以云南和两广的一部分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1898年6月，英国强租九龙半岛，7月，租占威海卫并取得津浦铁路南段的修筑权，迫使清政府宣布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的一部分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除了侵占了台湾以外，在1898年，又强迫清政府答应福建省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中国已经到了无路可走，无处可逃的地步。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老百姓，农民还是商人，只是情况有轻重而已。另外这里要注意一个观念：国家、民族的气节。
这两次变法，实际都可以看到不得不这样做的无奈。
再看看两次中国近现、代两件意义非凡的事。
第一件、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拒绝中国的要求，并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这只是导火线，真正的原因实际是中国受尽列强的欺凌、掠夺，国内也由于各种原因民生凋敝、经济萧条。
第二件事、改革开放。
看看1978年的一些数据就知道，实际当时的经济已经面临崩溃，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当集体无理性的时候，不管这种结果是什么原因，必然带来不管是作为正式规则的“制度” 还是非正式规则的变迁。
在一个很小的集体里，就像一个家庭，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临时组成的、为完成某个特定目的的团队，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这种现象。
诺斯屡屡提到的“交易成本”实际有时就是指的这个。
最后来看看观念的产生与更新。
观念一方面是规则变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推动规则的变迁。
地球围绕太阳转，太阳只是一颗很普通的恒星等等这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必然带来观念的变化，对宗教的统治会产生冲击。
君权神授的观念必然带来专制。
自由、平等、博爱必然会带来民主。
法的观念必然会推动法治的到来。
对法的观念同时也决定一个国家法治的具体内容。
集体主义的不当的宣扬与诠释，必然带来专制。
看看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吧，马克思的观念被接受、被宣传是不可或缺的前提。
我们来看看历史上两件很有意义的事。
商鞅变法前为了取信于民，以便新法能顺利地贯彻、实施下去，想了一个办法。
派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放在闹市中，下令说：“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去，就奖赏十金”，老百姓纷纷来看，但都抱怀疑的态度，无人去搬；商鞅把赏金加到五十金，大家更加猜疑：秦国可是从来没有出这么重的奖赏的。有一人不信邪，心想：虽然没有这么多的奖金，但总有一些吧。他扛起木头，搬到北门，跟随的观众很多。商鞅如数地兑现了奖金，大家这才相信：商鞅出令必行！
第二天，商鞅颁布新法，并使新法顺利地实施了下去。
商鞅很聪明，懂得先改变人的观念。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总统府改为新华宫。但是，袁世凯的称帝举措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他提出警告。
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仅仅持续了83天。
为什么？为什么在中国持续上演了几千年的戏演不下去了？很简单。民主的观念。不管他是否成熟，但帝王是肯定无法生存下去了。何况还有外国力量的干涉。不过，不要以为帝王没了，专制就没了。帝王制度与专制制度是两回事。
观念的变化，对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样会到来“规则”的变迁。
至于诺斯思考制度的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复杂。
为什么制度变迁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经济发展，但有时候就达不到目的？
为什么看是相似的制度结果有如此的差别？
诺斯想到“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和“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来解释，我觉得换一个词更好：专制与民主。当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意思。
无论怎样，这些问题至今没有一个人可以很好的解释。笔者也正是试图来解释。
笔者想到了一个词“秩序”，也许他可以解释许多现在我们没法解释的现象。
讨论规则的变迁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课题。在后续文章里还有讨论。不过都因为篇幅的原因不能做深入的分析，笔者正在计划一本书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跟诺斯的会有不同的视角。
看诺斯的文章让我记住了一个词：试错。
最大的收获。

你所谓的秩序，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早就不是新鲜课题了，如果要研究一个问题，首先要对一个问题的现状有了解，显然你没做到这一点，制度经济学不只是诺斯一个人在搞，建议你去看看青木，格雷夫以及SCHMIDT的相关研究

3# 只手遮天


秩序这个词早就有了，就像时间、空间一样。
可是，我们理解了吗。
对于这个词，真的认真的当回事的就是哈耶克。
可惜他未曾深入。

3# 只手遮天
我要想的问题是：个人理性导致集体无理性。
你说现在解决的怎样？
奥斯特罗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吧。
金融危机就是事例吧。

呵呵，那就是楼主你理解了，个体理性导致集体无理性，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自利偏好导致的呀，本质是个协调失灵问题，具体你可参见鲍尔斯的研究，它给了三种解决方案。金融危机的本质并不是一个理性问题可以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