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了一些关于曾国藩的书，小时候常听说曾国藩是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清政府的走狗。现在想起来觉得这些想法十分可笑。一个人做了一些什么事要看他处在什么时代。一开始曾国藩回家为母守丧，此事太平天国已在全国作乱，他应好友之请出山。再到创立湘勇，与太平军作战，历经几次失败，到辞官回家，到再次出山。终至剿灭太平军。任总督。人生经历可谓跌宕起伏。虽然故事发生在一百多年前，不过今日看来，仍有不少值得回味之处。
    首先是曾国藩代表的清朝政府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之间的合法性。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在今日看来是能否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而认可的前提是公民在这个政府管理之下自身权益能否得到合法保障。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项是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公平性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要求人们安于现状，固守本土。以农为重，自给自足。人口是缺乏流动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风调雨顺还好，一旦发生天灾，人口就会发生大规模流动，而这恰恰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第二个问题就是社会财富分配问题，我记得上课时我们老师曾说过，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中，皇帝对全国负责，而他手下的臣子则是对自己负责。每一个官员都想着满足自己的最大利益，不同层级的官员按职位从利益中获得分成。每一个人作为经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及时给抓住了，来个“臣罪该万死”。一死了之。但是这种概率是很小的，因为这种利益网是相互勾结的。上级官员依靠下级官员获得更多的财富，但是他们自己往往是不用直接搜刮社会财富的（这和黑社会一样，大哥往往不用动手，动手的全是小弟）如果下级官员贪的多，上供的也多，那么他可能受上面的保护越多，提升的可能也越快，当然犯罪之后东窗事发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在集权政府中只有皇帝是最清廉的，因为他已经富有四海，但是他下面的每一个臣子只会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皇帝要求臣子恪守儒道，自宋以后儒学的变体理学更要求臣子要对皇帝中，要心怀天下万民，为什么?这就是要臣子与皇帝保持思想统一。当然古代每个读书人在没有获得官职之前他们没有权力，因此也就没有被纳入利益集团，他们会表达自身集团的利益，但是一旦进入利益集团，由于经济人本性未变。淡然也有不入流的，曾国藩就属于此类，当然此类人还会很多，不过他们也不是没有利益诉求的，也许是内心的道德约束和社会的评价。不同的利益诉求必然会发生冲突。还有一个就是官与民的关系，自中国古代就形成一种政治习惯。即官是管民的，所谓父母官，这是一种家庭中长者为尊在社会上的延续，民对官则有敬畏之心。这种下对上的缺乏监督和传统社会社会道德要求百姓要安于现状导致官员可以获取大量的社会利益。而百姓只有在没有活的希望是才会造反。这使得中国的百姓特别是农民阶层的需求长期处在满足生存需要这一需求上。但是一旦掌握权力，长期被压抑的需求就会爆发，从而很快适应官场逻辑。这种官与民的极端导致公平社会很难建立，因此也无法催生民主。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也是按集权模式建立的，因此逃脱不了这一法则。而由此带来的战争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本因属于旧政府的财富被瓜分了，旧政府肯定要从百姓头上搜刮弥补损失），造成社会更加动荡。所以他的合法性将会慢慢受到民众的质疑（如果新政府没有改变就有社会模式，没有享受到好处的人反而要买单，那么人们情愿回归旧政府）。对于曾国藩来说，他的面前有两种政府可以选择。是清政府呢还是太平天国政府。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说，曾国藩的选择是对的。不过我们不能否认，儒家传统的忠君爱国的观念使得曾国藩依然认同旧政府的统治，而这种认可也是对自己职业的认可。当然里面还有一点，就是一旦背叛的直接代价。那就是株连九族。虽说从汉代开始法家的理念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渐渐淡去。儒家在文化上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可是在历代的统治艺术中，法家的影响从来没有消失过。秦代施行法家治国，汉承秦制。其中法的至酷一直笼罩在除了皇帝以外的人的身上，这是一种必要的维系统治的手段，也是一种无形中的思想压力，它配合着儒家的忠。从而使得除皇帝以外万民的顺，进而使得天下安，稳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需要谨言慎行，同时保甲与连坐的传统使得每个人又不得放松对他人的监督。整个社会被一张紧密的“法网”深深套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叛逆行为可能会给家族带来不幸，这是大不孝。曾国藩乃是一带鸿儒，他不能也不敢反。
    接着曾国藩出山创立湘勇，进而组建湘军。但说他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清朝的统治者对汉人心存疑虑和当时国家的战乱不息使得他在在军队的统治权上一直存在掣肘，朝廷会派出监军来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而这些人是需要用金钱来打发的。同时军饷朝廷是不发的，而曾国藩的性格又使得他在官场中又不能获得必要的地方资助，这就使得他的事业起步举步维艰。我曾经在想，中国近代出现一批名臣，提了很多振兴国家的建议。也有很多有节气的官员在外国人的枪炮下威武不屈。可是依旧不被重用（这其中包括曾国藩）但是统治者似乎愿意看到整个政治集体继续腐败下去，这是为什么呢?现在看来，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皇权的稳固似乎比国家的稳定与强大变得更加重要。而这样也抑制了公民社会的形成，作为统治者是不能容忍一个强大公民社会的崛起的。内部腐败不可怕，但是内部的动乱是不能容忍的。这种动乱包含显性的，如太平天国的动乱。也有隐形的，即国家控制的军队的暴乱，古代的军队隶属于个人的可能性极大，所以对将领的控制往往尤其必要。集权统治下，统治者宁愿要一个忠心的庸才也不要一个难以驾驭的干将。这注定曾国藩的事业将是坎坷的。但是还存在一个问题，曾国藩一方面在思想中是保持对朝廷忠诚的。但是一方面，他又需要保持军队的独立性从而使得他以此获得政治资本。这是他个人价值的体现，是一个儒生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也是一个汉臣希望达到的最大野心。但是对于朝廷来说，一个对统治存在威胁的将官掌握重兵，即使他不想反叛，也是存在巨大隐患的。双方博弈之后，朝廷的圣旨下来了，调他做直隶总督。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明升暗降。湘军是他一手带起来的，是他今后的政治资本，能这样放弃吗？此时，他当年的朋友——左宗棠，当年的学生——李鸿章，分别统领的楚军和淮军已近开始自立门户了，内部的争斗已经开始，而这两人也开始上奏折陈述对曾国藩不利的事情，怎么办？乖乖听话，立即赴任还是提重兵去做一番更大的事业。在衡量了自身的实力与朝廷的实力后，他依旧选择了谨慎行事，而这一刻也就决定了他的一生的成就，但是也成就了一代名臣。这是一种困境，我们已无从知道曾国藩到底如何考虑的。但是我们看到在历史的进退中，曾国藩选择了进。在这之后，蒋中正，毛润之都选择了将军队掌握在手中，进而登峰造极。你会说时代不同，曾国藩的时代即使是进也挽救不了当时的衰落，或许只是造就了另一个皇帝而已。也许是，但是也许就书写了另一段历史。也许进，他的弟弟曾国荃也会做出赵光义对赵匡胤所做的同样的事情，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我们知道的是，在这进退之间，曾国藩完成了人生的一次蜕变，一个时代也在渐渐的蜕变，它是一个群体的记忆。历史也在不断地进退中将今日的故事化为昨天的往事。但是今天的故事依然离不开昨日的往事，在今日的各种政治博弈中，有很多人希望像曾国藩一样保持对事业的忠诚，但是依然被利益集团所左右，如何让这类人达则兼济天下呢？我们寻找，而答案就在广大人民心中——公众的权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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