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经济运行总是呈明显的周期性。法国经济学家克莱芒·朱格拉尔（Clement Juglar，1819~1905）提出了以九到十年为一个循环的经济周期理论，并由此成名。我们也刚刚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次过剩—解体循环。但我们的循环和19世纪的循环大不一样。
19世纪的每次经济下行之后，人们很快便恢复过来，重新投入生意，一如往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时候的经济周期是一种比较平和的周而复始。但如今，周期性崩溃的每次爆发都会吓人们一大跳。每次经济崩溃之后，我们也会修正我们的经济学观点。差不多每十年，我们就会发觉某种增长模式已经变得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1979年、1989年、1998年和2008年，我们每次都发觉，重新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
1979年，十年中爆发了第二次石油价格休克之后，凯恩斯主义走到末路。当年10月，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当选英国首相，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启动了大幅加息的紧缩政策，这两个互无关联的事件在时间上偶然重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人们不再把通货膨胀视作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药方。国家干预和货币扩张原先被当成安抚社会不满情绪的手段，但自那以后便同西欧的福利国家模式一道丧失了信誉。
说起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刺激政策，人们总是联想到欧洲，尤其是欧洲的社会民主模式，这颇有一点不公平，因为凯恩斯主张的最大代表其实是美国共和党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然而，1979~1980年间，美国政治氛围发生了转变，其高潮出现在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美国总统之际。这一转变使得拥护自由市场和创新的势力迅速崛起，同社会民主式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m）以及政治中间派形成尖锐对立。
过了十年，到了1989年，苏联模式——由中央统一指导经济增长的计划经济和现代化模式也丧失了信誉。在最后的日子里，苏联累积了巨额外债，这个负担终于压垮了一个其实早已失败的模式。
1997~1998年，下一个美梦破灭，就是所谓“亚洲奇迹”（世界银行一份著名报告的标题就是用的这个概念）。当时，亚洲各经济体以战后日本通商产业省的政策为样本，对经济实施国家干预，人们以为它们会把各方面协调得比较好。但是，跟苏联及其卫星国一样，那些亚洲经济体也走上了债台高筑的老路。
20世纪90年代末，泰国和韩国所爆发的经济危机掀起了一波潮流，鼓吹所谓盎格鲁—萨克森经济模式的优越性。但如今，这个模式也搞砸了，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显然令它名誉扫地，这下轮到欧洲和亚洲来对英美幸灾乐祸了。
显然，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波沉重打击了全世界，而金融阴谋论也开始甚嚣尘上。许多国家冒出不少阴谋论者，他们说，一场完全是美国搞出来的金融危机，为什么对其他国家的打击更大呢？这背后一定包藏着美国的邪恶大阴谋。中国试图以超主权货币取代美元地位，背后的推手是一股政治保守势力，这股势力之所以能兴起，是因为美国的金融和经济优势令中国感到不安。
一个个政治模式从兴起走向没落的循环周期似乎也变得越来越短。一度繁花似锦的“新兴市场”模式，可能很快就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印度私营部门的债务规模及债务质量令人担忧，穆迪评级正打算就此发出警示。而中国投资者对通胀的忧虑也在加深。
咒骂和诋毁不会彻底摧毁一种模式，但某种模式经历了这样一番折腾之后，很难再恢复昔日的荣光。欧洲社会民主模式把自己大加改造，从20世纪70年代活了下来。世界经济的未来依赖亚洲的强劲增长，这个观点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短短几年就重整旗鼓。如果英语国家能坚持经济开放，不向贸易和移民关上大门的话，它们肯定也能看到复苏的希望。
但每一波崩溃都会令人对某些制度大失所望，因为危机会被归咎于那些制度。20世纪70年代的倒霉鬼是福利国家，80年代是共产党政权，90年代是亚洲国家的产业和贸易部，在21世纪头十年则是“狼狈为奸”的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
上述制度都会有所削弱，能够寄托希望的制度越来越少，能够令人放心的货币也越来越少。
这场危机动摇了美元的根基这不假，但其他的货币比美元的毛病更大，问题更多。欧元是一个地区性合成货币（composite currency），而欧元区的经济增长成绩平平，对这场经济危机的应对也不尽人意。人民币仍然不可自由兑换。结果，再也没有什么货币能当老大。
中国非主流艺术家艾未未在时代氛围中敏锐地捕捉到一种四处弥漫、无药可救的玩世不恭。为了表达一切制度都信不过的观点，他策划了一个主题为“**** off”（滚蛋）的展览，展示了一组照片，照片上的他冲着世界著名的地标性建筑做下流手势：威尼斯（一度身为世界商业首都）的总督府、法国埃菲尔铁塔、美国白宫和北京的紫禁城。他正在策划的下一个展览，把嘲讽的矛头指向近来的一种（几乎是普遍的）趋势——各国政府为所犯的错误进行毫无意义的道歉，所以其主题是“So sorry”（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