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以纳税为基石的政治伦理廖保平
　　本周，有两条非常有评论价值的新闻：国家税务总局首次用《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形式，明确了纳税人拥有14项权利与10项义务；重庆将对司法机关部分干部试水财产申报。我个人认为，本周最有价值的评论应该从针对这两个新闻的评论中产生。
　　为什么这样讲？理由是，如果说成都拆迁案中唐福珍自焚不治，城管挨打比摊贩挨打多出100倍，百姓干多挣少，官员逼记者向着政府说话，饮料砷超标事件等等，都是值得“具体话题具体评论”的话，那么针对上两条新闻的评论则是事关根本的“宏论”，可以这样说，当我们讲透了那两条新闻背后的道理，再来分析那些可资评论的新闻事件，就一目了然，它们的内在联系其实是那么的清晰。
　　一个是纳税人的权利义务，一个是官员要申报财产，媒体发表的评论让人喜不自胜，单是针对纳税人权利义务的评论，这一周我眼见的就有近十篇，比如“纳税人有权利，政府才会尽义务”、　“纳税人的权利不应止于税务解读”、“以纳税人的名义伸张权利”、“发布权利公告是尊重权利的第一步”、“纳税人权利等身，路还很长”等等。关注官员财产申报的评论，自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湖南湘乡四地进行了财产申报制度的试点以来，就一直没有消停过。
　　一个是中央政府部门的具体工作，一个是地方政府的反腐措施，看起来毫无关系，实际上互为表里，即纳税是确立现代政治伦理的基石，公开官员财产是这一政治伦理的基本要求，只有深入理解这个道理，才会懂得中国社会种种的不公不平，归根到底是政治伦理没有完全建立，甚至颠倒混乱的产物。因此，在时下的中国，探讨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和官员财产申报，必要而意义深远。
　　富兰克林说，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一是死亡，一是纳税。其实不然，并不是人类天生就是纳税的命，如果没有国家政府，人们可以不纳税。现代政治常识告诉我们，人民之所以需要政府，是因为个人无力解决社会秩序、公共产品、公共环境等需求，人们通过缴纳税收的方式，供养国家行政机关，来实现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需求。这就像小区的业主交物业管理费，要物业管理公司提供公共服务一样。并且至为重要的是，人们拥有选择、更换政府的权利。
　　可见，纳税人纳税不是市场上的交易行为，把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交换给政府，从此毫无关系，他们只是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交给政府管理和使用，仍然对那些财产拥有所有权，人民与政府就像一种信托关系。这些税收中的一部分用来维持政府运转，养活那些为纳税人服务的“公仆”，支撑起整个国家权力体系。
　　与此相应，政府官员对纳税人（无论直接纳税还是间接负税）应当有一种感恩情怀和服务意识，视为自己的衣食父母，而不是视自己为民众的父母官。现代政治社会，绝不允许政府胡作非为，也绝不允许官员额外地将纳税人的钱中饱私囊。这就是现代社会公民纳税与皇权时代臣民纳税的根本区别所在。
　　既然纳税人对税收拥有所有权，对政府财政理所当然地拥有知情权、监督权，有权要求政府公布财政预算、公共部门账目等财政信息；有权要求官员公开私人财产。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公民不成其为公民，还是过去的臣民，自己纳了税，却无权知道皇帝官老爷把钱用到哪里去了。
　　这就是以纳税为基石的现代政治伦理，政府收税的目的不是为了拥有强大的财政，也不是为了侍奉官员，而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兑现政府的职责。并且，为了兑现其职责，越发要让纳税人有知情权、监督权，形成有力的制约机制，保障公权力始终运行在为纳税人服务，而不是侵犯纳税人利益的轨道上，反之，则是政治伦理的颠倒混乱。
　　基于这样的政治伦理，我们再来理解唐福珍自焚，就会发现，这是公民无力保障自己私产的悲剧；官员要求记者向着政府说话，是官员仍把自己当老爷而不是当公仆的表现；城管打人，不过是“城管群体正在为制度积弊背黑锅”；百姓干多挣少，“本质是个权利保障问题”；饮料砷超标，是如何摆正消费者与监管机构关系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伦理颠倒混乱的恶果。
　　现代政治伦理蕴含的道理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宣讲。当我们呼吁培养公民意识，高喊建立公民社会时，我们不要忘记，纳税人意识是确立公民意识的前提，因为纳税人意识是一种“主人翁”意识，否则，都是一个个弯腰弓背的假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