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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对马克思晚年思想转变的影响
天涯诗客
2970 9
2009-12-08
复旦大学学报

韦定广


内容提要：本文以对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考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这次危机与马克思晚年思想转变的关系。文章认为：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1873年经济危机存在着与以往历次危机不同的性质与特点；由此构成对马克思以《资本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分析及社会变迁理论模式的挑战；马克思生前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次危机的特殊性及其挑战性，并努力在理论研究上进行调整和转变。

关键词：经济危机　马克思　挑战
　

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不但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且是马克思生前所经历的最后一次经济危机，是继第一国际解散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之后，对马克思的晚年思想及其理论研究产生较大冲击的又一事件。深入研究这次危机的表现形式、特点及其对马克思原有理论范式的挑战，有助于我们“破译”晚年马克思之谜。例如：为什么马克思在最后10年停止《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和修订工作，并迟迟不愿付诸出版？[1]为什么马克思晚年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人类文化学及俄国公社问题？马克思最后是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却几乎忽视1873年经济危机与晚年马克思关系的研究。


（一）

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源于5月9日维也纳的债券交易，24小时内股票贬值了几亿盾；接踵而至的，是信用全面瘫痪和有价证券交易中止。维也纳的交易所危机很快蔓延到欧洲的其他交易所。由欧洲各国停止对美国的资本输出，导致美国纽约银行不再对铁路公司和工业界拨款，于是在9月18日，随着拥有北太平洋铁路大量债券的泽依－库克金融公司宣告破产，一场影响深远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终于全面爆发。受这次危机打击或影响的国家，除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外，还有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比利时以及日本、阿根廷、印度等非西方国家。自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每隔一段时间就爆发一次危机。但与以往各次危机比较，1873年的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的强烈程度来说”，却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2]

马克思最初对这次危机不但有所预感，而且抱着强烈的政治期待。1873年1月24日，在为《资本论》第二版写的跋中，马克思确认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特征，“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现在，“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3]但是，马克思没有料到危机会在当年爆发。因为自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后，大约每隔10－12年一次（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而1873年危机距前一次危机相隔仅7年时间，这似乎多少印证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两个基本判断：周期越来越短，程度越来越猛烈。所以在1875年6月18日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指出这一次危机与以往危机比较，“总危机周期的时间在缩短”，这是一个“真正值得注意的现象”；“但特别可喜的是，这种时间的缩短正在露出如此明显的迹象；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34.139）这说明在危机爆发两年后，马克思依据他原有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危机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后果至少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然而，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展开，逐渐显现出与以往5次危机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特点。

首先是危机的策源地和“震中”完全从英国移向美国。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源地，而且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顶端或“中心”地位。因此，马克思始终强调《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规律的分析，“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4]但是，1873年的危机却始自美国，而作为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迟至5年后才进入危机阶段。在1879年4月10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这次危机“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特别是在英国发生危机之前，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34.345）

其次，重工业既是危机中遭受打击的主要部门，也是危机过后经济高涨的基础。以往危机过程中，遭受重创的主要是轻工业。例如在英国，棉纺织业曾经是前4次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和部门。1873年危机虽然最初表现为交易所混乱和信用危机，但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过剩却主要发生在重工业领域。无论是最先爆发危机的美国和德国，还是后来的英国，重工业在这一次经济周期的高涨和危机阶段都处于中心地位。危机期间，美国纺织业的生产只缩减了18－20%；德国1875年的棉花消费量下降了10%，1876年情况又趋于好转，各棉纺织厂消费的棉花甚至高于危机前的繁荣时期；英国的棉纺织业在1873、1874年仍在继续发展，生产量和出口量都没有下降。

第三，这次危机包括农业部门和部分非西方国家在内，从而真正具有世界性质。如果从“普遍”性生产过剩角度衡量，1825年、1837年的危机虽然在国际范围产生影响，但还都属于英国性质的危机。随着美国、法国等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及其工厂制度的发展，1847年的危机开始具有国际根源。而1857年危机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不仅像1847年那样具有国际性，而且开始表现出世界性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1847年后西方国家工业化与世界市场迅速发展的一个结果。英、法、美、德四国当时占有世界工厂工业的4/5左右。然而在“世界性”方面，1873年危机才是真正当之无愧的。一是涉及到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以及部分非西方国家的农业危机，成为1873年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的运输工具的出现不但大大降低了长途运输的成本，而且缩短了海上运输时间，这就造成大批廉价的农产品不断从美洲、澳洲、亚洲等地运往欧洲和其他地区，从而导致1873年同时爆发世界性质的农业危机。二是危机不但波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对世界的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产生影响。在19世纪60、70年代，除了非洲内陆和亚洲、拉美的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大多数国家已纳入世界市场范围。在这一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商品、金融与贸易相互联系，任何一处发生波动，都会迅速地蔓延开来，因而使危机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性与同期性特征。

1873年经济危机的结果，一方面与以往历次危机一样，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毁灭性影响”；然而另外一方面，又并没有如马克思最初所预言，成为资本主义结束其寿命的信号。1879年4月10日给丹尼尔逊的信，具有总结这次危机的意义。危机虽然还没有结束，但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34.346）事实证明了马克思这一认识的正确。1873年经济危机结束的只是自由竞争统治，而正是在这次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开始走向垄断阶段。垄断是生产关系形式在资本主义范畴内的一次质变，从而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过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次危机本身及其后果对马克思原有理论分析框架及其晚年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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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诗客
2009-12-8 10:52:28
（二）　
　
        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马克思的挑战，首先表现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分析领域。

        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马克思曾经预言工人的解放能够很快在欧洲主要国家获得实现，但实际上革命的结果只是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发展。50年代，马克思从对欧洲革命经验的政治总结转向全力研究政治经济学，目的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生产运动全过程，以便使无产阶级清楚地理解支配这一矛盾运动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那些规律，因为马克思相信：“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5]为此，马克思日夜兼程，广泛研读和搜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和各种文献资料。1857年，马克思甚至表示：“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了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6]《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之后，他也曾经努力争取尽快完成全部工作。例如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曾经下很大　功夫从美国、俄国等地搜集有关土地租问题的资料，以修订地租部分之用。至少到1877年底，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抓紧在有生之年完成《资本论》的宏伟愿望。该年11月在给威?布洛斯的信中，马克思强调：“我的健康状况迫使我把医生给我限定的时间全都用于完成我的著作（指《资本论》――引者注）”。[7]在次年11月给丹尼尔逊的信，还表示过要争取在1879年底前将《资本论》其余部分抓紧付印。然而到1879年4月10日给丹尼尔逊的信，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表面理由是因为德国专制制度妨碍出版，但为马克思所承认的真正原因，是他已经发觉1873年经济危机将带来理论上的“修正”。他明确表示：“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34.345）1880年6月27日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信更进一步说明：“在目前条件下，《资本论》的第二册在德国不可能出版，这一点我很高兴，因为恰恰是在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34.424）

         经济危机起源于生产与市场需求之间的脱节，因而，重要特征同时也是使危机有可能陷于“绝境”的特征表现为：“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8]然而，1873年危机却出现了以往危机中所没有过的两个重要现象。一是金融非但没有出现以往危机中崩溃的情况，而且整个运行并没有遭受太大的影响。在1879年4月10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注意到了这一点，指出：“金融市场的真正中心（不仅是联合王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伦敦”，“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大股份银行，如英格兰银行，至今还只是从普遍停滞中获取利润”。马克思认为，这和英国与法国、美国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特别是金融资本的互相渗透有关系。法兰西的银行几乎成为英格兰银行的一个分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出现混乱迹象时，法国货币会自动涌入。另外，由于在这一次经济危机中美国最先进入也最早结束，所以当后来英国银行储备面临压力时，美国已经静悄悄地恢复了现金支付手段。这是“到目前为止，使伦敦金融市场免于崩溃的主要原因”。（34.345－346）二是生产虽然有所下降，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还能够继续进行。例如在危机期间，美国的对外出口只下降了10%，而且是在1875年后才开始出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钢产量始终没有减少，只是在1873年和1874年稍有减缓，但到1875年又大幅度攀升。英国的生铁生产虽然受到出口下降的影响，但国内市场需求量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因此从1875年到1878年，国内生铁的销售量均超过1873年的水平。棉纺织业是英国的重要工业部门，但在1873年之后，棉纺织业的生产量和出口量并没有出现下降。这些成为英国迟迟未发生全面生产过剩危机重要原因。[9]因而1873年危机虽然比以往历次危机都经历时间长、波及范围广，但在局部的时间和地点上并不是十分严重，特别是对整体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社会运行并没有产生过于激烈的冲击。以致西方有历史学家怀疑1873年危机期间是否存在“大萧条”阶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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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诗客
2009-12-8 10:52:54
        1873年经济危机新变化的形成，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新发展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密切相关。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德国和法国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迅速成长为几乎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对手，从而加剧了世界市场的竞争。恩格斯曾经说过：“自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有了厉害的竞争对手，以前意义的危机时期已经结束了。”[11]世界市场的扩大与竞争级别的提高，一方面使得危机周期拉长，另外一方面也改变了危机的运行模式，即从一国为主、别国受其影响，转变为多国次第发生、互相交错进行。借助新工业革命、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各主要工业国家之间以及工业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经济上的联系与往来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英国社会学家戴维·赫尔德认为，世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密集全球化”时期。[12]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资本势力扩张显著，跨国金融往来范围更加广泛、影响程度更加深刻。5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互相投资或向落后国家投资，总额为4.2亿英镑（合20.5亿美元），到1870年，猛增了3番以上。[13]同时出现对外投资和借贷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方式进行的现象。欧洲的国际债券市场向全球扩展，从1870年起，伦敦和巴黎市场上的外国证券价值甚至超过了国内证券的价值。1860年，英国银行组建起100多年海外机构，而1890年则达到700个。[14]二是由于远距离交通与通讯取得长足的进步的，世界贸易获得重要发展。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整理《资本论》第3卷时，通过“注释”方式说明：“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15]在1879年4月10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认为由于铁路作为“实业之冠”“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等地”的大规模出现，它将终于和远洋轮船、电报一起，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运行的“交通联络工具”。它不但为巨大股份公司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同时也成为“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而且归根结底，“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34.347）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尤其使世界贸易水平获得大幅度提升。1820-1850年，世界贸易额大约年均增长2.3%，而1850-1870年间的增长速度约为5%。所有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中期，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为5%，到1880年则达到10%左右。[16]由此，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有理由认为，19世纪70年代初，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已经牢牢地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大量且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物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之上”；从这时开始，工业资本主义演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地球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成持续运作的动态实体，而历史也已经真正成为世界历史。[17]

         国家间经济联系密度的加强，无疑会使危机的表现形式与结果发生改变。在生产与市场主要局限于一国内部时，自由竞争背景下的二者之间脱节很容易达到极端化（“崩溃”）的状态。然而，当生产与市场（产品销售市场与金融市场）超出国家界限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情况就不同了。国内市场的不足可以借助国外市场来弥补；而国外市场在19世纪后期几乎处于无限大状态，因此只要利用得好，至少可以减轻或减缓危机的激烈程度。恩格斯后来就分析过：“要是有三个国家（比方说英国、美国和德国）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为了获得世界市场而竞争，那就会出现慢性的生产过剩……”[18]而马克思以往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支配下的危机形式与后果的分析，大体是以“国家经济”为基本单位，以经济的自由主义运行为前提。从1873年以前的五次危机情况来看，可以设想在一国范围内，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竞争的确完全有可能出现危机总爆发的结局。然而大约在1873年危机前后，西方主要国家吸取以往的教训，开始实施国家干预经济的各种措施。例如美国自1870年起，国会干预托拉斯及各大垄断企业的发展；在危机爆发当年，政府强迫要求民众将纸币兑换成硬通货，以保证国家的财政体系不致崩溃。[19]经济全球化与政府加强对经济运行的干预，无疑对马克思以往提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运行后果的分析构成挑战。

        更何况这次危机又进一步加强了生产的集中以及资本积聚，极大地刺激了垄断组织的产生。在这一次危机后能够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中生存和发展的，逐渐以实力雄厚的不同股份公司形式为主体。而“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20]资本占有形式从以往的个人或家庭占有发展为以股份公司形式出现的集团占有，虽然本质上仍然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但从效果上分析，由于更进一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因而使矛盾的尖锐程度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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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诗客
2009-12-8 10:53:25
（三）

         1873年经济危机及其后果还构成了对马克思社会转变模式的根本性挑战。

         在创立社会主义理论之初，马克思就坚信：“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1]做出这一预言后不到一年，欧洲革命爆发。1848年欧洲革命激烈程度以及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表现使马克思更加确信：人类未来社会的实现，就在于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革命的必然性又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状态和工人生活的极度贫困化。《共产党宣言》隐含着一个论证无产阶级革命必然爆发的三段论逻辑推理：

         大前提：在阶级社会里，“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

         小前提：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工人的生活“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资产阶级“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

        结论：所以，“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的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22]

        《资本论》第一卷对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科学揭示，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上的证明。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断加深，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在总危机爆发时刻，由在危机中生活陷于极度贫困的无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完成对“剥夺者的剥夺”的历史使命。由此，马克思完成了对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模式的论证：“矛盾――危机――革命――人类解放”。
        然而19世纪70年代以后，首先是危机的策源地发生转移。马克思按照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分析，英国这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工业国是最有可能率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但是由于海外市场的开拓及其他原因，却使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不再像30、40年代那样尖锐。而美国、德国等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新生工业国，尚具有充足的发展潜力。
     其次是工人的生存状态发生较大程度的改变。将广大工人的收入维持在最低限度的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水平和严重的“异化”现象，是19世纪上半叶无产阶级不断举行武装起义的重要原因。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大规模殖民扩张后垄断利润的迅速增长，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有可能在提高工人实际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比较大的进步。英国全日制工人的实际工资如果以1850年为100，1873年则上升为128，1896年为176；法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873—1896年间增长了25%。[23]危机期间自然免不了发生工人失业、工资水平下降情况。但是在60、70年代，随着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相继建立和巩固，各国程度不同地推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就像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的那样，选举权的扩大、义务教育法和普遍兵役制的推行以及社会福利政策这三个方面的改革，使工人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强烈的“异化”感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变，增强了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民众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认同（identity）。[24]对于工人阶级革命性出现衰退的现象，马克思曾经在1878年2月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过：“由于1848年开始的腐败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34.297）不但是英国，这种情况在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也在渐次发生着。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对立依然存在，但是尖锐程度有所和缓；斗争仍在继续，然而“火药味”在减少。事实证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发展到一个新的更加成熟的阶段，而马克思原本预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形态由于前提条件的丧失，发生的可能性已经很小。直到马克思去世，欧洲范围再也没有爆发过他所期待的“新的革命”，而且之后也一直没有发生；相反，一次次危机却不断推动着西方国家生产的无限扩张和资本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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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诗客
2009-12-8 10:53:55
每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或革命家都希望自己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目标能够在有生之年获得实现。马克思也不例外。遗憾的是等了足足20年，不但期待中“洪水”始终没来，而且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爆发“洪水”的迹象逐渐成为未定数。从全部的理论创造过程分析，我们不能不承认，马克思对历史的发展有一种只有大思想家才具备的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凭借着异常丰富的知识与科学的研究方法，能够通过捕捉历史和社会发展中十分细小的、往往为同时代人所不注意的事件甚至蛛丝蚂迹，并洞察其未来影响。在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还没有结束之时，马克思已经感觉到它将带来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的发展阶段”，认为危机过后，“情况会重新沿着上升路线发展”。在1878年11月15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指出：“上升路线”在北美，“是变得更坏的情况下在这里出现”，即人民再要想摆脱以垄断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组织形态的“毁灭性影响，将是徒然的”。（34.333）由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观察，马克思生前实际已经预感到原有理论模式所面临的挑战。1881年2月22日的致斐?多?纽文胡斯信，是马克思生前留下的最后的重要文献。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对自己原本的一些思想及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与过去不同的见解：



    ――明确反对“设计”或预测未来，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25]

    ――明确表明对“革命”的态度，首先指出巴黎公社成员中的大多数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提出如果当时与凡尔赛政府达成“妥协”，是“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一种选择；其次是不主张“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

    ――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关键性的形势还不具备”；强调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必须和具体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否则，“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覆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26]




14年后，恩格斯在距逝世不到5个月的1895年3月6日，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撰写导言。恩格斯在文中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27]


    总之，经过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马克思觉察到了资本主义新变化对原有理论模式的挑战，认识到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方式的局限性，出于严谨的科学态度，决定推迟《资本论》其余部分的写作、修订和出版。既然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爆发能够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已经很小（至少暂时是这样），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也就不再是一件十分紧迫的工作；既然19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正在改变着工业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原有关系状态（例如已经由简单的经济往来表现为更大程度的，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对抗和全方位依赖），另外一方面随着将越来越多的落后国家卷入全球化进程，使之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重大改变，那么，人类通向未来解放的“时间表”或许不再单纯取决于工业发达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而将与面广量大的落后国家的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马克思将生命的最后10年主要用于研究以俄国为代表的非西方落后国家，并提出了著名的、有关俄国公社能否“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命题。

   （文载《复旦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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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诗客
2009-12-8 10:54:21

[1]此处的《资本论》第二卷，是指马克思生前设想中的《资本论》第一卷以外的其余部分。后来恩格斯在修订出版时，将之分为二、三两卷。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版，第438页。以后凡引自本卷，只在文注明卷数和页码。
[3]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4-25页。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86页。黑体字为原文所有，以下同。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1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628－62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750页。
[9]主要数据参见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459、461页。 [10]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7－1858年》，张晓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5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8页。
[11]参见［英］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71、217页。
[12] ［澳］A.G.肯伍德、A.L.洛赫德著：《国际经济的成长：1820－1990年》，王春法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0页。
[13]《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4页注⑧。
[17]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第53－5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24页。
[18]有关美国对经济干预的具体情况，可参见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542－54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284页。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284页。
[23]参见[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24]参见Immanuel Wallerste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 Communist Interlude，or Interpretation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waller@binghamton.edu.
[25]纽文胡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询问如果社会党人取得了政权，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应当采取那些措施；同时告诉马克思，荷兰社会党人打算将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大会于同年10月在瑞士举行，共有12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所以，马克思的回信中还涉及国际工人协会问题。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643－64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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