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个坏习惯，总是说自己为“公”不为“私”，是“公心”不是“私心”，仿佛一“私”就显得自己不高尚了，也显得这个词不好听了。同样，对于现代政治概念，也喜欢这个“公”那个“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上次已经谈过，“公平”一词对应的英文原文是“fair”，本义是指“参与各方在规则权上的平均或相等”，这是比任何结果平均、起点平均、机会平均之类更高层次的平均。请注意，是“参与各方”，不是与这个事情无关的第三方。因此，中文对“fair”的翻译是不准确的，这样的“公平”应称为“私平”更贴切一些，“私”者参与者也。由于这个“公”字用错了、用滥了，使得那些非参与者，非当事人的第三方，什么三姑六婆七姨八舅也就理直气壮地插进来乱说一气，多管闲事，好象这样才“公平”，却是完全背离了“fair”（私平）的真义。

那么，规则权的平均（或相等），有什么意义呢？当规则权不等时，规则权较大的一方，就会利用这个规则权制订和执行单方面有利于自己的规则；而规则权较小的一方，将无力改变这种对己方利益的侵害。当各方的规则权相等时，这种侵害就不可能发生。此时，参与各方唯有坐下来好好地商讨，制订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达到“共赢”而不是“独赢”的效果。通俗地说，规则权不等时，规则的制订是“以力（即较大的规则权）服人”；规则权相等时，规则的制订只能是“以理服人”了。如果与事情无关的第三方也扯进来，那么这样的“公平”也是“以力服人”（企图利用这些无关的第三方加强己方的规则权），因此，100%的不“fair”（私平），这样的“公平”是假公平。

请注意，在规则权平均的时候，并不一定能达到结果平均、起点平均或机会平均，很可能每一样都不平均。但这些不平均都是“公平”的。因为每个人享受权利（或收益）和承担义务（或风险）的意愿和能力都大不相同，因此人类社会实践的自然结果经常不会平均分配，而是承担义务较大者，亦可获得较大权利；承担义务较小者，则只获得较小权利。这就是上一篇文章所谈的“分配公理”，而这个分配公理，也就是规则权平均时，“以理服人”的“理”。当然，也有可能达到某一种平均，结果平均、起点平均或机会平均。在规则权平均的前提下，如果有某一方自愿承担较大的义务（或风险），而只享受较小的权利（或收益），那么通常人们也不会认为这是对该方的“不公平”或“剥削”（因为该方其实有另外的收益，例如道德完美、精神愉悦等，但这必须在各方规则权平均而且自愿时才成立）。因此可以这样说：在各方规则权平均而且自愿的前提下，所产生的任何一种分配方案，都是公平的方案。

有时，规则权的完全平均，可能在操作上比较难实现。那么，“差不多”、“相当”也可以接受，“fair”的原义也有这层意思。例如，甲、乙、丙三人共同决定某件事，甲的规则权是3，乙、丙的规则权均是2。虽然甲的规则权大于乙、丙，但并没有占到压倒性的优势。因而乙、丙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其他参与者的支持，从而实现自己的主张。当然，甲也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做。此时，虽然规则权不完全相等，但仍然可以认为是一个基本上“fair”的规则。反之，如果甲的规则权>4，乙、丙还是2，那就肯定不“fair”了。

因此，“公”字用在“公平”这个概念上是错误的（“平”字用对了，但也没有正确理解其意义－－规则权的“平”，不是任何其他“平”。）。但在某些场合，例如“公正”，则侥幸撞对了。这证明中国人完全不理解“公”为何义，逻辑思维能力非常糟糕。这也和中国传统的“主观词文化”有关。

“公正”（justice）一词，常用于司法方面。例如人们常说，法律是公正的。那么，这个法律、法院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个非参与者、非当事人的第三方。因此“公”者，第三方也。不过，这个“第三方”不是随便扯来的三姑六婆，而是事先（或事后也行）约定或默认的，参与者或当事人都同意的第三方。这是因为，参与者或当事人并不是总能达成一致，或者出于其他原因（见下文），此时就需要第三方进行裁决。

再请注意，所谓“公正”的裁决，其结果不一定平均，甚至可能是完全一边倒的。例如甲抢了乙1000元，那么公正的第三方裁决就是乙必须归还全部1000元给甲，并视情形给乙加以民事以至刑事的惩罚，而不是甲和乙各得500元。这是因为这个“公”的第三方裁决，依据的是“正”的原则，而不是“平”的原则。何谓“正”？就是“正义”。因此，“公正”一词可以这样解释：由参与者（或当事人）约定或默认的第三方，对参与者（或当事人）的行为（或所制订的规则），按符合正义的原则进行裁决。

如果只将“正”理解为对当事人态度的不偏不倚，那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公正裁决的结果可能是完全偏向某一当事人的。这里的“正”，应理解为对正义原则的不偏不倚（即符合正义）；然后在此前提下，对各当事人在适用证据和规则上的不偏不倚，而非裁决结果上的平均。

这里需要指出，“公平”的分配，不一定是“公正”的分配。如前文，在规则权相等而且各方自愿的前提下，也可能有某一方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享受更小的收益（但获得更多的精神上的收益）。此时，分配方案的产生完全“公平”并且得到参与各方的同意，但（约定或默认的）第三方未必会认为这个方案是“公正”的，它可能认为对自愿牺牲自己利益的这一方构成损害，于是就会出来纠正；而人们也认为，这种第三方纠正是合理的，而且可以强制执行。请注意，此时第三方所主张并取代原方案的方案，是“公正”的方案而不是“公平”的方案，不要混淆。因此，公正高于公平；其原因就在于，第三方所持的是正义（right）的原则，高于公平（fair）的原则。

再比如，甲和乙合伙打劫，劫了10000元。然后商量分赃，或者论“功”行赏，或者五五瓜分，总之自愿达成了分配协议。这里，若考察范围只限于甲和乙，则是“公平”的方案。如甲乙不能达成一致，而请了一个黑社会大佬丙来裁决。那么丙的决定也是对于这个黑社会团伙“公正”的决定。然而这种“公平”或“公正”，完全违反人类社会的正义要求，所以统统无效。另外，甲和乙的抢劫，是一种利用暴力权的强行分配，违反了对被抢劫者公平的要求；丙的裁决资格，也不为社会的最高公正所承认。因此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里的“公平”、“公正”和“正义”都是不存在的。

那就要理解什么是“正义”？所谓“正义”，通常用来形容某种符合“真理”的事业或行为，而“服从真理”是文明时代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蛮荒时代服从暴力）。从大的方面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这是最大的真理；因此，最高的正义，就是符合、支持和保护这个多元化方向的事业、行为、思想和规则。在此最高的、原则性的正义之下，然后才有其他较低的、具体的正义内容。顺便指出，正义的英文right，与权利相同。权利即正义，权利优先于权力，这是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的基本准则。

要实现这个最高的正义，只能遵从民主和法治的途径。民主，就是一种符合、支持和保护社会多元化的政治制度；法治，则是实践民主的必要环节，当然也是保障民主的必要环节。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产生的第三方（一般是司法机构，也包括监察机构）才是符合最高正义的第三方，而这样的第三方也就同时高于其他第三方。在最高的正义不存在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较小和较低层次的正义，但这个存在就不是可靠的和必然的；并且，公正高于公平，也是在最高正义存在的时候才能成立（程序上成立）。

必须指出，即使存在最高正义及代表此最高正义的最高第三方，公平依然是一种基础性的原则，而公正只能是一种必要而最后的选择。这是因为公正的成本远高于公平，而公正的效率又远低于公平。打过官司的人，都会深切体会到过程是多么漫长曲折和费时费力、代价高昂。但不如此，更无法保证结果的正义；即使如此，错判、误判和判了无法执行的情形依然不少见。因此，若大量用公正代替公平，既做不到也不可取。

最后看什么是“平等”（egality）？人们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就是一种规则，平等也就是针对规则而言的。如果对甲的行为适用A规则，对乙的行为适用B规则，或者A规则+C规则，那就是不平等。这里的甲和乙，可以是任何个人、团体或组织；而所谓“适用”，是指以某种规则进行制约或裁决。例如，甲是平民，乙是官员；甲去饭店吃饭花了100元，乙到同样的饭店吃同样的饭菜，只花了50元。那么这里就存在不平等，不平等的原因在于甲和乙的身份、地位不同，因而同样的行为适用的规则不同。

这里有一个问题，某些场合下，的确可能是不同的人适用不同的规则，但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不平等。例如，甲犯了事坐牢，那么在服刑期间他的行动自由是要受到限制的，而不是普通人所享有的那些自由；再比如，上例中的乙是这家饭店认可的一个VIP贵宾客户，认可的原因是饭店老板为了促销或者纯粹的私人感情，所以乙吃饭花的钱比普通人少，那么通常人们也不认为存在不平等。

要理解这种矛盾，必须从规则的来源和目的着眼。如果制订规则时，乙的规则权比甲大，因而可以单方面定下一个规则，将甲的某个行为定义为“犯罪”而使甲坐牢，这里就存在不平等；如果饭店老板给乙吃饭折扣的目的，是让乙利用自己的公务职权为饭店牟私利，或者打压其他竞争对手等，则饭店老板（此时折扣的规则只由他一个人制订，没有其他参与方，因此没有公平问题）的目的是不正义的，因而也就存在不平等。

因此，在公平（规则权平均而且参与各方自愿）的前提下制订和执行的符合正义目的的规则，就是平等的规则；反之，公平和正义任何一项不符合，就是不平等。这里又有问题：如果饭店老板只是出于促销或私人感情的原因给了乙折扣，而乙却因此“感恩”，自己利用公职为饭店牟利，那么饭店老板的行为和规则，效果上导致了不平等，但其目的并非不正义。此时仍然不能认为，饭店老板的规则一定是不平等的；而是否维持、修改或取消这条折扣规则，可能需要第三方的公正裁决。所以，实践上的平等或不平等，是比较难把握的；但无论如何，要准确理解和判断平等或不平等，首先要理解何谓公平、正义和公正。

最后给“平等”的定义如下：

平等（egality）－－指某项（或某些）规则同时符合来源公平（fair）、目的正义（right）和裁决公正（justice）三个要素；并且这样的规则在其适用对象范围内，对所有这些对象是平均的（equal，或相等的）。

这里的“适用对象”可以是个人、团体和组织；如不是适用对象，可以不平均。

后记：

最近几个月来，我花了很大精力和心血，也冒着可以想象的风险，写了一系列关于现代政治概念和政治理论的文章，重点在于澄清这些概念的本来意义，并揭示其背后的内在逻辑。到今天，这些文章基本上已经写齐了。剩下的主要是操作和实践方面的问题，可以先放一放。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深感到在中国，懂得这些概念和理论真义的人不多；明白，甚至意识到必须弄明白它的逻辑来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概念和理论？基于何种事实和理由？）的更是少之又少。既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人云亦云，似懂非懂，云里雾里者居多。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否则很危险。100多年前，中国近代的宪政民主进程之所以夭折，责任并不全在保守势力，甚至可以说，当时的思想家、革命者必须负上主要责任。因此他们自认为掌握了更先进的理论，并且采取了激烈的行动以实践他们的主张。当时的保守势力，可以说是理屈词穷，根本拿不出什么新理论来招架，所以才有那么一刹那的宪政民主的曙光。应该相信，保守势力当中的很多人是可以转化的，因为文明时代的人，还是愿意服从真理的多，否则就不是文明时代了。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看来，当时的思想家、革命者并没有真正掌握这些真理，甚至没有弄清他们的基本概念（真正懂得而且为之献身的恐怕只有一个宋教仁）。因此其后的那些灾难和黑暗，也就几成宿命了。如果100多年后，这种状态依然没有起色，谁敢担保历史不会重演？谁又希望历史重演？

再举一个例子：很多人都知道，民主制度下一般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和制衡。可是有谁想过，为什么是三权不是两权、四权？两权、四权或五权、六权分立行不行？

就这么一个问题，相信可以难倒不少人。不然请大家先不要看下文，先思考10分钟，看看谁想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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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一件事或一个行为的过程中去寻找。

立法－－行为前先定出规矩。 行政－－政府按照这些规矩去办事（依规矩办事，包括政府和民间两个方面；但行政特指政府行为，这是制度的重点。民主制度下，对于公务员、官员，法无允许即禁止；对于普通公民，法无禁止即允许）。 司法－－监督、检查这些事（和相应的人）有无违反规矩，有则纠正（及处罚，对于人）。 立法、行政和司法，分别对应于某件事或行为的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这就是三权分立的逻辑所在。

孙中山设计了“五权分立”的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增加了“监察”和“考试”两项权力。这个“五权”是否受中国传统的“崇五”思维影响，不得而知。但“五权分立”，从理论上来说是比较模糊的，功能因素大于逻辑因素，而决定一个事物存在发展与否的是其逻辑因素。

可以这样考虑： 监察权－－其功能与司法权相似，起到补充、辅助，也是制衡司法权，并分担司法工作的作用。因而在不少国家和地区，监察院、监察院和廉政公署之类的机构是存在的。 考试权－－这是从“用人”方面着眼。一件事要做得成，有两个关键：资金和人才。资金，即财权，一般情况下是由立法机构掌握和分配。那么人才，孙中山的设想，可能就是由考试院来掌握和分配。

然而这就和现实出现一定矛盾。什么样的人算是“人才”或不算“人才”，这不是应由一个机构决定的；哪个“人才”可用或不可用，也以具体办这件事的单位决定为宜。因此，“考试院院长”最后就成为一个比较轻闲的工作，“考试院”也主要是管些公务员职称、水平考核之类的事情。

分权越多，效率越低，制度成本也越大。这是多数国家依然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因。“五权分立”未必不可行，但必须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改善合作和协调。

以下为我所写的现代政治概念和理论文章列表，包括这一篇。很多重要的概念及其逻辑，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答案，例如权利、权力、民主－专制、自由－奴役、精英和精英主义、民粹和民粹主义、多元化和一元化、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法治社会－法制社会、橄榄型结构和金字塔结构、特权、阶级、剥削，等等，与及本文的公平、公正、正义、平均。同不同意我的答案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些文章的分析方法和逻辑过程。请网友们充分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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