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义
30年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珠三角，如今正在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自从2007年汪洋出任广东省委书记，提出要进行新一轮思想解放之后，珠三角的未来命运就进入一个众说纷纭、焦虑与期待交织的时期。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增加了特殊时期的波谲云诡的色彩。既然外向型经济导向已经遭遇巨大挫折，迟早要进行转型；既然环境、土地、能源等资源的支撑已经不堪重负，需要寻找比较效益更高的方向，那未来的路怎么走？
目前来看，破解这一困局的有利之处在于，在国家战略层面，珠三角获得了继续现行先试的授权。这是似曾相识的一幕。改革开放，珠三角的崛起，除了众多复杂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先走一步形成的各种体制落差：先开放，包括对内和对外；为了开放，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的体制落差，历经30年，伴随整个国家战略、法制和财税的统一以及争先恐后的招商竞争，整个落差已经逐渐被抹平了。

先行者的难题
如今要“先行先试”，形成新的落差，是一项更为艰难的事业。这至少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
第一个就是，无论是自主创新，还是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价格体制等方面的先试，大多是进入改革深水区。其间的矛盾，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大多是来自于逐渐固化的利益结构。减法，相对于加法来说，难做得多。
第二个，就是在经济结构的转型中，政府的有为、无为之间的界限更难以把握。腾笼换鸟、双转移、同城化、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大部制改革等，属于政府强势有为的范畴。当政府作为是在自我约束权力、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人力资源流动和成长的时候，事情的结果往往比较有利。当事情涉及具体而微的产业、行业，尤其是面对数量庞大的民间经济的时候，政府的强势有为有时候未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事情靠每亩工业生产值这样的考核指标就可以解决，那么世界上恐怕就不会有经济奇迹的崛起和没落。
就以产业升级这个人们最关心的命题为例。无数专家学者批评珠三角产业升级缓慢和进退维谷。就在当下，珠三角技工荒的现象已经十分突出。官方的智囊提出，珠三角产业升级的最大瓶颈并不是高级研发人才短缺，而是中、高级技工短缺。据统计，即使在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2008年前3季度，广东省技能人才缺口也高达71.5万人。为适应珠三角产业升级，广东省每年应培养技能人才1000万人，其中中高级技能人才要达30%。
看起来，政府真金白银的投入，改善劳工权益，都是应该要立即做的。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媒体力量相对发达，公权力相互制衡相对突出（比如人大代表对政府），民间社会相对强大的区域，为什么在人力资源方面却一直停留在最原始的阶段？
再联系到广东企业界为人诟病的“老板文化”、企业合作比竞争难、职业经理人制度停滞不前等现象，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危险的是，珠三角诸多行业的主动权正在丧失，无论是渠道的整合，还是新的内需市场开拓，在很多方面已经落到了国内同行的后面。而这种主动权的丧失，只是着急、下命令，是无法解决的。当管理都是处于粗放阶段的时候，人们怎么期望对于新的内需市场的细致开拓和整合？当制造业本身都处于原始阶段的时候，产业升级又如何可行？

成长者的觉醒
无论是健康的企业文化、企业之间的合作、健全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企业走研发生存的道路，都难以靠外部力量的一声令下而改变。它更多的是一种内生性的成长过程。就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例，现在人们更多的寄希望于资本市场的作用。但从西方的历史看，它是与管理成为一门科学、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更重要的时代演变进程密不可分的。
但这一切为什么没有在珠三角发生或者说更普遍的发生？是这一方水土已经太习惯了“拿来主义”？是珠三角已经太习惯于吃土地的利益和廉价劳动力的便宜，而无法自拔了吗？珠三角的以产业高端化为中心的经济问题如何能够被还原为更广大的文化、社会和政治问题，以便寻找和奠定更长远抱负的扎实根基？
答案也许应在内生性之中寻找。内生性可以界定政府有为和无为的边界之所在。任何政府行为都有被层层扭曲的危险，比如双转移可能就会搞成简单的企业转移，而忽视了本来产业链的生长。通过对于内生性的把握，就是要把握真问题。比如说设立高端产业和制造业本身的提升怎么可以并重？珠三角的核心问题到底是提升制造业，还是片面地设立高端产业？
在全国范围内，珠三角是一个媒体力量相对发达，公权力相互制衡相对突出（比如人大代表对政府），民间社会相对强大的区域。这样的环境本来可以在塑造区域经济特色中起到极大的作用。按理说，这些积极方面的存在早就应该可以纠正珠三角经济中的某些负面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激动的故事发生。如果这些积极的方面和经济问题之间不能打通，别说高端产业，就是制造业本身的升级都会处于迟滞的状态。因为，破除路径依赖，必须有新的积极的力量来打破固有格局。政府把马云请来说法，只是一个象征性姿态，凡事必须“返求诸己”。

（此文是重塑珠三角竞争力专题的特约作者赵义所做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