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与何祚庥先生谈几点基本常识——源：经济纵横

昨天，朋友告诉我，支持何院士的不止一个方舟子和一两家媒体；何院士已在《人民网》等处发了3封公开信，《中国经济网》对他的“独家专访”还“断定”你参与了一报一刊诬陷他的“合谋”呢。于是，我出于好奇搜索出这篇专访拜读了。“合谋”不“合谋”的我懒得去辩白，只想说：出于对何祚庥先生的尊重，我忍不住写下了这篇短文；如用语欠敬，那也不是缘于“说大人则藐之”的话语姿态，而是基于不得不然的实话实说。 　　何先生在访谈中一再说别人的基础知识太差、素质太差。我现在来对何先生讲几点基本常识。 　　

　　其一是说话的基本常识 　　首要的是尊重事实。这也是做人的基本常识，与一个人的文化程度、社会地位无关；否则就是“睁眼说瞎话”，不值得理会。重大、特大矿难频发，新华社、中新社及各路媒体都有专题报道，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总结矿难背后有五大安全问题，一是“抗拒执法，非法生产”，二是“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五是“事故背后的腐败充当了保护伞”。国务院新闻办2005年12月2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清理“官煤勾结”，从2005年10月底至新闻发布日，全国有4878名干部已从煤矿撤资5.6249亿元。面对众多血泪斑斑的如山铁证，一口咬定说什么矿难不断，是因为采矿本身“属于高风险行业”，是由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牺牲是不可避免的”，这实在太过于自大轻狂，也是对广大民众和李毅中等拒采“带血的煤”的政府官员的情感与智力的双重轻侮。 　　 　　其二是论辩的基本常识 　　俗话叫“摆事实，讲道理”。看《中国经济网》的这篇独家专访关于矿难的部分，可以证明《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一点也没有歪曲何的意见。他仍然坚持他的那些观点，甚至坚持他的那些偷换命题的表述。他虚构了一个有些人“追求绝对的零灾难”的事实和观点，然后加以批驳。何先生自称精通马克思主义，难道不知道列宁早就揭穿这类诡辩术———把一个显然荒谬愚蠢的论点强加给对方，然后煞有介事地反驳？ 　　何院士是一个科学家，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谈时谈到伤亡事故的“概率分布”，在这篇访谈中又以缉私、消防等警察和影视的武打演员来类比矿工，说采矿本身就是高风险的行业。乍听似有道理，可是科学家是最讲量化的。死亡率为0.001％、1％、90％，都是“概率分布”，都是“高风险”，故意不辨“概率”的大小高低，回避“高风险”到底有多高，能说明什么问题？能证明我国当下这么高的矿难概率、矿工死亡率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吗？采矿业难免发生矿难、难免死人，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一年发生这么多特大矿难、死伤这么多矿工的必然性吗？何先生的逻辑链条明显断裂，他振振有辞的推断就显得可悲又可笑。 　　 　　其三是思维的基本常识 　　有一条就是考察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都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即一定的时空境域之内。何院士居然拿抗日战争来比方今日中国的经济建设，以证明牺牲个人生命的必要和必然。我相信他这样类比不是出于冷血，也不是为全国近期被关闭的4000多个煤矿的矿主喊冤，而是出于思维方式的谬误。即便是战争年代，“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指挥官也应尽可能将己方的伤亡降到最小吧。 　　何祚庥说：“如果中国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在煤炭行业采用高投入的办法确保职工的安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其他问题，比如国家会出现煤炭供应不足，会错过发展的时机……”且不谈当前我国的采矿业安全投入在许多地方根本不是高不高而是有没有达到最起码标准的问题，只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用较高的投入来确保职工的安全？虽然何祚庥否认自己奉行“早期资本主义的法则”，但他反复强调个人为了国家的发展应当不惜牺牲，这种思维方式不过是把私有制下的资本主义替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奉行的依然是那种与“以人为本”理念格格不入的每个毛孔都带着血腥的原始资本主义原则。人类社会早就变换了时空，“发达国家”尚不发达时那一套罔顾劳动者死活的法则在当今世界是绝不应“照搬”的，即使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00年之前。60多年来，文明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已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比如，二战时，战争双方都对敌方的大都市狂轰滥炸，完全不管平民的伤亡，如今谁再这样做就犯了“反人类罪”，为国际舆论所不容。时至今日，何祚庥院士还在竭力鼓吹为“实现工业化的梦想”而不惜牺牲一部分国民生命的高论，他的思维未免太欠与时俱进了。 　　 　　其四是历史文化的基本常识 　　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那篇访谈中，何院士有一段关于“人本主义”的妙论。他说：“我何祚庥高讲人文主义，高讲以人为本，反对以大自然为本。他们(指那些环保主义者——鄢注)是什么？他们是狗文工作者、鸡文工作者、牛文工作者……”读来叫人捧腹，但不是因为这些话幽默，而是因为这些话无知。原来何先生理解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是相对于“以大自然为本”，是“以人类为本”，是人类中心主义。其实，有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并不是针对佛教、道教或“极端环保主义”的众生平等、万物齐一，而是在反抗中世纪的神权、王权中产生的，起源于“文艺复兴”。相对于神权，人们把目光放在今生今世，“人被推向科学与艺术关注的中心”；相对于王权，“从古希腊思想出发，人不再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有着自己目的的生灵”；由于“人”被置于中心地位，所以称之为“人文主义”(或者叫人本主义)。至于个人与阶级与国家是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共产党宣言》里有明确的表述，不用我在这里抄了。何先生是上世纪20年代出生的，他理应明白，我们在表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这些观点时，一定要与法西斯主义划清界限。法西斯主义肇始于上世纪20年代的意大利，墨索里尼赋予它的内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反对多元化、反对议会、反对资本主义；全体意大利人民应该放弃私利，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共同生活。因此，法西斯的竞选口号是“信任、服从、斗争！”(参见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世界历史》简明读本，德国人曼弗雷德·马伊著)轻言公民个人应当为“整体利益”而牺牲，仿佛只要他老人家一祭起“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本”的大旗就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地调兵遣将，这是什么主义不好下断语，但肯定不是人本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其五是政治基本常识 　　政治基本常识包括两个方面，之一是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马克思主义是为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学说，是在批判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它是工人运动的旗帜。早期资本主义野蛮地压榨工人的剩余劳动，资产阶级的政府无情镇压工人的反抗，就像19世纪法国作家左拉在他反映煤矿工人生活与斗争的小说《萌芽》所描绘的那样。然而，正是工人运动的抗争，正是像左拉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才有了资本家的让步，才有了工人劳动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福利的增进。尽管我们今天的国家制度与左拉所描写的那种时代性质不同，但对于为了追求暴利而不顾工人死活的黑心矿主，对于官煤勾结放弃监管职责的腐败官员，我们每个有幸不必下井谋生但良知未泯的中国人，是应当对矿工持同情心，谴责草菅人命的黑心矿主和贪官污吏，还是应当用似是而非的“理论”为后者的倒行逆施进行合理化辩护？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呀。 　　政治基本常识的第二个方面是对现实的政治伦理、政策、法规的体认。何祚庥在回答“您怎样看待这些矿难”时说：“……我高度拥护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是硬道理’。在这个指导思想下面看问题，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他似乎完全不理解或不理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什么要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施政方针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难道它们的提出不是有的放矢，不正是由于有些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将GDP数字增长置于“人”的悲欢安危之上，甚至不惜牺牲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因而积累了种种社会不稳定因素，乃至激化了许多社会矛盾吗？不正是为了更有利于中国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吗？何祚庥先生声称“在自己的岗位上参与政治”，他怎么会对这些当下最基本的政治常识都毫无知觉呢？ 　　以上所言“卑之无甚高论”，写字时一点辩论的快感都没有。可是，不说还真是如鲠在喉。什么时候我们再也不要讨论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