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vs.杨振宁
2009-12-04 中国时报 【傅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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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不会因杨振宁（图左为余英时，图右为杨振宁，本报资料照片/王爵暐摄）的信和书而改变对杨一贯的看法。

　史学家余英时过去一年多来似已封笔，大家已难得看到他的文章，尤其是讥谈两岸时政的论述，幸好他仍是电台的特约评论员，不时开讲，海内外人士还能听到他的谠论。前些时大陆的学者季羡林过世，余先生发表了一篇评论，专谈所谓「大师」，之所以有这样的谈话，是因为季羡林生前被尊为国学大师，照余英时看来，季羡林是梵文、巴利文的专家，和国学扯不上关系，尊季为国学大师，让人有啼笑皆非之感，事实上，季羡林本人也反对别人称他为国学大师。

　余英时这篇评论的真正目的在讽刺中国当代的一些大师根本不够格，他们成为大师不是因为学术上有何特殊成就或人格如何高洁，而是对当权者歌功颂德被封的，并且话锋一转，说「包括科学界大师，像杨振宁也是如此」。虽是轻轻一笔带过，事闻于杨振宁，却很在意，特地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余英时表示关切，说「英时兄」恐怕对他有误会，并随信附了一本他写的「曙光集」（杨妻翁帆参与此书的编译）给余，希望余看了他的书后误会能够冰释。

　可能叫杨失望的是，这本「曙光集」非但没能消除余对杨的误会，反倒坐实了杨是北京的apologist据了解，余英时不会因杨振宁（图左为余英时，图右为杨振宁，本报资料照片/王爵暐摄）的信和书而改变对杨一贯的看法。

　不可讳言的，余英时和杨振宁是海外华人社会中两位截然不同的典型，在学术成就上，一位是有诺贝尔人文奖之称「格鲁吉奖」的得主，一位是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可谓旗鼓相当，只是在思想与政治立场上，彼此的信念都很坚定，可说是各行其是，没有交集的。偏偏台湾有人头脑不清或是不信邪，在去年夏天要安排一场余英时和杨振宁的世纪对谈，结果是余英时因病住院而没有谈成，即使余英时没病，十之八九也谈不成，因为余压根儿就不想和杨谈，两人的想法南辕北辙，根本没什么好谈的。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杨振宁回归中国后，他一直是个争议性很大的人物，尽管他有一颗无可厚非的中国心，但因爱国过于情殷，难免遭人误解，被贴上共党同路人（fellow traveler）的卷标，说来是毛泽东害了他。杨初访中国时，住在旅馆里兴奋得难以成眠，对一穷二白的旧中国能在短短的数十年脱胎换骨，百思不得其解，等到看到房间墙上的毛诗，方才恍然大悟，那句诗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从此杨死心塌地的服膺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

　而自从杨娶了二八佳人的翁帆为妻后，他的争议性就更大了，据华裔数学家项武忠统计，大陆网站贴了二万多条关于杨翁婚姻的评论，绝大多数是负面的，中国的许多女性表示愤慨，说杨振宁给掌权的老头儿们，做了一个很坏的示范。

　不管杨有多大的争议性，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是没话说的，尤其是他创造的Yang-Mills理论，是近代物理极其重要的理论，自此而言，杨振宁在物理学的地位是不朽的，可惜瑕不掩瑜，弄得余英时不愿和他同台演出一出好戏，这实在是公众莫大的损失。

　杨振宁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想做西方人所说的Renaissance man（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要开风气之先，领袖群伦。其实他若专注于科学研究，偶而发表点儿政治意见，一点问题都不会有的，李远哲也有同样的问题，只是李的格局及境界比杨差多了，以致最后搞得天怒人怨。若说Renaissance man，三人之中余英时庶几近之，当然他也非完人，有人说余反共反到有些病态了（pathological），还有海外的同行批评余在学术上稍欠厚道 （指钱新祖事件），不过余是直道而行的人，应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