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地感觉他是全盘接受西方的学说和观点，而基本没有加以批判和自己的思考。而且逻辑不严密，没有一个系统严谨的思想体系。
楼主当杨是弱智还是肯定他的别人是白痴呢，好好读读人家的作品，了解了解他的经历！
2漏的说的很准确  那些东西都是非您我所能评价了的。

楼主 我想你在批判之前 应该先表述下杨小凯先生的观点，再结合他的观点来批判，哪些观点在你看来是偏激的，或不妥的，而你现在通篇下来我只看到一些批判的大话，而不见批判的内容，或许像你说的是错的观点太多了，那你也应该选择一些你认为最错的。
本人看过一些杨的书，你说杨不了解中国国情，那是不对的，他生在这，长在这，经历过文革，沐浴过改革，甚至在晚年，有时还用中文写作。
当然，他的观点会有不妥之处，还望指出来，共同探讨一下

制度经济学涉及到经济史的部分，好多数字都是模糊的，或者从历史学角度说，是靠不住的。
我看好多学者用麦迪森关于过去千年世界GDP的估计，然后去论证自己的观点；麦氏的估计非常粗略，近期李稻葵他们也在搞中国古代GDP的研究，应该来说会准确一点，毕竟有中国历史学家合作，对文献要熟悉多了。
杨特别强调宪政、产权，如果是这样，经济史就没有必要研究了。XX国有宪政和私有产权保护，所以经济发展了；XX过没有宪政和私有产权保护，经济就停滞。这种解释太过宽泛。杨的经历使得他对g.c.d非常反感，而极端的信任自由。
但是杨的研究绝对值得尊敬。

9# xuxinyus

强调宪政和产权是必要的，说他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即有了它也可能发展不好，但失去他却不可能发展的好，当然，这两者也有些区别，产权对短期的经济发展比较有利（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而宪政对长期的发展更为关键，所以现在是呼吁中国搞宪政的时候了
至于数据方面，不知你看过没，其实杨的书中对数据的引用是很谨慎和丰富的，当然，每个学者在写经济史时都会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像诺斯，没有自己的框架，只是一堆数字的话，就不称为经济史的分析了，而杨的框架正是宪政和产权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pinggu.org/bbs/viewthread.php?tid=653371&page=1&from^^uid=709315

其实是我们收到国内的思维定势，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才会觉得杨小凯写的东西过于偏激。杨的经济直觉与洞察力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所能够匹敌的。杨的超边际分析框架是天才构想，俨然有吞噬新古典之气势，再让他搞上一二十年，新古典的主流地位极可能不保，只可惜，天妒英才。

1# qianqianzhidi 不要轻易的做出决定。

基本没有经济学家不是有错的

10# 红蓝一剑
相对于杨小凯，我还是觉得林毅夫的分析会贴近中国现实些
从初始条件（一个欠发达国家）出发
1）选择渐进式，就是经济改革，没有产权和宪政的经济增长只是短期（从现有经验看，短期是多短？）表现，所以长期发展将面临很大困难。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促使分工细化，加大了协调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以至于成本超过受益，长期增长受限。但这忽视改革过程中的新制度调整，也就是说当经济改革进行时，也会推动产权和宪政的改革。如果“80%的产权和宪政未必比60%的产权和宪政好，一定要100%的产权和宪政才能发挥作用”成立，那么渐进式改革就是失败的。可是经验并非如此。
2）直接进行宪政和产权改革。a，政治阻力非常大，实施成本可能高的吓人，而如果寄希望某个领导人和政党的权威也就偏离了自由主义。b，经济层面分工水平低，如何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缓慢的增长如何能取悦自由化下的民众？c，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实施了未必会有好的发展，风险很大，谁能承担整个国家和人民的风险？d，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怎么平衡？我相信大部分人是短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短到底是多短？）。
当然，杨所谓的后发劣势可能只是对中国的一种警醒。实际上在任意一种制度下，经济发展都会收敛。但制度是在不断进步的。

杨的理论诀非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的结果。恰恰是，他10年的牢狱生活中的独立思考和西方经济学的很多方面不谋而合。但是他是极右派，这一点无可置疑。但不能因此否定他的学术成就。

15# xuxinyus

很高兴与你讨论
确实，如何区分短期和长期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一般经济学按生产要素的可否自由流动来区分长短期，是的，对于一般的要素而言，随着分工的演进，交易费用的降低，会从短期转化为长期，从你的意思来理解，就是宪政会随着渐进式的改革而完成，即使过程可能比较漫长，但你忽视了路径锁定的问题，渐进式的改革越改到后来改革的成本越高（即得利益者），以致失去改革的动力，陷入死循环。
再者，你讲的现在改的成本高的吓人，也是值得商榷的，像言论自由的权利，出版自由的权利，在不威胁党的统治的前提下，成本不会太高吧，现在的问题是造反的成本才高的吓人。在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各种意志才有表达的可能，学术自由才可以实现，创新就会在不同思想的碰撞下闪现，而熊彼特的观点正是每一次的技术变革才导致一个时期的繁荣（补充你的短期和长期问题，我认为当中国用尽了现在的成熟技术后，而没有创新的传统之前，这个短期也就结束了，经济的停滞不可避免），而创新的获得是极其困难的，其实有言论自由的制度也不一定能，欧洲用了4，5百年的时间才聚集了这个传统，而美国要是没有两次世界大战，大批欧洲的知识分子补充，任他的制度再好，也不尽然能成为世界技术变革的中心。
再看下现在的中国，情况是严峻的，学术的腐败，盗版的横行，整个民族的创新无从谈起。当然，我估计中国还有20年的人口红利，还有20多年的后发优势，随之而来的还有20多年的经济增长，而如果中国现在不进行些许制度的变革（我主张自由为前提，让私营企业自由的创造，让民众自由的表达，让学术自由的争鸣，当然这一切都要在宪政的框架下，不能乱来，而且，进一步说，民主是个值得商榷的概念，我现在有点怀疑在一个不怎么健全的社会里，选举是否是最佳方案，当然民主社会应该是）则这个短期可能真的永远只能是短期了，从这一方面说，现在着手进行宪政的改革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中国已经错过一次了（6  4），再不能错过第二次了。
   （现在貌似有国进民退的现象，吴晓波的经验数据表明，从1840年以来，每一次的国进民退，都导致灾难的结果（洋务运动的后期，蒋政权的后期，新中国成立的初期），而开始时表面上都是成绩斐然，这就是没有宪政的构架，没有约束国有资本的机制，没有自由表达的机制。好了，先说这么多。））

1,经历了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引起的"三重变革和转型(文化,政治和经济)"非西方独有,今天中国发生的事可以纳入到这一框架下去讨论.

17# 红蓝一剑
我是非经济学的学生，主要是来学习的，谢谢指点。
其实我是支持宪政和产权改革的（从长期看）。我算半个杨小凯信徒吧。我很佩服他的超边际分析，但我看不懂，呵呵。
制度的惰性是很大的，我个人觉得长短期的划分应该是人生时间的度量，40年就是短期，等80年代接受教育的那批人执政的时候，就是改革的质变期。2020年以后，20年为一个短期阶段。
一个世代的转换就是短期的结束。社会结构，存在三个主导阶层，A：掌权派（60岁以上的）和派生的权力集团，B：社会基础（25—60岁中产阶级），C：青年人（18—25岁）。A、B的价值观、知识结构、文化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在C时代决定的（这是我整个观点的核心，需要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的证明）。
在78年至今的中国，权力结构是A＞B＞C，但A在下降，B在上升。而正常状态（2020年）应该是倒U型。
到了2020年，B是社会权力的中坚，C决定着下一个周期的走向，A受到1980s教育的影响，其宪政、产权和民主、自由观念已经脱离了革命、阶级意识的影响。这时政治改革的阻力将会变小（绝对阻力比78年、现在肯定要大，但相对阻力会比现在小）。
所以说未来10年是中国最关键的10年，应该也是最有希望的时期。随着教育水平，价值观，公民意识，市场机制的完善，政治改革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
但我不支持短期的剧烈政治改革。
短期内的政治改革是自上而下的（独裁党放弃执政，确立宪法和分权原则，保护私人产权，这依赖于原有执政党的主动性），是国家谋划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
1）A有信息资源优势，掌握国家的财政、金融、商业信息，以及未来改革走向。这种信息（极有价值的信息）不对称会产生新的“大资本家”。以前的MBO就是很好的例子，东欧的情况也算例证吧。所以苏联后期，政治高层是支持改革，而民众还是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我记得有个美国经济学家研究过，具体不清楚了）。90s的民意调查，大部分人民还是很怀念社会主义。
2）A将获得更好的声誉。打着改革的旗号，西方和民众的支持，强化了他们的信息优势。
3）法制约束力的形成是个漫长过程，B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基础受到上一个时期C的影响。
4）市场机制的完善有个过程。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都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空白期，经济发展将是毁灭性的。
5）产权重新分配产生的费用也是不可估量的（在经济起步时期，占国民经济比重会很大）。而且谁来主导这个产权再分配？如果还是A，那么改革将是“伪改革”。中国自1840年来的民族主义，不可能请杰弗里.萨克斯这样的人来设计改革吧，我们也不想让世界组织、西方插手。
6）西方世界会因为我们是宪政民主国家而支持我们的发展吗？我不相信美国所谓的“人道主义”。
由此看来，中国的渐进式会带来种种弊端，但在现实条件约束下，是适合中国的道路。

17# 红蓝一剑
创新也是内生的，美国近几十年的科技创新并不是由于原生智力的优势。实际上，我有点担心人类创新的前景，因为现在人类的科技水平已经太高太高了，人类应该转向建设绿色世界。不过如果未来世界所有人都达到现阶段美国人的生活水准，世界不发展也无所谓的。我相信这一天就是社会主义到来的一天。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
你也说到，中国还有20年的人口红利，这是我们的缓冲期，在人口红利快要吃光的时候，中国已经通过渐进式改革过度到宪政下的民主社会了。

21# 红蓝一剑
我觉得经济理论也很难解释宏大和长期的表现，毕竟参数太繁杂，甚至都不存在一个映射f，预测总是错的。
我是学历史的，就像我们尝试去解释历史的时候，都是反历史的。
所以越来越数理化的经济学是对哲学分析的逃避。

迷人的学问和迷人的人格是两码事，杨老师的人格很迷人，学问嘛，剑走偏锋不好说。新古典早已沦陷，批判它又有什么意思。目前看来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就一个字，借，借政治学、借法学、借社会学和历史学，不借这些临近学科它什么也解释不了，学科大一统的局面永远不可能再有。想着超边际一统江湖的同学省省吧，看看ideas上排名前一百的经济学家，无论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那真是千姿百态。

看来这个帖子很热，晚上回来给热情的网友们加论坛币，希望继续讨论。我看大家不知不觉的回到了杨小凯当年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我倒认为现在（或可预见的未来）实行多党制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宪政的启动也不能可能一蹴而就，什么都给超前规定了，反而僵化了人类的行为，反观美国的宪法，也是在逐步的过程中完善的。
其实，现在政府的职责更多的应体现在转变政府职能上，通俗的将给予更多的自由，更少的干预，中国的改革其实就是放权的过程，跟随的是哈耶克所谓的自由扩展的秩序，像家庭承包，乡镇企业，政府只不过起默许和推广的职能，不过80年代是所谓的理想主义的改革，而到90年代后，改革变成了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阻力无限放大了。
hu wen我估计他们改革的阻力，不光是对传统mao 时代的继承（革命，阶级的延续），更多的是受到利益集团（可能还有左派）的阻碍。
现在启动的宪政应该严格规定政府的行为界定，对国有企业的限制，对私营企业的鼓励，对言论自由的开放，适当放开民间金融的管制，关键是让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能当企业家。当然，对私有产权的严格界定也应该启动了。   当然，现在是信仰缺失的时代，传统的儒释道被马克思摧毁了，现在的共产主义也在商品市场的大潮中被冲淡了，转型中的中国要形成自己的新的信仰是以百家争鸣为前提的，但现在可能根本无法实现。（日本，韩国，台湾是在儒家的基础上的信仰，但中国已没有这种传统了，即使现在中国貌似有国学热，但那只是功利主义的，并不会作为内心的行为准则）

版主我发的通过吧  我没保存啊

悲剧了 我写的没了。其实我想说明的是现在的中国（或可预见的未来）实行多党制并不一定合适，现在的关键是要严格规定政府的行为界定和对民间自发力量的鼓励，对言论自由的开放，对国有企业的严格限制，对私有产权的逐步建立和界定(如土地的所有权），鼓励哈耶克所谓的自由扩展的秩序，而这一切恰要宪政的启动（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完善的）
  关于信仰的缺失，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儒释道1949后的摧残，gongchanzhuyi 在90商品大潮中被冲淡，我觉的要形成新的价值核心，是需要有伟人级的人物的诞生的，而这种人的关键是百家争鸣，而这一切又以言论自由为前提。（像日本，韩国，台湾的根基还是儒家，他们的行为准则仍以此为标准，但当今中国虽有所谓的国学热，但那其实只是披着羊皮的功利主义，并没有内化为内心的道德标准)

哦 谢谢版主  还以为挂了

回应楼上大谈宪政的两位，宪政、民主、法治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拉美式的资本主义已经给出了明证。再参考英国的光荣革命可以看到，所谓宪政是需要社会结构作为基础的，需要两个或多个利益集团在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上势均力敌后达成一个统一的信念，再将这种统一的信念转化为一种折中的制度安排，将各个集团实际的政治力量转化为宪法书面上、文本中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其他无权无势又无有效集体行动的小民只不过是达了他们的便车，享受到宪政制度的外溢。
    中国从历史上、文化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一局面，自秦汉以来，政治势力一级化、绝对化不仅在信念上高度统一、在行动上也周期式的向此收敛，各中原因非一言可蔽。再看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主线一直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主动向地方各级的纵向分权，这种纵向分权鼓励了各级政府及官员在改革中的积极性，各级政府及官员都有激励发展本地经济、干涉企业运行、顺便也为自己谋取私利，经济增长皆由于此。目前来看，这种改革模式的缺点也全面暴露了出来，一方面，靠近政府权力的企业和个体，包扩各级国有企业、与政府有关联的民营企业可以使用国家法定的产权保护、契约执行体系以及规制机构等公共秩序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另一方面那些无法进入上述俱乐部的私有企业和个人只能依靠发展自己的商业网络和私立秩序来获得经济利益，这种机会的不均等早就了两个相互隔离的利益共同体，我们不妨将这种经济治理结构成为二元治理结构，个人认为这种治理的二元化远较城乡经济的二元化为害为甚，两个共同体使用国家公共秩序的机会是不均等的，并且这种局面随着经济利益的持续积累将愈演愈烈，自我强化，成为一种均衡。这也是我们国家的渐进式转型区别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一大特色，东欧转型的瓶颈在于欧盟化、俄罗斯转型的瓶颈前期在于遏制苏共、后期在于打击寡头，我们转型的瓶颈在于打破二元治理结构，转行政型治理为市场型治理。
    随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衰减，下一步启动的改革，也是中央政府最不情愿的改革，可能就是政府的横向分权，学界大热的司法改革、司法独立性建设正是回应这一方向的呼声。这样的改革还是只能由中央政府自发主导，所谓的信仰构建、集体行动、市民社会的作用在我们国家是行不通的，如果你奢望与此，那只能说明你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横向分权不仅仅是政府功能的分解与相互制衡，它更深层次的含义大家想想吧，就不多说了。

30# athenslee
林毅夫在香港的演讲中也说了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结构问题：
1）金融门槛太高，有政府背景的大型企业有生存空间，而广大中小企业被排斥在经济发展之外，就像你说的二元治理结构；2）开发自然资源的税率太低，资源产生了大量的“暴发户”；3）垄断的超额利润被少部分利益集团分享
由此而导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大众消费萎靡，投资过剩
为什么会中国有三个这样的问题？林没有详说，至少纯经济的角度不能解释。这是杨小凯要解释的反例
这应该是经济层面（短期增长）和政治层面（长期发展）的两难冲突吧
杨小凯的一个误区是认为短期增长必然会造成长期发展的困难

如果现今放开言论，限定政府权力，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局一直警醒着CCP；CCP成功的法宝就在于控制了大众媒介，现在是传媒帝国主义时代，我觉得言论自由是最核心的自由

接受教育，经历，阅历不同，一些东西我确实不能接受